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宁国府民间信仰的传播与分化（二）

宣城历史文化 202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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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7期

明清以来

宁国府民间信仰的传播与分化

李甜

二、信仰传播中的地理和人文因素：基于对汪华信仰的考察

本部分选择汪华信仰作为考察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因素：一是汪华信仰的文献资料丰富，尤其是明清以降的相关记载层出不穷；二是受制于特定的地形地势，徽州府通往宁国府仅有几条重要的交通道路，易于观察信仰传播的方向；三是汪华信仰传播与徽州商人、移民尤其是汪氏移民群体有关，这可从现存宁国府汪氏谱牒中展现出来。

1．汪华信仰传播中的地理因素

徽州、宁国二府之间有两条主要的交通路线，翻越箬岭经旌德、泾县前往宣城的路线开发较早，经由绩溪、宁国的路线开发较晚。考察汪华信仰传播的地理因素，可以从汪华开凿箬岭传说切入。箬岭作为歙县和旌德交界区域的重要地理实体，箬岭通道早在宋代已是重要的交通支线，但直至天顺五年（1461）出版的《大明一统志》中，“箬岭”条目下丝毫未提及汪华。徽州名士程敏政修纂的《新安文献志》中，收录宋代胡伸《唐越国汪公行状》，可能成为这一传说的最早版本。嘉靖《徽州府志》有一段描述：“时杜伏威起江淮，郡将张某欲应之，心独忌华。乃遣如箬岭山开道，欲因事诛之。华与裨将汪天珤领兵开拓，不日而毕。” 将箬岭开辟与汪华相联系，符合徽州人泛化汪华神迹的思维。由此推测汪华开凿箬岭传说可能形成于明代中期，在明后期地方志书得到接受和推广。

关于箬岭的地域归属，明清方志有着不同表述，表明时人地理认知的模糊性。《大明一统志》将“箬岭”归入徽州府境内之山，但乾隆九年（1744）出版的康熙《大清一统志》对此有所改动，将“箬岭”归到宁国府名下，另行创立“篛岭山”添入徽州府。清代统志作为承继明代统志的国修志书，不仅没有修正前代谬误，反而对箬岭的记载愈发偏离。不过，上述清代统志的相关条目皆宣称与汪华有关。康熙《大清一统志》宁国府“箬岭”条目记载：“相传隋末汪华所开。” 这一表述被宁国府方志所继承，可见有关汪华开凿箬岭的传说，很容易被一山之隔的宁国府人尤其是旌德人所接受。徽州府“篛岭山”条更详细：“唐汪华凿为二道，一通旌德，一通太平，亘六十里，径皆险窄。” 这可能是国家统志的首次记载，有助于汪华开凿箬岭传说的固化。

除旌德外，宁国也是汪华传说的扩散地域。县西八十里有麈岭山，据天顺《大明一统志》载，得名于“岭多尘鹿”。嘉靖《宁国县志》认为“或以山多尘得名，未详” 。后者虽对此持谨慎态度，却添加不少与汪华有关的传说：“俗传汪华攻宣至此岭时，天暑，士马皆渴，以戈鐏戳石得泉，后人因加浚治。岭古有藏马洞。” 在顺治《宁国县志》中，藏马洞被解释为“世传唐汪华藏马处” 。于是，麈岭汪王庙成为宁国的汪华信仰中心。宁国人这样描述汪华与宁国的关系：“王以精兵八百人来战于宁国上冈，宣守请降……今庙乃自摄来宣战胜之处也。洪武间，里人梅荣受重修。” 此处提及洪武年间的重修，可知该庙的建设当在元代甚或更早。又提及双方交战的具体地点在宁国上冈，与其它更早的记载不同。据胡伸《唐越国汪公行状》载：“未至宣城三十里，城中遣将陈罗明来战，罗明败走，公疾击斩之。宣守面缚请降，公释不问。” 认为汪华的战斗发生在宣城境内，与宁国无涉。较晚刊刻的乾隆旌德汪氏谱牒中，相关表述又被修改成这样：“未至宣城三十里，城中遣将陈罗明来战。罗明败走，公往系斩之宁国冈上。宣守面缚请降。” 主动将部分故事情节挪到宁国境内，似乎是对上述矛盾记载的调和，惟具体记载、小地名略有不同。上述文献因时段、地域之不同，对汪华军事活动的交待各有差异，其中的矛盾之处反映汪华信仰传说的层累，宁国本土文献更倾向于将汪华与宁国上冈联系起来。至万历年间，徽州名士汪道昆《麈岭庵记》提及：“相传王祖神明之迹，内有藏马洞，外有遗镞池，其上有古庵，废久矣。” 大概是徽州人首次确认汪华麈岭传说，推测该传说形成于明中后期。

