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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無數次的在夢中見到一位老人，他衣衫褴褛，佝僂着背，在造反派的押解下，頭戴高帽，手撃破盆，一路咳嗽，氣喘吁吁地呼喊着打倒自己的口號……夢境漸漸清晰，我認出來了，他竟是我的爸爸。我聲嘶力竭地追趕，哭喊：“爸爸，爸爸……”然而爸爸不見了，醒來時只有眼中的兩行熱淚……昨日又見此夢，醒來掐指一算，今年是先父冥誕一百二十周年，八月二十五日又是他往生三十三年的忌辰。有位哲人曾經説過：“親人離開我們越遠，我們就越想念他。”是的，爸爸離我越遠，我越想念他。 陈佩秋先生题字 先父諱方巖，號介庵，字介堪，齋名玉篆樓，一九零一年（光緒二十五年）出生於一個世代爲儒的書香人家，其祖父养卿公，清同治年秀才（国学士）；父親冠英公永嘉县學童生，精書法，善绘画，母親童太夫人，慈懿爲德，勤儉持家。到先父這一輩，因上代經商失利，家道中落，但家藏书画碑帖，仍颇丰殷，先父自幼聰穎，勤奮好學，終日浸潤其中，為他日后的藝術造詣和成就，鑄定了穩固的基礎。 先父原是一介印人，畢生從藝，以書畫治印為生，因他一九四九年前，曾為蔣介石、林森、張群、陳果夫、陳立夫、于右任、顧祝同、吳國楨等諸多民國要人刻過印章；先父和張大千先生有抵足之交，大千翁的畢生畫作，多半印章皆為先父所刻，近代畫壇，素有“張畫方印，珠聯璧合”之說，雖四九年后大千翁流落海外，人隔天涯，但常有詩文唱酬，尺素往來，往事纍纍，致使先父在文革中罹獲大罪，受盡摧殘，竟遭打斷腰椎，大小便失禁，長期臥床，直至一九八七年含恨離世。 先父仙逝不久，他的總角之交——上海华师大金文学家戴家祥教授，認為先父是近百年來印壇的翹楚，遺作堪為國寶，擬於保存，倡議成立“方介堪紀念室”，同時捐贈他被抄家發還的一百零五方先父篆刻印章，作为纪念室的首批舘藏。戴世伯之慷慨豪举，激起我蒐集先父遺作，創建“方介堪紀念館”的決心。於是我將經商和授課所得之寸錙，苦心蒐集“文革”中散落的先父遺作，上窮碧落下黃泉，終有所獲。又於八十年代末，在好友林鸿興的帮助下，在温州东郊黎明乡“山下村”购置一塊村民宅基地，得到土地局批准後，遂始建紀念館大樓。籌建初始，爲安抚村民，為他們提供鄉村設施建設，贈送免费电话，拉高压電线，同時還要應付貪官地霸的敲诈，行政部門的刁难……魔障重重，历时七載，大樓方始竣工，個中苦楚，一言難盡。 “方介堪藝術館”落成時，省文物局、温州市政府、人大、政协、计委、经委、规划局、土地局等單位，均下達核准批文、時任市長的钱兴中先生，是一個懂行的領導，他为落成典礼剪彩，并蒞臨“方介堪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型文化活动，譔寫的“缅怀方介堪先生”一文，高度肯定了先父的藝術成就和對溫州文壇的影響。 新館落成不久，免費接待了海内外数以千计艺术爱好者，爲鹿城故地，贏得美好聲譽。九五年我們就打报告給新成立的新城管委会规划局，表示愿將大樓和舘藏文物，日后捐贈給温州人民，作為先父對鄉梓的貢獻。不料溫州官場經過幾番走馬燈式的變換，迎來了陈德荣書記及如今的鹿城区长，他不顧歷史事實，在所謂的“拆违运动”中，將《方介堪藝術館》斥爲“違章建筑”，橫加挑剔，課以罰款。早在九五年為了讓藝術館早日開張，我們忍屈向新城規划局交付了十萬元人民幣，始獲通過。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不知何故，拆遷辦來了一批头戴鋼盔，手持铁锤，臂扎红袖的执法队员，施行暴力強拆，进门就砸烂多媒体教室门的門窗和空调，隨即衝上三樓的书画展览厅，繼續打砸，不料因门楣掛有趙朴初先生所題“方介堪兿術舘”匾额，以及廳內展示的张大千等名人字画，所幸帶隊人，略有所知，不敢造次，揚言四天後再來肇事……此次風波，得到温州市文化局局长及文物局領導的及時阻止，方得平息。 