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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万余字的长文，从中可以清晰感受到王思斌老师的温和、可爱、谦卑、韧劲与关怀。推荐找个安静时候细读。王思斌老师是1949年生人，是“老三届”大学生，他的回忆本身就提供了一个关于新中国70年历史的可信注解；他所即兴分享的一些细节、人物、小故事乍读琐碎，但如果带着社会学的视角、社会工作的关怀再读，是能从中发现时代与社会发展的一些重要线索的，例如关于农村里的“底层精英”、中国的教育跟着行政走、80年代北京大学的校园氛围，等等——也正因此，本文采取了实录而非其他的形式呈现。 * 在沙龙的互动环节，王思斌老师重点与参与者交流了他对社会工作的思考；该部分内容将后续推送，敬请关注。 ** 封面图素材来自网络，陈风檩拍摄。 我的学术与人生 经王思斌老师审订并授权发布。 感谢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的邀请。我在这里还有几个感谢和欢迎： 第一，感谢爱德基金会，在中国它是一个很出名的民间社会组织，在社会福利、公共事业方面做了很多事情。我能够进入到社会工作这一行，和爱德有一些联系。1988年社会工作在中国大陆恢复重建的时候，北京大学召开了第一次国际社会工作教育研讨会。那一次，爱德的丘秘书长也参加了，支持我们。后来，爱德一直连续将年报等资料寄给我。爱德在反贫困、救助困难儿童、支持困难女性生计等方面做得很好。爱德设立了传一基金并有了传一沙龙，也是在做善事。 “传一”是朱传一老师的名字，我跟他有过很多的交往。当时他是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他把国外比较成熟的慈善事业介绍到中国。但那时中国对“慈善”这两个字还不是太接受。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有福利彩票，福利彩票开始做的时候有很大风险。什么风险？福利彩票弄好了就是福利，弄不好就是赌博。那时候的民政部部长是崔乃夫，据说是与总理谈了这件事情，后来做起来了。 为什么有人说“慈善”的概念不是太好呢？因为慈善从社会工作角度看就会想到英国的慈善组织会社。慈善组织会社实际上是工业革命初期的一个慈善组织，它跟现在的“福利”有很多的不同。所以有人问，为什么我们不叫福利呢？好像大家觉得“慈善”的概念含义比福利低一点。当时中国就是这么一个国情，大家有一个慈善之心，也就不错。在朱传一老师的支持和力主之下，慈善作为一个事业在我国逐步发展起来了，所以很感谢朱老师。朱老师将后半生的努力都放在公益事业上，基金以他的名字命名，有怀念和勉励之意。 第二，欢迎今天参与沙龙的各位，在报名的表单里面我看到了很多熟悉的老朋友，比如华中师范大学的祝平燕教授，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的徐付群老师，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刘文奎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扶贫基金会是一家民间基金会，几年前，我是他们专家委员会的委员，每一年评出全国最好的扶贫人士、企业或组织，大家一起来推动中国的反贫困事业。另外我的一些学生也来参加，我很感动，比如芝加哥大学的冯慧羚，奥克兰大学的李泽男，在大连科技学院任教的张岩，以及北大今年毕业的学生朱梦圆、吴富兰、张弛、蒋罗等。感谢我曾经认识的、合作过的以及没有接触过的伙伴们来一块参加活动。 当时和组织方联系沟通时，我在想，要不要做沙龙？为什么？因为沙龙都是有故事的人才能讲，讲的东西也要活灵活现。我没有太多的故事，那怎么办？在犹豫之际,了解到这个沙龙是交流型的，这就比较好。最近一段时间不少人找我，有的人要用我的资料来写博士论文，会问我：“王老师您怎么就跑到社会工作这边来了？会感到后悔吗？”有的老朋友会问：“思斌，你觉得在社会工作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从1988年开始进入社会工作，在这一行里已经30多年了，实际上社会学方面我也没有离开。 今天讲我的学术历程。这里边有点思考，也有一点关于我对学术的看法，可能会讲一些很一般的事情，关于我怎么走在这条路上，还有大家说的“有所坚持”。实际上对于我来说还不叫“坚持”，今天就讲讲我能在这里干下去是怎么一回事。 01 从“孩子王”到大学老师 一个学校是我从初中到高中以及来北大上学之前我所在的中学。