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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笃信之年，此亦大惑之年。此亦多丽之阳春，此亦绝念之穷冬。人或万物具备，人或一事无成。” ——题记 香港人在20世纪后半叶的经历无非是幸运的。而这种幸运，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枉顾了一个事实——20世纪前叶，整个亚洲只有一个金融中心：上海。 1931年，英国在上海投资1.3亿英镑，相比之下当年英国在香港的投资仅3500万英镑 [1]。按照2018英镑的实际购买力，当年的1.3亿英镑约等于2018年的80亿英镑；2018年上半年，根据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数据，上海市实到外资173亿美元，约为130亿英镑 [2]。英国1931年在上海的投资规模，相当于2018年全年上海外资实到投资规模的60%，不可谓不大手笔。 旧上海西装店（摄影师：Jack Birns） 时间到了1940年，尽管处在战争时期，上海的贸易量依然是香港的十倍，令时任香港总督惊叹上海是“大都会”，而香港不过一介殖民者的“小渔村”[3]。 然而，终于因为积贫羸弱的国家实力和无休无尽的战争，上海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为了保存工业实力，国民政府在抗战时西迁，向西南地区转移了上海的工业基础；加上之后其流亡台湾，更是搬空了上海的金库。对于国民政府转移台湾的财富，很多人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根据《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的电文： “……黄金198000两，银圆及半圆120万元即刻移送安全地点” 中央银行（5月18日印） 这些原始财富帮助了台湾跨越了资本原始积累期，一跃成为上世纪末的“亚洲四小龙”之一。而苦难的新中国人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雪上加霜的是，国民政府撤离大陆前的“玉碎政策”，更让上海的未来蒙上一层阴影。1949年5月19日上海解放前夕，香港《华商报》报道： “上海县城光复，解放军抵外滩对岸，夹击吴淞，进攻虹桥机场；蒋军放火焚烧四郊，滥施破坏。” 加之随后的滚滚而来的一系列群众运动，上海相距民国黄金时代的鼎盛辉煌似乎越来越遥不可及。 有趣的是，在当年那个白人和华人种族隔绝的香港，最早打破隔离的白人之一，有一段上海情缘。牧师Ronald Hill 世代侍奉上帝。在1932年成为香港和南中华区的主教之前，他曾在1920年代，在上海和中国人一起居住过一年。上海的经历让他意识到“中国人正在经历一次伟大的成长”。任教香港之后，他愈发觉得应该为被压迫的中国人发声。今天坐落于中环的“香港会”（Hong Kong Club）是殖民时代有名的俱乐部，早年只准白人进入。Ronald Hill 因带他的中国友人前往遭俱乐部拒绝，愤愤辞去会员资格。他说：“外国人（这里指英国人）享有特权太久了。依我所见，如果一个外国人和一个中国人意见不合，我会支持中国人的意见。” [4] 尽管牧师本人的生活作风遭后人捕风捉影而被诟病，但是无疑他在上海对中国产生的情愫，影响了许多在港的英藉有识之士和中国港人。 此时的香港，因为政治的中立，以及新中国政府对各方面因素的考量，没有在解放战争中被硬收复。从抗战到土地运动以来，出于战乱、通胀、饥荒和对未知的恐惧，据多方统计，有约150万人到200万人南下，跨越深圳河，逃往香港。 藕断丝连的双子城并没有因为地界和制度差异完全隔绝。从黄浦江畔南下的上海移民们，聚居在港岛北角一代，当年北角的“小上海”之称由此而来。商人杜月笙、作家张爱玲、文艺评论家宋淇、京剧演员孟小冬，都在北角居住过。随他们一同到香港的，除了资本和专业技术，还有“十里洋场”的生活习惯——上海面馆、理发厅、裁缝店、上海菜、夜总会等在英皇道和春秧街遍地开花。北角最著名的丽池餐厅的中餐馆，由著名的上海德兴馆大厨主理，上海味道正宗。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里张曼玉的二十六套旗袍，是那个年代沪藉港人一个浪漫的缩写。 张爱玲于1954年在北角照相馆 (图片来源﹕Wiki) 上海海派文化的基因开始注入香港的多元文化层，其中作为移民文化最突出的刻苦耐劳和包容互助的态度，也成为了香港狮子山精神的一部分，终于让香港取代上海成为亚洲金融之都成为了可能。实业家安子介、船王包玉刚、影视大亨邵逸夫……上海人的身影出现在香港的多个行业，并成为各界精英。改革开放乃至香港回归后，在港的上海籍政商界名流更是为沪港投资置业、基础建设、贸易往来奔走协调。 再后来，上海和香港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了——改革开放后上海迎头赶上，用转移支付的方式默默支撑着整个共和国；而回归后的香港享受着特权和大陆发展的顺风车，却愈发刻意疏远大陆。 都说太阳底下无新事。伴随着近期香港的政治动荡，轮回似乎又要发生在这对双子城上。 2019.12.17 纽约家中 [1] [4]: Philip Snow (2003): “The Fall of Hong Kong: Britain,China,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2]: 2018年12月份上海外商直接投资情况-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http://www./shlywjqk/20190116/59614.html [3]: David Fickling (2019): “Hong Kong’s Dimming Light Posesan Urgent Question”. Bloombe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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