泾县是联结皖南圩区和山区物资交流的中转地，汪华信仰随北上的徽州人群传入。现存最早的嘉靖《泾县志》载，距县城二十五里的孤山曾是黄巢安营扎寨之地，山上设有汪王庙，汪华信仰在这里以与黄巢对抗的面貌出现。嘉靖《宁国府志》载：“难当与知岩、汪华俱宣歙人，在太[大]业间并有保障功，诸邑多祀之” ，汪华获得与乡土神左难当相同的待遇，表明地方民众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的期待。

与汪华信仰有关的历史地名也扩散至太平。太平有汪王岭，是通往池州等地的交通要道。英年早逝的杜药隆（1508-1534），葬于汪王岭苦李坑。九龙潭又称汪公坑，据说当地人在此挖出兵器，“相传为汪越公设兵处”，用潭水求雨极灵验，可见当地汪华信仰包含军事、农业的双重职能。此外，旌德六都有汪王陂，亦与保障农业相关。

汪华信仰传入南陵的时间可能始于清代。县东二十五里的汪王殿在咸丰十年毁坏，光绪十九年重建，俗称铁菩萨庙；县北四都一图的汪王庙重建于光绪二十七年，民国初年毁。南陵峨岭与泾县接壤处，至今仍有小地名“汪洋庙”。工山乡汤村有小地名汪洋庙，简称“汪庙”，因村东有汪洋庙得名，“内供何神像不详” 。皖南方言中的“羊”与“洋”字音相通，徽州人又称汪华为“汪羊” ，汪洋庙当指汪王庙。太平天国战后，南陵居民构成发生变化，损害汪华信仰的人文基础，虽然地名或庙宇尚存，但信仰活动已经消失。附带一提，毗邻南陵的太平府繁昌县亦曾有汪华信仰，北顺冲口有汪王庙，但其来源“未详所自” ，繁昌方氏村落中亦有汪洋庙小地名，信仰活动已停止。

考察汪华信仰空间传播的轨迹，主要沿旌德、宁国境内的两条交通线向宁国府北部扩散。旌德箬岭、宁国麈岭、泾县孤山等地是徽州人北上的交通要隘，附着其上的传说故事，一方面表明汪华的军事活动受地理环境之约束，同时也证明交通路线与信仰传播的相关性。

2．汪华信仰传播的人文因素

考察信仰传播的人文因素，汪华信仰有两点不同于张渤信仰之处。其一，韩森（Valerie Hansen）认为张渤信仰与商人之间存在关联，但这一观点遭到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皮庆生等学者的质疑，陈颖莹也认为商人在张渤信仰传播中所占的比重偏小。而汪华作为徽州的地域性信仰，明清以降随着徽商和旅外徽州人的行迹扩散至徽州以外的广大地区。清代嘉、道年间，旅居江苏吴江县盛泽镇的徽州商人与宁国府商人合建徽宁会馆，其内部布局参照徽州会馆样式：“正殿三间，正供威显仁勇协天大帝神座；东供忠烈王汪公大帝神座；西供东平王张公大帝神座。殿之东建造行馆，供奉紫阳徽国朱文公。” 由此可见，汪华作为徽州人的精神信仰，其神牌是徽州会馆乃至徽宁会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徽州商人通常在会馆建设中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认为徽商、会馆与汪华信仰传播存在着直接关联。由此，徽商在汪华信仰传播中的参与力度，或许是两位神灵信仰的差异之一。

其二，在宁国府的汪华信仰传播案例中，虽然没有徽州商人直接参与进来，但主角中有不少徽州移民尤其是汪氏移民，这又是汪华信仰有别于张渤信仰的另一重要差异。众所周知，徽州汪姓与汪华信仰有着紧密联系，汪华信仰是该姓重要的文化资源。随着宋明以来徽州人口压力的增加，大量包括汪姓在内的徽州移民迁往毗邻的宁国府南部山区，将汪华信仰带入当地；与此同时，宁国府土著汪氏出于对徽州汪氏的攀附，也逐渐接纳了汪华信仰，藉此与徽州汪氏发生了密切互动。

旌德新建汪氏的先祖世居歙县，五代时为躲战乱避居于此。新建汪氏谱牒中随处可见与徽州汪氏的交流互动，以及对徽州汪氏谱牒的借鉴。如该谱记载汪华生平时，认为胡伸所撰的行状有缺失，经查阅发现：“近于歙谱，得见公传一篇，其载两娶钱氏，及九子所出甚详，恐胡公不及见也。于是摘其语，以补行状之未备者。” 汪华的小传，则直接“取自歙谱” 。修撰者誊录汪华的遗言墨迹后，加入按语：“其真本墨迹未经兵火，前尝于歙东城族宗见之，其字画遒劲，有类米芾。藏之以为重宝，兵燹无存矣。” 可见该族受徽州同宗的影响之大。新建汪氏村中的汪公庙、汪公坦，迟至1968年仍在。新建汪氏迁居外地的分支，又把汪华信仰带到入籍地。汪祖寿迁居宁国二十七都龙源，建越国公忠烈祖庙，请僧人侍奉，“春秋祀祭以大牢，是不忘其本，子孙繁衍”，是为汪华信仰随汪氏移民传播的范例。与新建汪氏相似，旌德西关汪氏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在永丰门外建汪越国公庙，旁侧建有待梅亭。泾县汪氏宗族谱载，该族由歙县慈川迁至泾县北乡青东都二图九甲凉潭渡，与徽州汪氏保持着联系，参加道光二十九年新安宗亲捐修汪王墓祠活动，“得瞻慈川故居邱墓、祠堂，复领得慈川重修族谱回泾”，并据徽州谱纠正本族谱牒的谬误。