昨天晚上（9月18日）我有一次小聚会。我在老家教中学时的一个学生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当副校长；人大附中在全国招好教师，他就在全国的考试中被挑中了，现在是副校长，前几年中国队参加奥林匹克物理竞赛，都是他带队，每一年都拿到金牌等奖励。我也觉得挺自豪，因为学生做出了成绩。 我以前在的中学比较普通，但在当地也有些名气。大家都知道衡水中学，每年在高考中升重点大学的学生很多。我老家是河北沧州，与衡水是邻居，以前我就读的中学是“河北交河中学”。那时，河北省高考时，交河中学的学生考得很好，也有衡水地区的学生来我们这边上学。后来经历了县改市，交河县成为了泊头市，市政府所在地搬迁，交河中学名气日衰。 为什么？中国的教育是跟着行政走的，这个也可能是一个社会学的研究课题，哪个地方行政重要，那个地方教育就集中。大家看一看北京有多少大学？南京、上海、武汉有多少大学？这些都是行政中心。再加上1999年之后，国家实行教育扩招，一扩招就把教育拉进了经济领域。哪个地方经济条件好，那个地方的教育条件就好，经济条件不好的地方教育也不好搞（衡水中学是个例外）。所以很多中西部地区，教育比较落后。你们看爱德基金会，包括其他的一些基金会项目如“西部阳光”等，假期就组织志愿者去西部地区支教。那些地方的老师干什么去了？好老师跑光了。可见政治对于我国教育的影响是很大的。中国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的一些好大学，可能就在一个小镇里面。中国的好大学几乎都在大城市，这是国情。 我1961年上初中，1977年底考到北大，这中间十几年我几乎都是在交河中学，当学生、当老师、直到考到北大来。而从1978年2月开始，这40年我都在北京大学。所以，我这一辈子可以说都没有离开教育，从“孩子王”到大学老师。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在我的村子教过几年书。那时候，我带着孩子们下地，种玉米、种蓖麻，秋天去卖，卖完之后给每个同学买个书包；我还自己刻了版，用红漆在书包上印了“走五七之路”几个字。做老师的乐趣就是教书上课，还带着学生在没有人要的地里种玉米、蓖麻、薏米，等等，学习和劳动、“创收”一起，学生高兴，家长也高兴，这段经历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的导师是雷洁琼教授，我是听着费孝通教授的课成为今天的大学教授的，但人生的第一个老师是父母。 我的家境很有意思。关于家庭对教育的影响，我十几年前就想研究一个问题：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跟其家庭背景有关系吗？我们学社会学的都知道，在社会流动、地位领域，有一个布劳-邓肯模型，研究结论是说，在美国，一个人的职业地位与父辈的教育程度有关，如果父辈的受教育程度高，那孩子在读书、就业方面就会好一些，而如果父辈的受教育程度不太高，那孩子的将来就会受影响。 我们家里的情况好像与这一结论有点关系。我父亲在民国时期读过三年小学，当时也算不错的学历了。我父亲的字写得特别好——北大社会学系的学生都知道王老师的字写得不错，那是因为受父亲影响；当老师后，我的黑板板书也很明晰，第一行写什么、第二行写什么，最后检查完，一个完整的讲义就出来了——话说回来，虽然父亲那时候只读了三年级，但因为读得扎实，我感觉其水平和现在的初中差不多。 我父亲还是我们村里第一个共产党员（1944年入党），后来在村里当了支部书记，在乡里当了会计。我们家常有各个村的会计来一起算账，这样家里也有些小的文化气氛。 我父亲的算盘打得很好，噼里啪啦，又快又好，打算盘算“小九九”：“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二二得四、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九九八十一。加起来一共多少？”我至今记得父亲一边打算盘、一边说：“小算盘不用打，上边俩下边俩（“俩”当地发音lia）”，就是算盘横梁上面两个珠、下面两个珠，结果就是1155。他用算盘算三位数除法，既快又准，他打算盘特别娴熟。这使得我们对于文化有信心，所以我们家每年大门上的春联都贴 “耕读之家”。 我父亲特别想让我们读书，读出来。实际上我们家里从老辈看家境还是不错的，据说100多年前，家里还是有点东西的，应该是殷实富裕之家。前一段时间，许多地方搞城镇化，把农村的老房子都拆了，我反对“一刀切”。我们老家的房子到现在180年，砖包皮的房子。