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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之战， 贾似道临危受命，苦战8个月，击退忽必烈大军侵攻，令南宋转危为安。因此护国大功，贾似道得以在宋理宗、宋度宗两朝为宰相二十年，被理宗称为“师臣”，朝野敬称“师相”，德高望重无以复加。然而一片歌功颂德声中，身为帝国主宰的贾似道清醒意识到，国家依旧在危急存亡之时。 此时的南宋，土地兼并极其惊人，田亩都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之手，贫者几无立锥之地；加上连年战争和蒙军入寇，对湖广地区的破坏摧残，原来的“天府之国”四川又大半落入敌手，因此政府财政危机持续恶化，不得不大量增发纸币（会子），又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国家财政早已濒临破产，百姓更是苦不堪言。 南宋军队的吃空额喝兵血现象，从立国之初便习以为常。即使许多名将亦不可免，如韩世忠麾下满额七万，实际战兵常年不过三万，像岳飞这样严格律己，麾下大军全额满编的将领，近乎凤毛麟角。 到了宋末，宋军空额高达近五分之四，每年拨给五万人所需军费，实际兵额不过一万一千；阔端攻四川时，川陕宋军满额定员十万，实际只有曹友闻部两万余人死战于阳平关，于皆不见影踪；池州水军满额定员三千，实际兵丁只有一千，去掉老弱病残，可上阵者不足二百…… 兀良哈台率领一万余蒙古军，从云南杀到湖南，号称转战三千里，大小十三战，歼灭宋军竟高达“四十万人”，如此军事史上的奇迹战绩，正建立在南宋八成所谓“军队”都只有纯粹纸面意义的前提下。 因此正如当时明智大臣所言：「国家版图日蹙，财力日耗……闻主计之臣，岁入之数不过一万二千余万，而其所出，乃至二万五千余万，财用空竭犹之气血凋耗，亦足以毙人之国。」 为救国家，救百姓，贾似道毅然以半生功业为赌注，不顾各方面利益集团阻扰反对，推行了抑制土地兼并、打击地主豪强的“公田法”和整顿军队财政、约束不法将领的“打算法”。 公田法限定了每户可占有的最大地产数，将其余部分地由国家收购变成“公田”，然后将公田的收入去偿付军需，并禁止富户囤积谷物，减少纸币流通，以稳定物价、压制通胀。贾似道自己捐田万亩为公田，在他的以身作则和强力推行下，国库得以大大充实，财政收入和军备所需得以极大改善。南宋其后十余年抗蒙战争所需军备，皆源于此。 然而由于王朝晚期官僚政体的腐朽，公田法在执行过程中也同样不可避免地走形，违背了设计初衷，下层官僚借机巧立名目，肥私利己，平民百姓亦深受其害，纷纷破产，因此民怨四起，令贾似道人心渐失。 打算法便是对各地军队进行大规模的财务审计，那些习惯于贪渎枉法的将领，许多获罪下狱。然而，南宋特殊的军权下移至地方、中枢仅掌握财权的军制，在打算法这一催化剂的激化下，中枢和地方将领的矛盾亦因此极大激化。 泸州守将刘整在中枢正要审核其军前钱粮时，害怕中饱私囊的劣迹东窗事发，竟率军叛投蒙古。刘整虽无德行气节，本身却能力出众，洞悉宋朝详情。他向忽必烈力主南征，并献上主攻襄阳、训练水军之计，成为南宋最后灭亡的导火索。
而贾似道当年得罪各方、苦心孤诣为宋朝中枢积攒的众多“公田”，被蒙元侵略者收为战利品，用来论功行赏，江南百姓因此免遭中原百姓那样的种族灭绝之灾，却并非真的因为忽必烈如何大发善心。 诚然，贾似道虽然功勋卓绝，敢于担当，但确实并非如诸葛亮、岳飞那般品行高洁的圣贤君子，政治品性和生活作风不无可诟病处。他确有专断国政，假公济私，打击异己的权臣通病，此外更生活奢靡，拟比帝皇，对宋度宗亦算得上跋扈不礼，曾因小事大发雷霆，竟逼得皇帝让宠爱的贵妃出家，才算作罢。 襄阳战事紧急，贾似道本是去前线统筹协调诸路军马的最佳主帅人选，他却因为害怕领军出外时，会被朝中政敌攻击，丢失相位，因此并不愿亲领大军迎战，私下暗示皇帝下诏挽留，最终战局崩坏，误国误己。 贾似道又好斗蟋蟀，著有《促织经》二卷，分论赋、论形、论色、决胜、论养、论斗、论病等，对蟋蟀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完全可以算得上古代的昆虫学家，被时人讥刺为“蟋蟀宰相”，并不冤枉。 贾似道信任的将领良莠不齐，既有奋战不屈殉国的李庭芝、张钰；虽有严重战略失误但毕生抗敌至死的吕文德，又有苦战经年却艰难唯一死、晚节不保的吕文焕；更有丁家洲之战临战溃退，将他坑死的夏贵和孙虎臣；还有先坑南宋再坑蒙古，东征日本全军覆灭的草包元帅范文虎。 就连文天祥，早年也曾是贾似道看重、欲作为嫡系培养的人才，却因为看不惯他的生活腐化和专权跋扈，最终分道扬镳成为政敌。 然而，南宋的灭亡，归根结底是自身体制积弊太多，和蒙元帝国军力差距太大，贾似道纵有经天纬地之才，行饮鸩止渴之公田法、打算法，亦最终无力挽救，却和他的个人私德品行并无多大相干。 即使换了是人品高尚如文天祥去做二十年宰相，也依旧不可能解决南宋的土地兼并、通货膨胀、财政危机、军队空额等诸多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这就和鸦片战争再打十次，清朝也一定会输一样，不论主事的是道光皇帝还是林则徐，最终结果都并不会有什么改变。
将国家和王朝败亡的原因仅仅归结于某个脸谱化的奸臣误国，以此简单化历史，正是古今论史的一大通病，也因此将真正值得后人反思的政体弊端都掩盖了，绝对达不到“以史为镜”“读史以明智”的初衷。 公允持平而论，贾似道更像是个不幸生逢末世的张居正。同样谈不上对学生皇帝唯命是从，却同样无争议地忠于国家、民族、社稷和皇室，同样为了救国救民，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和既得利益集团宣战。
之所以贾似道没有和张居正一样，功绩在后世得到充分肯定，反而被丑化成祸国奸臣，变成了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留下千秋骂名；既是将他列入《宋史·奸臣传》的蒙元史官的刻意抹黑，根本原因还是他的公田法和打算法，触动的是士绅集团和武将集团的根本利益： 一个既不许文官兼并土地，又不许武将吃空额喝兵血的执政者，不论何朝何代，又怎么可能不被丑化，不被抹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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