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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朝普通农民的收入 决定生活状态的主要是收入水平。黄今言先生做过一个统计，列表如下： 二、汉代的农业 广义的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等分支，这里只说一下狭义的农业，也就是粮食种植业。 汉代的种植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 生产工具方面主要表现在铁器和牛耕的推广。铁制农具在秦朝就已经使用，但秦火之后满目疮痍，所以进入两汉之后又经过了一个恢复和发展的过程。同时铁制农具的使用也经历了一个从北向南推广的过程。西汉中期盐铁官营之后，中央政府在全国设铁官49处，覆盖当时约39%的郡县，其中南方只有三处。到了东汉时期，不但铁官的覆盖范围有所扩大，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南方的铁官也增加到了七处。 牛耕的技术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但进入两汉之后同样也经历了一个恢复和逐步推广的过程。赵过在北方推广代田法和牛耕法，这些方法后来还推广到边郡。东汉时期，国家更加重视普及牛耕。一些循吏也把牛耕的办法推广到南方和边疆，其中以东汉初年的王景和任延最为著名。 从耕作技术来说，北方的精耕细作的旱作种植技术已经初具规模，南方的水稻栽培技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2、作物品种的增加粮食产量的提高 汉代的主要农作物：粟、麦、菽、稻、麻。这些农作物的品种和产量在整个两汉时期都有所增加。 汉代经济作物的栽培技术也有进步，种类也比前代增加很多。有些作物还出现了大面积栽培得记录。染料作物有蓝、地黄、卮、茜等。张骞出西域后，带来了一些西域的物种，比如胡麻、苜蓿等。秦汉时期，蜀汉地区的茶叶已经成为全国的中心，饮茶迟至东汉已十分流行。 两汉时代粮食亩产的低限在一石左右，上限在四石左右，中田通常年景在三石左右[1]。 三、汉朝的赋税 主要是说一下和小农相关的几个税种。 1、田赋 汉代实行的是轻田租而重赋于民的政策。税率经历了一个变革的过程。西汉政权建立之后，田租之制如旧，只是税率有所降低而已。汉高祖“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这是对秦“收泰半之赋”的减轻。可是这样的减轻并没有持续多久。大概是因为战乱的原因。这从《汉书·惠帝纪》中说，惠帝元年，“减田租，复十五税一。”邓展注：汉家初十五税一,俭于周十税一也。中间废之，今复之也。可见，既然说复，可见高祖时期是增加过的。在这之后，似乎终惠帝高后之世没有变过。
到文帝时，依然实行十五税一的税制，但减免田税的事情屡见于史。如文帝二年，曾下令“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这次减田租之半，已经将田租降到了三十税一。又有文帝十二年诏:“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 《史记·孝文本纪》）。同书还说：“（十三年）六月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对于这条记载的理解，学者有所争论。 有人认为，自此至景帝二年凡十三年无田租。如钱剑夫就持这种观点。还有的学者如高敏就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史记·孝景本纪》记载景帝元年“除田半租”，既未云复，可见之前是有田租的。景帝时期,是三十税一的田租率形成定制的时期。景帝元年，“除田半租”，而且不限于元年，可见三十税一的田租率始于此年。此后一直未变。旨在东汉光武帝初年，因为战争的需要，短暂的恢复过十一之税的税率，光武建武六年就恢复了。 汉代田租的征收办法，名义上是比例税，实际操作时却有定额化的倾向。各地税亩定额的确定当类似于孟子所说的“贡”法。取数年间的平均亩产量乘以三十分之一。由于各地的农业生产率不同，各地的田税亩额不一样。这其中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比较重要的转折发生在东汉章帝建初三年（78AD）的秦彭改革，分田上中下三等，其重大意义在于：使实际存在的田税定额化事实具有了合法性质。并使各地的田税亩额各自统一成据地力差别而定的三级差额，趋于合理。这就为后来曹操正式颁布统一的田税亩定额奠定了基础。 2、刍稿 汉朝建立后，也继承了秦朝的刍稿制度。