当时砖包皮的房子在农村很少，所以我估计我家祖上还是有点东西的，不是财主，但一定不是穷家主。这些是不是对我家的发展有些影响？应该有。但是，后来我们家破败了，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天灾人祸，将我们家的骡马都抢走了，家人生病和洪涝灾害等，到1940年代初，家里的积蓄也就丧失殆尽。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变成了好事。1947年我们当地评“成分”，我们家被评为“贫农”，如果是“富农”，情况就不一样了。 那个时候，我们当地真是很穷。是怎样一种情形呢？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吃玉米核（学名“玉米棒芯”），就是将玉米棒的米粒剥完之后，把剩下的核（棒芯）磨碎再吃。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入学通知书上学校让每个学生带5斤干菜，我就到村里的菜园子去，捡人家不要的很脏的白菜帮，我们称之为“菜帮子”，捡来带到学校去，那时候就那么苦。受过苦的人才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 在那种情形下，我们家虽然生活苦，但孩子学要上。我父亲算是有眼光的人，我把他定义为“底层精英”，在当地很有名气，他是当地少有的共产党员、知书达理、勤劳能干、为人正直，并且将我和哥哥都供成了大学生。上世纪80年代之前，我们一个100多户的村子里一共出过5个大学生，都是我们并非最大姓氏的王家的。我的近支堂哥在天津读大学、两个堂叔是大学生，我和我哥是大学生。我的堂叔考上大学后因为家庭困难，其父母不想让他们去读大学，我父亲就去劝，讲孩子读书很重要，后来说通了。 所以，你看这个文化氛围很有意思。一个人家里穷，如果你有志气，在崇尚文化的氛围中能够读书，也是一个好事，虽然不能做官发财，但至少可以跳出农门。所以，父亲一直支持我们往前走，使我们走到了今天。我很感恩我的家庭和父母。 02 “弱者”沾了光 有人很好奇地说：“王老师你怎么走的路，今天在北大还混得像个人样？”我说是“弱者”沾了光，别人又问：“弱者怎么会沾光呢？” 我上小学、上初中都是班里年纪最小的，6岁上学，当时农村教育不太好，有的同年级的要比我大2-3岁。那时候就在班里有“霸凌”。年纪最小的在班里能当班长吗？轮不到的，胳膊有劲才能当班长。所以我就一心读书了，认真学习。上初三时，我身高只有1米52，这在班里还能当干部吗？没有我的事。但这也帮了我的忙。我没有别的能耐，就坐得住、懂得扬长避短。初三之后，我在班里年年考第一。 上高中的时候，每个班同学们都会凑钱买一个理发推子，同学们自己互相理发，不再出去花钱理发。开始，班里有两个年纪比较大的同学给其他同学理发，受到好评，是模范团员，但是他们两个学习不太好。班主任就说：“王思斌，你学习好，你帮他们理发去，让他们多一点时间学习”。这样，我就成了班里的理发员。什么叫公益？从做好人好事开始，从大家不经意间走向互相团结和协作开始。 我的努力是持续的。我不喜欢张扬，在北大也是，如果有人来采访我，我一般不接受，我不希望做这样的事情，我更喜欢有时间去写自己喜欢的东西。 在多数时候，人的成长和发展就靠自己的本钱，我认为本钱就是个人实打实的能力和知识。如果你是当老师的，你有什么能耐？教书行不行？对学生如何？学术行不行？如果你是社会工作者，那你怎么服务？服务哪些人？有了困难如何解决？只要有了实打实的能力，什么都不用怕。社会基本上是公平的，能不能突然有机会冒一下？有可能，但绝大多数人是在自己几十年的积累中慢慢向前走的。我是其中之一。 到后来，我走到今天这一步靠什么？我觉得靠勤奋。父母给了我一个好机会，我自己脑子也不笨。说实在的，从1985年7月留在北京大学当老师开始，我就没有周末，都在看书、写东西。鲁迅说过：世界上哪有什么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来工作了。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别人去世界各地玩，我看着挺好，但也不是很羡慕，因为我在家里写东西了。中国人民大学办有报刊复印资料，连着好几年都邮寄给我。一位期刊的主编祝贺我：“王思斌，你又被评上文章转载最多的作者了。”我想，如果我是平庸的人，文章还写不出，杂志也转载不了，那就很不好意思了。 勤奋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没有遗憾，但是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了许多。