拆遷隊的野蠻舉止，澆涼了我發揚家鄉文化的熱情。为了藏品的安全，我無奈闭舘，转移藏品，同時利用我在温州大学和温大瓯江美术学院任教的機會，翻越文史資料，自籌资金，致力於整理、编辑出版先父的遺作，在学生及师友的協助下，近年來出版了十餘部，三十余册，涵蓋印学、书画、文字学、文史等方介堪研究书籍。 爲“方介堪紀念館”大樓，是否屬違章建築一事，歷年來各屆領導權衡不一，處置舉棋不定，拖至今日，事態更為嚴峻。鹿城区政府为了解決經濟窘態，達到早日卖地还贷的目的，公然无视原先省市各級政府的批文，将兿術舘列为违建項目，限時拆迁，執法單位更是野蠻，以停电停水相威胁，不斷騷擾。幸虧原溫州市委陳艾華老書記，聯同現任温州大学党委书记谢树华（原市委秘书长），陪同我向現任有關領導解釋，方得緩解。
多年的奔走，使我深感，在這世道要建一所私立兿術舘，是何等艱難，幾無可能，如走潜规吧，则政策變幻，後患頻生；如走正規通道，则關卡重重，百般刁難，甚或公然索賄，雁過拔毛。遙想先父七十五岁時，慘遇文革劫難，抄家七次，橫遭批鬥，打斷腰椎，方家幾代人所藏之文物字画，及先父畢生著作，均被抄走，俟一九七七年平反時，已家徒四壁，惟存家父殘軀，勉活人世……如今我也七十有六，又遭此潑皮動粗，拆遷劫難，真是告狀無門，欲哭無淚。念及當年先父爲籌建溫州博物館時，意氣風發，四處奔走，告謂予曰：我生在茲，鄉土養育於我，定要將博物館建好，留澤鄉梓……”今見苦心建造的紀念館將遭毀棄，我五內如焚，愧對先父。百般無奈，擬在戊戌清明祭掃祖墳，哭祖靈以泄憤懣，孰料祸不单行，方氏在永嘉桥下镇方岙村之近两百年的墓地，竟遭摧毀，亂石滿野，泥漿直冲墓室，事後方知是墓地永嘉县城管，历年故意毀壞，且不許墓主修複，此等惡行，令人髮指。我只得选择雨夜，头戴矿灯，带领親屬与民工、潛进祖塋，從泥漿中檢出先祖遗骸，按序装入陶罐，遷葬瓯海大罗山脚，以保永安……嗚呼，不孝墨頤，無能保護故土祖塋，泣血掐腕，愧對祖先，奈何奈何！
父子之情是一段永远割捨不断的血緣,在我的記憶中，他終日握管作書，冬夏操刀不輟，嚴謹有加，一絲不苟。尽管先父已经离开我三十余年了,但我还时常在夢中見到他，見到此文開卷時的幻境。 最使我難忘的是、童年时跟随他在江心屿生活的那段日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原本美丽的江心屿，经过历代战乱,已是空寺古庙,断梁残柱,亭榭废墟,残碑横野,枯树草丛, 一片萧然。新政权建立之初,萬象更新,百废待兴,市政府拨款,修葺江心寺古迹,先父奉命去江心屿筹建温州博物馆,由此我们全家跟随，在岛上的庆兴寺(旧博物馆址)居住。江心屿是瓯江流域的一颗明珠,峰峦迭翠,古木參天，塔影倒映水波,素有“瓯江蓬莱”之称。 先父上任后,在一年只有一千多元的政府经费,缺乏助手的情况下,孤身一人,跋山涉水,奔波浙南地区。对散落在民間的文物做了系统的调查,同时将自己收藏的周代玉虎、汉代青铜盂、宋元瓷器、汉魏石刻宋拓本,以及张大千、徐悲鸿等国家一级文物与名家字画,甚至把家中使用的明清红木桌椅，花木盆景，一并无偿捐獻给博物馆。许多收藏界的老友受他感召，如平阳陈莜庄、瑞安沈桐轩、乐清朱铎民、永嘉戴轶尘、温州林镜平等，也接踵献宝,为新建的博物馆增添藏品。 在此期间，先父还编写了《浙江温州附近新石器时代遗存》；《温州市文管会藏石考》及馆藏文物目录等著作。那时博物馆的条件差,每逢台风来临,瓯江洪水泛滥水滿大殿、江心屿四处受危。先父总是不顾个人安危,身先士卒,将馆藏文物迁到安全地带。一位在革命纪念馆工作过的老同事回忆说“凡是重要的文物,方老总是亲自搬移 ,惜宝如命，生怕损坏,不让我们沾手。”