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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武二十三年，五溪相单程大反叛，东汉朝廷在刘尚征五溪（湘西）和李嵩、马成讨蛮（五溪蛮）、马援征五溪相继失败后，当时的监军宋均继续指挥汉军,采取“矫制招降”的策略平息了五溪蛮大反叛。 这次征蛮的善后工作是由那位光武帝女婿、虎贲中郎将梁松完成的。梁松（19年—61年），字伯孙，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仙）人，东汉时期大臣，太中大夫梁统之子。博览经书，举孝廉出身，选为郎官。迎娶光武帝刘秀之女舞阴长公主，拜驸马都尉，迁虎贲中郎将。  梁松画像 这位梁松还算是有战略眼光的，武陵“五溪蛮”起义平息后，梁松在武陵所做的善后工作之一，就是将“与夷相接，数为所攻”的武陵郡治城从义陵（今溆浦）迁移至沅水下游的临沅，又对新郡城加以修筑。 临沅即古张若城。《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湖广·常德府》云：“张若城，地记：秦昭王三十年使白起伐楚，起定黔中，留其将张若守之，若筑此城以拒楚。”战国晚期，秦昭王遣大将白起攻楚，占领了楚国的黔中郡（包括今常德一带），白起留副将张若守黔中，于是张若在今常德筑下一座城，以抗拒楚国，史称张若城。时间是公元前277年。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卷一一八《朗州》载：“《武陵记》云，后汉梁松自义陵郡移居张若城。今州东张若城是也。  古代的临沅，今天的常德，居沅水下游，地势平坦，交通便利 ”梁松不仅将武陵郡治城迁移至沅水下游的临沅，而且对新郡城进行了一次修建。梁松对古代常德城的建设和发展是有贡献的，所以汉代以后常德人民把城北的太阳山改名“梁山”，在山上建梁松庙以纪念他。  现在的常德梁山和梁松庙 梁松还将东汉朝廷在五溪（湘西）地区的建置，较西汉时省掉了两个县(义陵、无阳)，其意似为“松弛”对五溪蛮的统治，以示绥抚;当然，也可能是无力控制五溪腹地，只得放弃的无奈之举。 这迁治和修治工作有什么作用？当然有作用，就是使郡治从沅水中游迁到沅水下游，和“蛮地”拉开距离。 中原王朝对五溪开发有一个认识过程，一开始是非常激进，恨不得一口吃下去。但在不断的“蛮叛”和进剿中，才认识到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战国时期楚国在五溪初置黔中郡的郡，秦朝将原楚国巫郡和黔中郡合并为新的“黔中郡”，郡治黔城（今湖南怀化市沅陵县城西的黔城)），为秦朝“三十六郡”之一。从西汉高帝五年，废黔中郡改置武陵郡，郡府是义陵(今溆浦)，到东汉建武六年迁武陵，治临沅。从沅陵到义陵再到临沅作为郡治自然有它的道理。  溆浦 义陵位处沅水中游支流的溆水流域，就是当年是屈原被流放的地方。这里地势平坦开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所以西汉曾一度将义陵作为武陵郡治所。但有其明显的不足：地势平坦，难以防守；深入蛮地，难居久安，深处蛮地，地形上的难以防守，决定了义陵作为郡治是难以继续长久的。 综观这一时期郡治在沅陵，义陵和临沅间的迁移形势，虽然沅陵有雄控之制，但山高水险，腹地狭小，缺乏立郡建治的经济基础；义陵地势平坦，便利农耕，但偏居一隅，不居中枢且又深处蛮地，不能控制形势和长治以安。但在民族对抗激烈的形势下，最后朝廷只得迁武陵。  西汉武陵郡图，画红圈处分别为沅水上游的义陵（溆浦），中游的沅陵和下游的临沅（常德） 正是因为临沅具有立城建置的优越条件，从而使沅水流域这一地区性的中心城市，在经过长期迁徙摆动之后，最终确立起来。从此以后，临沅虽更名武陵和常德，但其作为历代郡、州、路、府治所的地位一直未变。自秦至两汉，历经开辟经营，沅水下游地区己基本融入中华一体。 对于这种做法史书上有“弃五溪而不顾”退守临沅的说法，这也不完全对，这只是东汉朝廷在民族矛盾激烈的情况下无奈之举，五溪治理的中心先退到沅水下游的临沅，再图一步步向上游推进。 到了东汉后期，蛮族地区郡县制的统治力量已大大加强，在武陵蛮中产生了乡、亭、里等基层组织，这些基层官吏有的虽由蛮酋担任，如“五里精夫”、“五里、六亭渠帅”等，但这些蛮酋本身身份发生了变化，演变成朝廷的地方基层官吏。东汉时期，板循蛮中也出现了“长吏乡亭”。朝廷的控制无疑强化了。 正是由于控制的加强，朝廷也想增加税赋，《后汉书.西南蛮夷列传》载：“顺帝永和元年(136年)，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议者皆以为可。而且这时除了赋税外，还增加了徭役。 于是结果同书载：“其冬、澧中、溇中蛮果争贡布非旧约，遂杀乡吏，举种反叛。”安帝元初二年（公元115年），“澧中蛮以郡县徭税失平，怀怨恨，遂结充中二千余人，攻城杀长吏。” 终东汉时期，五溪蛮反叛不断，说明要将其长期纳入版籍并加以“王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直到宋代的“章惇开边”，中原王朝才重新挺近沅水上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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