在这个意义上，我感谢我爱人——“当家的人”。说个开玩笑的话，我不会做饭，只知道水开了，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今年疫情期间，我才知道拍黄瓜的做法，把黄瓜一拍放上盐，待一段会儿再吃，别的一概不知。怎么办？疫情这五六个月我几乎天天去北大，在学校吃食堂。我这人也有意思，我在北大吃了40年食堂，也没有厌烦，好吃不好吃对我来说好像也不是很重要，对吃的没有太多追求，这能给我很多时间。 另外，我还是能想问题，我觉得不想就出不来思想。大家看我的大小文章，每篇都有所指。在咱们国内比较好的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写文章的时候，我会琢磨很多，正着想、反着想，想写点新东西。中国社科院和我关系很好的一位编辑曾说：“思斌啊，你不要总想着语不惊人死不休，你的文章大家一看又是一个新观点，不需要那么多创新”。但我认为，如果写文章像白开水一样，就是浪费时间、浪费资源、浪费大家的精力。所以每一篇文章我都有所指、有所思，我的文章水平有多高我不敢说，但我敢说每篇都有一些新想法，言之有物。我觉得自己不能对不起读者、对不起杂志、对不起我是一个当老师的所谓学者的身份。所以，能够坐下来、坐得住，愿意思考问题，这很重要。 03 从哲学，到社会学，到社会工作 我现在跨了三个学科了：第一个是我在1977年考的北大哲学系，之后从哲学系到了社会学，再后来到了社会工作，和“三级跳”一样。是跳高了、跳远了，还是跳到坑里了？我不知道。 为什么能够到北京大学？说实在的，我中考和高考在班里的成绩都挺好，每次考试都考第一。我不偏科，但相对来说理科更好一些。文科的作文我不会低于前五、六名，理科和外语我都是第一名。如果当时不是“文化大革命”，我就一定会学理科。当时大家认为，理科培养工程师，文科是“万金油”，有重理轻文的环境。但后来怎么就考到北大哲学系了呢？ 我原来应该是1967年高中毕业，但因为“文化大革命”，我到1968年才毕业回到自己的村子里面。可能大家听过一个概念叫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我不是“知识青年”，我们被叫做“回乡知识青年”。什么是“回乡知识青年”？就是户籍是农村的，回老家跟父母种地。 回家半年多后，上边要各乡各村办学校，我那时是老高中二年级学生，那会儿学的东西很多，所以我就当了民办小学教师。后来我成为原来毕业学校的一个公办老师。在五年的中学教学经历中，我教过初中语文、初中数学、高中政治，但没有教过高中物理、化学。1977年考大学的时候，由于我把化学忘得差不多了，但语文、数学、政治这些东西都明白，所以当时志愿就只报了一个：北京大学哲学系。 在北大读过书的同学都知道北大哲学系很牛，其实那时候更牛，全国有名的哲学家都在北大哲学系。那时候，我是带着工资来北京大学哲学系上学的。为什么呢？因为我那时已经有5年工龄了，而那时候国家有一个政策，够5年工龄的，可以带着工资去上学。高考前我想，考不上北大我就继续当我的老师，考上我就读书去，哪一个结果都行。 我考上了，这应该是不错吧。但话说回来，到北大之后我就发现自己差得太远了。什么叫“差得太远了”？我一看，里边有很不少高级干部子弟和大学教授子女，他们说的东西我根本就不懂。我们农村来的，知道种庄稼怎么回事，什么时候该怎么种，但我的同学们在讲国家大形势，讲中南海里有什么大事情，自己有什么主张和看法，这一比我就变成“老土”了。在北大我也没当干部，说实在的，北大这些同学都很厉害，我只能读自己的书。但也有收获。我们哲学系1977级有3个班，120个同学，4年下来，最后平均分我是排在前面的。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还可以，我也没有大的学术志向，读大学满足了我的要求，而且在我们老家那个地方，“文化大革命”前的“老三届”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大学而且是北京大学，这个在当地成为了一个“传说”，我也有了些名气。 到了北大之后，怎样适应这个环境是个新问题。可能有的同学不知道，1978年之后，北京大学还有一个竞选活动。那时候北大的学生很活跃，在大饭厅（现在是二十一世纪讲堂）每天都有大家的演讲。讲什么？比如，我要当了海淀区的人大代表，我有哪些政见，我可以做些什么。我也不太明白，他们怎么知道那么多事情，我什么都不懂。没有奢望和选择，我只能去念书，所以在北大哲学系，我还是一个念书的人。 