家母生前也常说,父亲爱护文物,胜过爱护子女，温州博物馆馆藏文物之丰富、成为了国家一级博物馆！ 由于受家父的影响,我自小也养成了收藏破罐残盆的习惯,每逢得到宝物,就翻书研究,想不到五十年后,我也爱上了令人着迷的文博事業。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博物馆东南角水池边有一棵高大的橄榄树。台风过后, 常有橄榄掉落下来,其味甘涩可口,我们兄妹常捡来解馋，吃得多了，虛火上升，两目红肿得像大核桃似的。当时江心屿缺医少药,父亲急中生智,切了两片豆腐,贴在我俩的眼皮上,第二天便紅腫消肿，十分灵验。在馆的西侧伙房前,有口水井,取名“灵寿泉”, 井圈由青石堆砌,绳痕累累,甚是古朴,井水清澈凌冽，寒气袭人。父亲说，过去和尚誑骗香客,说往井里投抛钱币,可带来好运，时长日久,井底钱币盈尺。传说有位和尚下井捞钱,不幸得了阴寒症,卧床三年。当时我年少气盛,不信此言,就约了几位髪小，大热天穿上棉衣,系着绳子下井探了一回险，井有两丈多深,寒气砭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终捞上一只空铁篮子,而钱币早被和尚捞走，至今忆起都颇觉好笑。 在孤屿生活的日子里,我最喜欢涨潮时上西塔观潮,落潮时到涂滩嬉水，肚子饿了,就到大殿裡找供品吃。一次,我在岸上看见一个和尚下涂滩上捡竹缆烧火,于是童心頓起惡作劇，从崖上推下一块大石头，溅得他满脸泥浆，惹来一顿臭骂。事后我告诉父亲和尚骂人之事，父亲笑笑说：“你胡说，和尚是不会骂人的。” 西塔是我童年常去游玩的地方 ,塔上有成批飞鸟,塔下有满目果树,静谧幽雅,游人稀少。晌午时,江风吹过,宝塔飞檐上的铜铃叮当作响,清脆悦耳。初看铜铃似乎并不高,但用竹杆钩划,方知高不可及。塔身的佛龛是白鷺下蛋的地方,老鹰常来袭击偷蛋,这时群鹭會扑翅惊叫,往下观望,頗使驚險。其时温州没有动物园,园林部門调来一位叫文波的叔叔,我喊他“猴头阿爸”，他在江心屿放羊养猴,工作十分认真,圈养的猴子天性调皮,经常出逃伤人,我经常看到他奔波赶追,气喘吁吁……“猴头阿爸”和我是忘年交,我经常帮他放羊,因为放羊时,我可以骑在印度种的羊背上兜风，口渴时把母羊拉進西塔中,推倒在地挤奶喝。 我還记得当年我乘小舢板过江去上学,寺院船夫奇道伯怕我调皮落水,特意用绳将我拴住，我从麻行码头上岸,到信河街周宅祠巷的“保录小学”(天主教堂)读书,踩着石板小路,穿过小桥河埠，一路閑逛，看聋子吹喇叭卖雪花膏;瞎子挑担卖檀香;黄伯仁耍拳卖膏药……后来有了渡轮,我家搬往蝉街王乾泰大院住，即先父在画中经常题寫的禅园(后被拆毁建为大酒店)。大院共五进,每进有大前间(大厅),左右为:正间 (二厅)、二间(照厅)、及三间佣人房,东西首还有用雕砖砌成,通风当阳花墙间隔的厢间(厢厅),庭院的天并台阶,用巨型青石铺成,台階下东西花墙边、放着一对丈八尺青石凿成的馬槽、种植兰花、及摆设小盘各色时令鲜花 ,四季如春。南正门隔水相鄰的是先父上海美专学生、画家孙孟昭先生家，父親常带我去他孙家大院觀赏荷花，再隔壁是林宅大院(前松台专科门诊旧址)，我家住第三进，先父书房就设在三间相连的厢厅,其时刘印怀、任公衡、夏承焘、戴家祥、林镜平、苏渊雷等诸公 ,常来飲酒唱酬,谈艺论画；第五进（后为松台小学操场）是庭院,里面亭台楼阁,假山流水,十分雅致,池边有座小楼,登斯楼也,可凭栏远眺。盛夏时节,池中荷叶翩翩,莲花粲粲,水鸟啾啾,蝉鸣嘶嘶,先父常在树荫下獨酌賦詩,或刻印自娱……然而岁月流逝,盛景不再。使人惋惜的是，改革初期無知官員，拆除了王乾泰大院，拆毀的明清古建築構建落入小贩之手，转手倒卖,有的运往海外,获取暴利。 我常静夜窃思,一个民族能屹立于世界之林,应以其文化称雄。