《汉书·肖何传》曾记载：“何为民请曰：……上林苑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稿为兽食”，颜师古注曰：“稿，禾秆也”。可见，西汉的刍稿是征收禾秆草料等以供兽食的。1973年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了5号、6号木牍，记载了江陵县的平里与稾上里征收刍、稾税的具体数量与作法，详见《文物》1974年第7期。 由于这些简牍的年代上限为孝文帝晚年，下限为孝景帝四年，因知5、6号木牍所反映的刍、稾税制度为西汉文、景二帝时期之制。根据对此5、6号木牍内容的分析、考证，得知文、景时期的刍、稾税制度较之秦朝已发生了如下六大变化：一是刍税出现了“户刍”与“田刍”的分张；二是“户刍”重于“田刍”的格局已经制度化了；三是稾税出现了“田稾”的专称，而且稾税对刍税的比例下降了；四是出现了以刍折钱和以刍折稾的纳税方式的变化；五是刍税缴纳物的质量优于稾税缴纳的质量的状况明朗化了；六是出现了缴纳刍、稾税时计量方式上的变化。而到了西汉末年，刍稿从征收禾秆草料等，逐渐变成了以钱币折纳。《东观汉记》就有光武初年收“刍稿钱若干万”的记载。 3、人头税 汉代的人头税记载就比较清楚了。建国之初因人口流动混乱，到高祖四年才恢复，史曰：“四年八月，初为算赋”就是说的这件事。由于起税的年龄不同，或因用途各异，汉代的赋名不少，税额有加重的趋势。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 算赋： 上引“初为算赋”条注引如淳曰：“《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置库兵车马。”有时还别有利用，如：惠帝六年：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这是写入《汉律》的规定。但在早期的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据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算赋之征收，首先要按以里为单位的人口数“定算”；定算之后，就按月多次征收，每次只征收一算的一部分，或为八钱、九钱，或为十钱、廿六钱、卅五钱和卅六钱，直到征够一算的定额为止。只是这中间的发展过程尚不清楚。 临时性的减赋：文帝时“民赋四十，三年而一事。”宣帝甘露二年：减民算三十。成帝建始二年：减天下赋钱，算四十。 也有增赋：武帝时财用不足， 不仅恢复了百二十钱的旧制，还增加许多名目。 2) 口赋： 《汉仪注》：“民年七岁至十四岁出口赋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武帝加钱，以补车骑马。” 皇室的财政收入。起征年龄在武帝时候有过降低。《汉书·贡禹传》：“武帝征伐四夷，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元帝时恢复旧制。东汉末年曾降至过一岁。 3) 更赋 更赋是由更役的代役钱演变而来的一项正税，也是一种人头税。是由过更演变而成的正税，其税额为300钱/年。而所谓的“践更”是存在于役者与代役者之间的一种交易。雇人代每年一月的更役，价格是两千钱。其实对于所谓的“更三品”的理解，尤其是关于更税的税额，史家历来是有争论的。 上面所说的是郑学檬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中的理解，持这种观点的还有高敏。他在《秦汉赋税制度考释》一文中提出：卒更是更卒每年亲身服一个月的徭役，践更是更卒用两千钱直接雇人代服一月之役，过更是每人每年出钱三百给官府。以此言之，则所谓更赋，仅仅是指第三种服役方式而言。因为这三百钱是交给国家的，而两千钱是雇者与被雇者之间的一种交易，当然不能算作赋税。 紧接着，他还举出卜式的例子作为证明：《卜式传》中记载：武帝曾“赐式外繇四百人”。外繇，据苏林的解释，就是戍边的意思。武帝以外繇四百人次给卜式，并不是说卜式家里有四百人要服徭役，关键在于，外繇是不需要人人都去的，而只需要每人交三百钱就可以。所以，武帝的赏赐实际上就是把这四百人所要交的外繇钱上给卜式。 汉武帝：刘彻 四、汉朝的土地制度 西汉时，小自耕农土地私有制受到自然灾害、封建国家繁重的劳役和豪强贵族土地兼并等等多重压力，生活是比较艰难的。就如贾宜所说：“兵旱相乘，……罢夫羸老易子而绞其骨”。《汉书》中人相食的字样，在《本纪》中时常见于某某郡国或全国。而《盐铁论·未通篇第十五》也说：“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加之口赋更徭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如此种种，不绝于史。