期间也有过一个刺激。到了大二，老师会问我们将来研究什么，找研究方向。有一个同学问我：“思斌，你将来想搞什么？”她说的“搞什么”，是说要研究什么，研究方向是什么。我说，我没想过这个东西，要不我就回去当老师？说这话也不是敷衍，因为我在来北大之前就当了交河中学的团委书记，学校也想培养我接任校领导。我每一次放假都要回交河中学，跟老师、领导说一说学习情况，也问问学校有什么需要，我能帮忙做些什么，好像跟没离职一样。 我有很深的家乡情结。在北大当了多年老师，我回到家乡还是背着粪筐去捡粪。我的一个同学在当地任副县长，有一次，他坐小轿车在公路上碰见我，问：“思斌，你怎么还干活呢？”农活我都干过，所以我对农民的感情特别深。我是农村出来的，我一直没有认为我是北大的学生、北大的老师，应该很牛，我一点也没有这种感觉。 回到之前讲的，那位同学问我“搞什么”，我自己也开始想，我到底要搞什么？大家都有方向了，这个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个跟冯友兰研究中国哲学，也有研究宗教学之类的，而我，研究国外的东西，英语不好，以前我学的是俄语，俄国哲学当时已经不吃香，轮到西方哲学盛行，研究中国哲学史要文学、史学底子好，我不敢。我理科还可以，于是就报了一个方向：自然辩证法。它是社会哲学里面一个重要的方向，研究自然、人类相互作用和运动的规律。 我虽然数理好一点，但到大学里面做研究要很专精，所以为了准备研究自然辩证法，我到北大的理科系里面旁听他们的理科数学，化学系的有机化学，物理系的高能物理讲座。我想，在哲学系里面，或许没人这么想过。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数学是四类数学，理科系的二类数学我当然听不懂了，但很感谢我在北大心理系的“小老乡”，他说你听不懂，我告诉你怎么做。我差不多就跟抄人家的作业题一样，让他教我做作业，然后交上去。 听了理科的课，我知道水多深。搞专业，你没两下子，就不要轻易说是搞什么的。物理、化学的课我也去听了，为什么听化学课呢？因为哲学系老师经常讲什么有机联系，我就想，什么是“有机”？什么是“无机”？我为了搞明白他们说的概念，就也去听了“有机化学”课。大家看，我还是有些小想法的吧？ 我尽量懂点知识，这样就能在理科方面想一些东西。我后来写的文章，有的就用了理科的知识，比如，关于社会工作、民办社会组织怎么和政府协同的问题，协同的概念哪里来的？我看过“旧三论”和“新三论”，“新三论”里面有“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和“突变论”。“协同”是一个生物学和化学方面的概念，我将它拿过来跟社会学和社会工作联系在一起，就有用了。所以说，你学到的东西都不会白学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还是努力了。 后来因为北大要建社会学系，我就被选中到南开大学学社会学。当时有一个社会学“南开班”，“南开班”是教育部办的师资班，在全国18所综合性大学招收了43名大三的学生去读。北大派了5个人，我是其中一个。我们后来留在社会学系听了雷洁琼先生的课、听了费孝通老师的课、听了系主任袁方教授的课。留在社会学系，我从哲学变成了社会学。 为什么从哲学变为社会学？辩证法方面的知识和理论很深奥，说实在的，没有哲学的脑袋，别研究哲学。哲学的思辨性太强了，这么说有道理，那么说也有道理。辩证法，辩证什么，怎么辨证，就看你怎么看了。到了社会学里比较实在，以实证为主。要研究什么，办法是做调查，我能做得到。我第一选择是研究农村。农村，我太熟悉了，闭着眼就知道农村大概什么样子。农民怎样种地，怎样生活，我知道得比较细致。 我在读研究生时，学位论文写的是农村家族。我的导师雷洁琼教授是研究家庭的，后来我就研究我们村里的家庭。我那篇论文还不错，后来改写为“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社会关系的影响”，经袁方教授推荐，在《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发表，1988年获得北大青年优秀论文二等奖；2009年获陆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会“社会学优秀成果奖”优秀论文奖。 从哲学到社会学给我一个新的机会，什么机会？——联系实际做学问。社会学讲究联系实际，只要肯下功夫，理解这个社会，就能够研究出东西来。我有哲学的底子，又愿意了解基层实际，这是我的长处。那么后来怎么又迁移到社会工作这边来了呢？有的人说：“王老师，你的社会学做得不错，怎么跑到社会工作里去了？