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原 我于1945年9月中旬离开延安，经张家口、热河于10月中旬到达沈阳。我和陈郁、钟子云、徐明德一行备带一部电台，一路骑马或步行。我们离开延安时，刚刚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北局成员彭真、陈云、李富春、林枫、伍修权、吕正操、叶季壮等还在延安，他们乘飞机去东北，先于我们到沈阳。到沈阳同我们第一个接洽的是张化东。他安排我们住在张作霖大帅府。张化东和李运昌、焦若愚等比我们更早地到沈阳。当时，张化东负责组织接待工作。到沈阳后，钟子云去哈尔滨，徐明德带着电台到东北局工作。我和陈郁留在沈阳工作。 孔原 在沈阳，开始我负责东北局社会部工作。不久，中共沈阳市委成立，命我任市委书记，仍兼管东北局社会部工作。后来，邹大鹏、汪金祥先后来东北局社会部负责，我就不兼管了。中共沈阳市委最初只有几个人，逐渐扩充到几十人。参加市委工作的有:孔原、陈郁、曾志、焦若愚、张化东、褚凤岐、张士英、赵濯华、王一伦、薛光军等。当时，工作量很大，大家共同协力去做，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没有严格的固定的分工。市委受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和辽宁省委书记陶铸领导。 以后，陶铸兼任过一段沈阳市委书记。沈阳市政府由白希清、焦若愚任正副市长。白希清名义上是市政府第一把手，实际工作由焦若愚负责。公安局实际负责人是张化东。当初，一项大量工作是做日本军队工作，由李初黎负责。 那时，苏联从其外交上考虑，曾要求我们撤出沈阳，所以有两度进出沈阳的问题。1945年11月下旬，我们第二次撤离沈阳。当月底，组织宣布中共沈阳市委一分为ニ:一个叫沈北市委，一个叫沈南市委。沈北市委主要由孔原、张化东负责。沈北市委领导蒲河区、财落堡区、铁西区、皇姑区、柳相屯区、苏家屯区、北陵区、城关区。蒲河区委书记是吴继周，铁西区委书记是曾志，皇姑区负责人是陈东平，北陵区委书记是江天辉，城关区没有形成党组织。沈南市委由焦若愚、白希清负责。沈南市委仍受沈阳市委领导，同时直接受辽宁省委领导。 1946年2月14日，沈阳市参议会在沈阳南郊的陈相屯召开，我由沈北前往参加会议。中共沈阳市委实际上还分出个路东市委，虽然没有正式宣布过，但客观上存在着。它在蒲河区一带开展工作，由王一伦、吴继周领导。蒲河靠近抚顺，东北局机关曾住在抚顺，路东市委受沈阳市委领导，同时直接受东北局领导。为了开展工作，那时，我跑遍了沈阳四周各郊区。 撤出沈阳的第二天，市委在财落堡小学召开了区委书记、区长、公安局长参加的干部会议。我在会上作了讲话，首先讲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接着布置了任务:主要是发动群众、坚持敌后斗争;搞好建党建政，扩大武装力量;清匪除霸，消灭反动地主武装，没收敌伪财产，收缴敌伪武器;反奸清算，进行“二五”减租;筹粮集款，帮助市委和地方机关解决困难。会上还作了三项决定:第一、为从速建立郊区基层机构，决定在北郊建立四个总区委，即蒲河总区委、平罗堡总区委、财落堡总区委、马三子总区委，第二、组建地方武装部，坚持武装斗争。要求县、区建立武装，首要任务是消灭地主武装和伪蒋特务；第三、在沈阳市内成立城工部，由孔原兼部长，李明哲具体负责，并调皇姑区区委书记靳治国到城工部工作。 1945年12月上旬，东北局决定成立辽西一地委、军分区和专署，铁岭中心县委与辽西一地委合并，由我兼任辽西一地委书记。辽西一地委的干部有些也是沈阳市委的干部，地委委员不是一次决定的，调出调进比较频繁。记得先后参加地委的有孔原、曾志、田维扬、张化东、褚凤岐，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孔原，组织部长曾志，军分区司令员田维扬，专员兼军分区副司令员张化东，宣传部长褚凤歧，军分区副政委黄永辉。在苏家屯成立军分区时，田维杨未到职，张化东是司令员，具有过渡性质。苏军在苏家屯驻有部队，有的纪律不好，欺压老百姓。张化东非常气愤，想制止他们，问我如果他们不听劝阻可不可以打他们。我说不能打。总的看苏军对我们有利，纪律不好只是少数的。 当时，地委以财落堡、平罗堡及附近的几个小村作为驻地开展工作。辽西一地委管的地方有沈北一带的财落堡、法库、铁岭、康平、昌图、开原，当时，沈北、法库、铁岭有工作。我和张化东除开会布置工作外，整天忙于接待经过平罗堡、财落堡的东北局、省委领导干部，与部队领导干部商量工作，并经常带领机关干部和警卫班、武装部队与当地土匪、地主武装展开斗争，周旋作战。地委多数同志在财落堡、平罗堡两个总区帮助工作。 我兼任辽西一地委书记后，工作重点开始由城市转向农村，转向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当时，最大的工作是发动群众，建立武装。把建立起来的武装力量一部分输送给主力野战军，另一部分组成地方部队。建立起来的武装力量，有的叫纠察队，有的叫区大队，城市的叫工人纵队。沈阳市的工人纵队由陈郁负责，各区大队、县大队由各区、县委负责。以后又把一批一批的地方武装输送到野战部队。辽西一军分区的主力是回民支队，辽河支队。部队一组建就投入战斗。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沈阳市委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除奸反霸斗争和减租减息工作。辽西一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由于身受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汉奸政权十四年的政治压迫和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加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正统观念较深，盲目相信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对我党我军持怀疑态度。 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同苦大仇深的农民唠家常、交朋友，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宣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群众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功绩，以及只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人民群众推翻三座大山，人民オ能获得解放的道理。同时要求各村在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坏人的基础上，对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依法给予惩办，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对一般地主则按照民主政府颁布的政策法令，清算应退回给农民的部分财产等。许多村的地头蛇和地主恶霸被我们依法处决和斗争关押，为人民群众申了冤、雪了恨，推动了除奸反霸斗争的深入发展。 1945年12月中旬至1946年1月上旬，地委由财落堡经石佛寺到法库赵贝堡村，以后又迁至法库城里。1946年2月，东北局在抚顺召开会议期间或会后，通知我去抚顺汇报工作，我汇报了沈阳市和辽西一地区的工作情况，提出了以后工作的意见，在几个重大问题上与林彪发生分歧。秀水河子战斗，我没有参加，军分区田维扬他们做了不少工作，支援弹药、粮食，发动群众支前，组织担架队等。沈铁抚联合县是1946年4月份成立的，我没有参加。因我于1946年3月底接到东北局通知，调离辽西一地委，去吉林接受新的任务。 你若喜欢，请点个在看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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