虽然如此，究其本身来说，小土地私有制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譬如司马迁说，在惠帝、吕后时期，“刑罚罕用，罪人是稀。民务稼穑，衣食兹殖。”（《史记》《吕太后本纪》） 第一种是国家的赐田、赋田等。这是指政府将国家所拥有的公田分给农民或其他阶层的人使用。比如在西汉建立初期，因为“地有遗利，民有余力，……，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汉书》《食货志》），所以政府鼓励农民占垦荒田，并对由此形成的小土地私有制进行税收优待和保护。西汉宣帝时，丞相魏相还曾经“以公田赋予贫民”。 宣帝地节元年：“假郡国贫民田”，地节三年诏：“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等等。有些时候西汉政府也出于赈济的目的，赐予贫民一些土地。另外，尤其是在西汉初年，为了奖励功臣和安置流民，还实行过论军功授爵赐田。其中对流民的授爵赐田后来就发展成小土地私有制。这就是所谓的“复故爵田宅。” 第二种途径是土地的购买。汉简中随处可见的“贳贷”、“通负”等字样，表明西汉的商业、高利贷、货币流转有很大发展，对古典经济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力（ 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M].济南:齐鲁书社,1984.p64），从而推动了土地私有制的逐渐发展，土地的买卖比前代也更加频繁。参与买卖土地的不仅仅是贵族、官僚和大商人，一些乡里的百姓也因为各种原因购买土地，并且在土地买卖的时候还立“券”为据。比如在河南偃师发现的《汉侍廷里父老□买田约束石券》就记载了里社父老集资购买给资用地的事。券文中说：“……敛钱共有六万一千五百，买田八十二亩。□中其有赀次当给为里父老者，其以容田借与，得收田上毛物谷实自给。……”又如：建元元年，武阳王兴圭买田铅券；建元三年，宏光等人买地券；地节二年，巴州杨姓买山刻石。黄龙元年，诸葛敬买地券，等等。（(日)仁井田升.《中国法制史研究》[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60.p407） 五、汉朝时的饮食 《盐铁论》中文学的描述：“古者，烙黍食稗，而牌豚以相飨。其后，乡人饮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酱一肉，旅饮而已。及其后，宾婚相召，则豆羹白饭，茶脍熟肉。今民间酒食，殷旅重叠，潘炙满案，糯鳖脍鲤，魔卵鹑鹅橙构，始嫂酸酸，众物杂味。”[2] 彭卫等人的风俗史研究也表明，当时主食的内容已在传统“五谷”的基础上有了相当大的扩展，见诸简牍、文献的有租、黍、禾、大麦、小麦、麻、稻、大豆、小豆、稗、糜、梁、芋、孤米、荞麦、青棵、甘薯等等。其中孤米、荞麦、青棵、高粱等是新出现品种。大豆由主食转为副食,传统的黍的重要性减弱,小麦的地位明显上升。[3]菜品方面除了葱、蒜、韭等常见蔬菜之外，还有了黄瓜[4]、蕹菜[5]等新品种，温室栽培的技术也开始应用。 当然，最明显的进步还是体现在肉食在整个饮食中的比重明显的提高了。如史载:“今间巷县佰,吁伯屠沽。无故烹杀,相聚野外。负粟而往,挚肉而归”,“匹庶稗饭肉食”（《盐铁论·国疾篇》）,“守间阎者食粱肉”（《汉书》卷24上《食货志》）。
东汉时,民间百姓家庭的饮酒、食肉现象比较普遍。乐府辞《木兰诗》云:“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广汉郡姜诗家,其妻“昼夜纺绩,市珍羞”（《后汉书》卷84《列女传·姜诗妻传》。）,以养姑母。 --------------------------------------------------- [1] 马新：《正确估价两汉农业生产水平》，《山东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2] 《盐铁论·散不足篇》 [3] 参见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6—34页。 [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罗伯湾一号墓发掘简报》，刊于《文物》，1978年第9期。 [5] 扬州博物馆:《扬州西汉“妾莫书”木撑墓》，刊于《文物》，1980年第1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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