你看社会工作现在又不景气……”我说：“你别说了，也不是我愿意来的，因为北大要建社会工作专业，我当时在系里当副系主任，别人不管这个事情，我管教学和科研，办专业靠谁？就变成我的事情了。” 1988年12月，我们系召开了我国的第一次社会工作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参加了，是秘书处的。但那个时候我对社会工作一窍不通。1994年我们又开了一次社会工作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我通窍了。为什么？我知道社会工作是干什么的了。我写了一篇文章，做大会主旨发言，题目是“中国社会工作的经验与发展”，这篇文章后来还得了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学社会工作的人应该读过我那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我讲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有行政性社会工作。为什么？因为“工青妇”做的很多服务应该算是社会工作，虽然他们不是专业的，但做了为老百姓服务的事。到现在我还持这种观点，也得到了许多社会工作同人的赞同。我的社会工作底子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我从1989年开始进入社会工作领域。那年9月，我到印度孟买的Tata Institute学了20天的社会工作专业课程—Social Planning(社会计划)。我在北大留校之后，袁方教授让我协助讲过一门课—“社会发展计划”。在印度参加的培训和我参与讲的课没有多大原则性差别，所以我在中观层次进入社会工作没有觉得有多困难。后来，我在北京大学讲的社会工作的专业课叫“社会行政”，这门课在宏观上与社会学有很强的关系。 我没觉得自己是跨了行。为什么？因为我用了社会学的一些研究思路和方法，用一些概念来解析社会工作中的问题。我实务不太好，让我去做个案工作，我也能凑合做一点，但是我真正的长处是从中观、宏观上看问题、分析问题。大家看我写的文章，基本都是从中观、宏观上讲，分析制度和政策，看我国的社会政策该怎么办？为什么会这样想？我有例子，我有现实，我有想法，这是具体实践和理论结合的一个点。 所以，各位如果做学问或者在社会工作里面想做点东西，包括写文章，你一定要有例子，一定要有概念在那里放着，两个对在一起，看看能不能符合实际，能不能解决问题。否则，只有实践，没有思想，或者只有理论，不能脚踏实地。这一点对社会学和社会工作都十分重要，对社会工作尤其重要。 有的人认为社会工作就是实务，我同意社会工作是实务取向的，但是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或者作为一个想有造就的人，如果只会开几个小组、按程序做个案辅导，没有提炼，就会成为你的短处——有实际经验的人一定要有提炼。我在和香港社会工作界交流的时候，发现香港社会福利界的各种人都可以在大会上发言，而且有理念、有概念。为什么人家那么做？因为他们认为做社会工作，不能离开研究。你做了别人没做过的事情，为什么不把它说出来、找出特点，与别人分享？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做研究。 04 事情落到了我头上，接着是认真做而已 我这几十年，除了考北大时做了选择，其他的几乎都没有选择，事情落到了我头上，接着是认真做而已。 也有人说，社会工作比较苦，因为是和贫困人口、困境人群打交道。对我来说，从和贫困没有太多相关的社会学，变成一个与贫困和困难相关的社会工作教育者，也是一个跳跃。说实在的，社会学可以不管具体的这个人、那个人；研究社会阶层，也就是了解一般的农民工怎么样了，老龄人口如何了，最多是在政策层面说一说想法。做社会工作就不是这样。比如农民工的贫困，家里孩子吃不饱、上不了学，社会工作者要想实招，想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他们；面对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我们该怎么办，要实打实地想和做。 有人问我，从一个理论专业到转到另一个不但有理论而且有现实关怀的专业，对我的心灵来说是否有所触动？内心是否发生了变化？ 说实在的，从学术角度讲，我认为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我是做老师的。