旌德其他姓氏也有建设汪王庙的记录，表明汪华信仰超出了族姓限制。庙首河东干的汪公庙，汪桂五、吕会珩、吕善兴、吕桂暹、吕积徽等人同建；十八都月村朱、刘、任、戴、江等姓，建有汪公殿。休宁金氏宗族在绍兴二十六年（1157）即供养东山汪王庙，旌德十八都金氏谱牒收录金安节的《东山汪王庙记》，表明该族的汪华信仰来自于徽州祖籍地。旌德六都义路桥的饶氏宗族，供奉汪华的时间颇久，宋代嘉定十七年（1224）即在本村水口汪王庙前造石香亭。至隆庆五年（1571）石香亭颓坏，该族士绅领衔重建，立有《英济庙建造石香亭碑记》。石香亭仅是汪王庙的附属建筑，汪王庙的建设则得到更广泛的族姓支持。嘉靖十一年（1532），由地方大族周氏发起募捐，用于购买田地和庙宇建设。捐输名单如下：

资料来源：嘉庆《旌阳饶氏宗谱》卷四《思集·杂著事迹·汪王庙碑记》

上表按人均助银的高低，列为13个档次，周姓居民差不多覆盖了全部档次，其人数高达35人，占总人数近56%，其他三姓依次递减。在当时，周姓实力最雄厚，倪姓、饶姓和姚姓的实力渐弱。募捐对象并不限于一村一姓，表明汪王庙是义路桥各姓尊奉的地方保护神。义路桥汪王庙的产权，在清代遭到侵犯。乾隆五十五年（1790）三月，汪王庙庵僧畏三勾结村民姚禹九、周绍相、饶余庆等人，将招贤干、风水岭的两块庙田偷卖给朱氏，然后添置周相、周德宏田产各一块、汪七得众田三块。这是一起僧人与不良之徒的共谋，并将当地大族朱姓牵涉进来。义路桥四姓决定取赎原田，所缺银两由四姓承担，另招僧人维护汪王庙。是年六月初二立下议字，强调“公同公出，不得独累一姓”，七月初三得到旌德知县批准。至乾隆五十六年三月初五，僧畏三立字认罚，产权风波以四姓的胜利告终。在此事件中，四姓的立议人数发生变化，姚姓10人，饶姓6人，倪姓5人，周姓仅2人。对比嘉靖、乾隆年间的资料，可见当地的族姓势力发生较大变化，原本实力最弱的姚姓转为最强，其后依此是饶姓、倪姓和周姓，与嘉靖年间的排序完全倒置。从整体上看，虽然当地的族姓势力发生较大变化，但四姓共有汪王庙的地方习俗一直在延续。

有关汪华的祭祀活动，义路桥汪王庙僧人提及，“每年正月十八汪公寿诞” ，可知当地的汪华诞辰与徽州相同。民国末年，太平的仙源、水东、三口、新明密溪、葛湖等地均在正月十八或十九举行庙会，其中新明密溪汪姓号称为汪华后裔，正月十九以三顶雕花红底金漆大木轿，抬汪华夫妇、九相公全身坐像出巡，并供奉至二月初二。沟村的“汪公会”，农历三月十六出会，请徽班在水口庙内唱戏，举办一定规模的游行。

众所周知，汪华崇拜超出了祖先信仰，成为徽州人普遍信仰的地方神灵。与此可比照而观的是，汪华信仰在宁国府境内的传播情况相对复杂：旌德、太平的汪华信仰具有广泛性，有着不同姓氏的信众，与徽州府保持一致；泾县、宁国汪华信仰则由徽州汪姓移民带入，一方面反映当地汪氏宗族将汪华视作家族神的偏好，另一方面表明泾县、宁国的汪华信仰尚处于初级阶段。

总之，从地理的角度来看，受制于交通路线，与汪华传说有关的地理实体分别位于旌德箬岭、宁国麈岭、泾县孤山，它们既是汪华军事活动的重要据点，更是徽州人外出的交通要隘，其中麈岭、孤山的汪王庙最早得到官方承认；从人文的角度出发，旌德、太平与徽州府接壤，接受了不少徽州移民，自然发展为宁国府汪华信仰的主要区域。在徽州通往宁国府的两条主要交通路线上，旌德、泾县一线汪王庙的数量超过了宁国一线，这就更直接地表明，徽州人外出经商或移民的迁徙行为等人文因素，是影响汪华信仰传播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