中国的家居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融合了哲学、美学、艺术、科技……中国历代的文人学士,大都隐匿于江南市镇,他们把聪明才智与当时建筑技术相结合,把情趣、追求、憧憬，融合於建筑中，古建築是藝術的綜合結晶,所以墨頤在此呼吁,朝野有識志士,在温州旧城拆迁一事上,必须手下留情，保護我温州的历史风貌於後人。 刚解放那些年,人民怀着对新政权的热情,政通人和,五十年代末,江心寺的大殿曾被髹漆得金碧辉煌,院内古木蓊郁,翠竹成荫。一九五九年,博物馆举行过一次宏大的“国庆十周年献礼展览”；一九六三年先父曾邀请社会名流张宗祥、马一孚、沈尹默等名家,为文天祥祠堂和江心寺大殿题词；一九六四年,先父又邀请潘天寿、王个簃、费新我、吴劳等书画名家，來博物馆作画;先父自费购买青田封门石章、为每位给江心古屿留下墨宝的好友赠送一对印章、一九六四年五月,郭沫若来博物馆參觀，他对先父筹籌馆的贡献,盛赞有加,并题词: “所藏金石书画,图集文物多为罕见之品,盖知永嘉文化之盛历史悠久,信而有证……”；著名电影演员赵丹、黄宗英夫妇是先父三十年代初上海美专的学生,他们六四年也曾来博物馆拜见先父,记得父亲出来迎接时,赵丹做了个鬼脸,亲热地握手,可见师徒情深。然而好景不长,不久“文革”兴起，在“破四旧”的叫囂聲中,江心大殿被砸,文天祥祠堂和大殿被洗劫……先父多年的苦心經營,皆毁之一旦,还背上莫須有的罪名。博物馆的三位造反派骨干蒋成雄、朱克明、徐定水,竟丧心病狂,将文天祥祠堂两侧的石碑用铁锤砸毁,还煽動烏合之眾，企圖冲击博物馆仓库……在此危急当口,先父捨命向省文管会求救,呼吁保卫温州文物(先父一直保存此电文收据)。可嗟当初世乱如此,无人顾得,先父反而自咎其祸,落得終身伤残。家父遭難後,我們便墮入了賤民階層，全家老小飽受鄰里欺負，父親被鬥回家，怕我们姐弟年少氣盛，作出不理智的反抗，反而教導我们,在逆境中要忍耐,要懂得克制的力量。“文革”后,市委刘锡荣书记派机关事务管理局来人调查造反派头子，蒋成雄、徐定水等人的罪行，先父让我转告：“他不愿再回忆文革惨剧，而徒生伤悲，也不想冤冤相报。”先父文人風骨，爱國爱鄉，育有三子，皆都参军，海陆空俱备，書香門第，能有几位！爱國之情，乃可彪于史册。
尽管纣桀暴虐,公道自在人心,至今我还感激家父的少年好友,在三医工作的陈子良伯伯。他经常将酒菜藏在衣袖中,躲进牛棚,与家父对酌,苦中作乐，如林剑丹、马亦钊等不避政治风险,偷偷地拜家父为师,虚心学艺,为使篆刻艺术后继有人,家父也不避嫌疑,耐心施教。
大千公晚年因畫巨作《廬山圖》曾從摩耶精舍托人來書，囑刻““敬乞介堪吾兄赐刻：‘以放易庄’‘以简易密’‘闭门造车’‘有此山川’以上之印一寸半左右，或二寸长一寸宽，并乞朱文为感盼也，弟爰叩首。”，先父病中受托，臥床鐫刻，刻成託中間人傳送，但最終在《廬山圖》巨製上未見此幾方印鈐，不知何故，其谜至今未解。 今年是先父一百二十歲冥誕，轉眼墨頤也已虛度七十又七，思念往事，常懷“子欲孝而親不在”之恨，竊思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先父與大千伯抵足而眠，情同手足，然而江山變色，勞燕分飛，一個浮槎避秦，遙望故國，一個困守鄉梓，報效社稷，未料數十年後，人生軌跡，竟是雲泥之差，嗚呼，區區墨頤衰翁，何作解耶？ 嗚呼，疫情期間，自囚斗室，憶及先父教誨，以及他晚年的不幸，不由悲憤難平，百感交集，當哭當歌，拉拉扯扯，成此小文。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于蝉呜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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