这个专业是雷先生（中国社工第一人，1931年从美国回到中国，在燕京大学教授社会工作）建的。我的导师1988年把社会工作专业建成后，她去做国家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不可能操持具体的事情，那这事情谁来办？我是她的学生，又是系里负责教学的，我不管，可能吗？自然就落到我头上了。 那么之前我有没有心情波动呢？我今天讲的也不一定对，人性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一个人在深层次上对社会的看法、对人的看法很重要。我还记得1992年跟香港的一些教师去英国的诺丁汉大学做学术交流，当时诺丁汉大学社会工作系的系主任斯蒂文森教授是一个很有名的儿童社会学家、社会工作学者。她当时就跟我们说：“如果你对社会没有兴趣、对人的问题不感兴趣，那你最好不要做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是专门面对着人的困难来做的，你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怎么来做？” 我有这个准备吗？有什么准备？ 我想了一下，其实还是有一些基础。首先家风家教是一个。我们家虽然没有天天说我们应该做好人，但父母的行动在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他们做的事情我会看在眼里。比如我小的时候，我们当地的生活条件一般，但是每年都会遇到来自其他省份逃荒乞讨的人。只要他们到了我们村，到了我家门口，我母亲就马上跟我说：去看看家里还有没有饼子（玉米饼），如果有几个就给他（她）一个，如果只有一个就给他（她）一半。我母亲是这样的人，善良且具有恻隐之心。她认为人家跑这么远来了，饿了，咱们心里也过不去，能帮一点是一点。 我现在也是这个想法。在北大上学的同学知道，在北大东门地铁站，常常有几个外省来京卖红薯的，城管老是驱赶他们，因为他们挡路了。但我一看见卖红薯的，就想跟他（她）说几句话。那一年我看见一个卖红薯的女性，我就拿钱买个红薯。实际上我不是想买红薯，是想跟她说几句话，问问她家的生活状况。如果不买，还问人家，会耽误人家做生意。 我问：“你哪里人呀？” 她说：“河南的。” 又问：“家里有什么人？” 答：“一个儿子，一个姑娘”。 我再问：“他们是干什么的？” 她笑着说：“两个都在上大学。” 我一听特别高兴。一个农村妇女来到北京卖红薯，供儿女都上了大学，我对她特别敬佩，也为她高兴。我觉得一个平凡的女性，通过自己的努力卖红薯让子女读书，很了不起。大家可以想想，卖红薯，是个苦活，看人脸色，还要时刻提防城管。人家不容易。在这种心理下，就想能帮多少是多少，这是很自然的事。 还有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去另一个大学开会，开完会中午要吃饭了，走到大门处，看一个收废品的农民工推着装满纸箱子的三轮车吃力地往前走。看到这些，我不由自主地就上去帮他推车子，我们几个同行的也过来帮着推。这是不需思索的事情。我认为，“慈善”是融到骨子和血液里的事情，这是人生的一部分。在这个意思上，如果一个人有这份心，就容易将社会工作做好、将公益做好。 05 定力来自哪里？ 定力来自哪里？我想，这或许不是定力不定力的问题，别人遭受困难，你在旁边端坐喝茶，你坐得住吗？天天算计自己如何得利，你可能也没有定力。 对于社会学家、社会工作者来说，不要想发大财。财发不了，但也穷不到哪里去，对不对？过平常的日子是不错的。 今年也有一些热点事件，比如北大考古系女生钟芳蓉，家庭贫困但报考了北大考古专业。有人也许会说，考什么古，还不赶紧挣钱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是她自己的选择，况且北大出来的学生没有几个特别穷的，这个牌子就是“金字招牌”，她愿意做考古，愿意对中国文化有点贡献，我觉得是好事。还有一个我的“小老乡”，2018年考到北大的王心怡，她写一篇文章叫做《感谢贫困》，说贫困让她懂得了很多。我也很感谢她能在这么一个高度来写。我不是说贫困很好，而是我们在面对贫困时，贫困能使我们坚强、看清世界、看清方向。 在这一点上，社会工作和社会学都让我学到很多东西，生活在基层，才能看清老百姓是如何生活的。他们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所以我们不能说自己做好了就行了，自己的日子过得不错就可以了。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还有一点，在和同学、老乡聚会时候，大家谈起人生，提到有些同学之前弄得很红火，但不小心在事业上摔倒了，看来人还是要防的。但我一辈子也没提防过什么人。人们常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说实在的，我这个人很奇怪，我肯定没有害人之心，可连防人之心也没有。我没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的发展比较自然，靠自己努力，走得还比较顺。 今天的讲座或许让大家感到很无味，说王老师讲了一套什么东西？依我的人生经验，人和社会结构之间哪个更重要？我认为结构更重要。个人在结构和制度之下生活，只能做一些小小的东西，除非遇到了一个机遇。我也能看清自己能做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对人诚恳就好了，做事情的时候我也不想惹这事那事，跟我无关的我也不会涉足。我碰到一些事情，有时要说话的，就说两句话，但不去钻牛角尖。在这个意义上也算一个定力，能够定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情。 在学术上要有定力，这不等于做学问是“世外桃源”。我有一本文集叫《社会工作之真善美》。从2009年起，我每个月都给《中国社会工作》杂志写一篇小文章。我写了10年，今年11年了，每一期都有一篇小文章，反映了我的想法，每一篇都不一样，文章是随着时间走的。可能有人会问，讲社会工作的真善美，你是不是就觉得社会工作是真的、美好的，会陷入到自我陶醉中去呢？其实不然。我做学问或做工作，有一个概念，就是“超前半步”，这是我的哲学。 我和我的研究生也说这过，你不要想一下子就搞出“牛顿定律”来，为什么？因为可能别人早就想过了。但是，你可不可以比别人往前走一小点？如果你不能超前半步，写什么文章？别人说了好几遍了，你又写一遍，虽然不是抄袭，但也是重复。你能不能向前走一小步、有点新想法呢？有点新想法，叫“超前半步”。 我觉得我们做工作，不要想一步登天。但如果陶醉当前的生活，没有更多的想法，那就错了。如果能够比别人多想一点，超前走一点，你可以看到前面，别人也能看到你走的路。所以，不要觉得自己有多能耐，也不要觉得自己很颓废。这样就使得自己能够坚韧实干。 06 要自信，但又不能太自信 最后，说说我记在心中的不足，自己学术上的内疚。 第一个是我讲课的时候讲错过一个人名。1982年我大学毕业，之后就留在社会学系任教，当时在北大第二教学楼讲“社会学概论”（选修课），一个教室300人，我在讲社会学产生的背景的时候，不小心讲错一个无关重要的外国人的名字。现在我也不说怎么错的了，但我还记得当时念错的那个人名。 第二个是我写文章的时候写错了一个外国作者的名字。1987年写了一篇文章，把人名写错了，好比将“王思斌”写成“王斌思”，我后来纳闷，怎么会写错呢？这篇文章也不拿给大家了，就当成心中的警钟，将这个错误记下来，勉励自己，以后写文章、讲课的时候不出类似的错误。 和大家交心，就是说我们可能会犯错误，但我对自己的这一类错误不能原谅，学术错误不能原谅。我对学生很严格，我的学生都说怕我。实际上我是见了学生后就问论文写得怎么样了，这导致学生说怕我。其实我对学生挺好的。毕业之后的同学觉得上学时候我很厉害，现在看来很慈祥。 前几天我在北大燕南园食堂吃饭，一位2012年入学的本科生，毕业后又回北大读研究生，她看到了我，说：“王爷爷是你啊！”她说当时看你很严肃，现在看着你挺好的。我很高兴：“哈哈，我是挺好的，谁说我不好？！” 今天想说，我几十年都就是这么过来的。我觉得有这么两点吧：一要看大势，大的形势看清楚；二是要自信，但又不能太自信。毛泽东说过一句话：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年。你要完全自信就会觉得别人不怎么样，英雄人物才这样。我们平常人，既要自信又要不自信，这可能是一个现实。因为现实社会这么复杂，完全弄明白不大可能，但是你要说不明白，你就不可能站住脚。 我借名人的话来做今天分享的结束，各位听者以为如何？谢谢大家。 特别致谢 特别感谢志愿者蒋未来（昵称，广东社会工作从业者）、实习生宋立琴（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利用业余时间帮忙对王思斌老师的现场分享速记稿进行了高效而优质的精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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