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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剧:从刘官庄走来

 滨州文学馆 2020-10-31


我们博兴县,是吕剧的发源地。我的家乡刘官庄一带,人们酷爱吕剧,且吕剧艺术人才辈出,被誉为吕剧艺术之乡。

1870年前后,地处黄河下游的博兴县,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农民生活困苦艰难。我们刘官庄一带及相邻的纯化、龙居一带,以艺谋生的人日渐增多。他们学唱了当地流行的杂曲小调“打坐腔”(即北路山东琴书),四处流浪以艺乞食。
1880年至1890年间,较有影响的艺人张保光、张祥、王道平、张贵兰和刘銮峰兄弟三人,用琴书曲调演唱小节目,在节目的情节和唱词上逐步修改,使之接近戏剧化。演唱形式由原来的演唱人员兼操乐器,以第三人称表述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性格特征,进而发展到乐手专操乐器(仍以坠琴、扬琴、三弦为主)退至后台,演唱人员化妆登前台。当时,这种演唱形式,艺人们称之为上妆扬琴。
1890年后,孙中新等艺人演唱的唱腔,由琴书曲调进而发展到从凤阳歌演化来的“四平”、“垛子板”和“娃娃腔”几种固定板式。同时,把皮黄、梆子、扽腔中的锣鼓经、表演术渐汇入自己的演出剧目中,形成了吕剧的雏形。
1900年至1917年间,孙中新在与其他艺人打伙演唱“会戏”及流动演出过程中,带出了张兰田(刘官庄)、张炳智、张长东等十几名徒弟。1918年,杨长兴、王乐堂等人组成“顺和班”,先后在博兴、蒲台、高苑、桓台、济南等地演出。
1930年,艺人张兰田、张长东等培养的另一代艺人张传海(刘官庄)、张明然(刘官庄)、张传河(刘官庄)、张问忠、崔小贞等,分别组成“义和班”、“庆和班”进入济南新市场和南岗子演出。角色行当由原来的“三小”(即小丑、小生、小旦)为主,发展到生、旦、净、末、丑逐行并茂。基本唱腔固定在“四平”、“二板”、“流水”、“娃娃腔”等板式上,至此,吕剧已趋于成熟。
吕剧名称的由来,有两说。
一说吕剧是由说唱艺术“琴书”、“上妆扬琴”演变而来的。“上妆扬琴”不论剧情长短,故事性都很强,从头到尾表述细致,演唱明白,用孙中新及其徒弟们的话说就是“顺藤摸瓜,捋着蔓子捋到底。”且吕剧的主弦是坠琴,演奏时捋上捋下,不少音是捋出来的。因此,艺人们对自己的戏叫捋戏。
又说,初时,刘銮峰等艺人经常演出的剧目是《王小赶脚》。演唱时,艺人们在街头打一圆场,骑一头纸驴边走边唱。看戏的人们在捧腹大笑之余,便称这戏为“驴戏”。后来,“驴戏”越唱越响,从街头走上舞台,从乡间唱到城里,人们便取“驴”的谐音,改称为吕戏。
1952年冬,山东省文化局负责人率著名吕剧演员郎咸芬等百余文艺工作者,专程来到我的家乡刘官庄一带,历时百余天,挖掘出众多传统剧目。
1953年,我们刘官庄的张传海、张明然、张玉升等艺人,组建了“鲁兴吕剧团”,除在本县演出外,还经常巡回于淄博、昌潍地区。1956年,“鲁兴吕剧团”转为国营职业剧团,更名为“博兴县吕剧团”,全团50多人,其中大部分来自我们刘官。是年春,山东省吕剧团团长刘梅村、导演尚之四率演员郎咸芬等50余人,深入我们刘官庄及附近的周刘村体验生活,挖掘剧目。是年7月,博兴县政府为纪念吕剧在本县的起源,将刘官庄一带名命为吕艺乡。至1963年10月改称为阎坊区,2004年6月恢复吕艺乡。
1958年,博兴县吕剧团又上调升格为淄博专区吕剧团,生、旦、净、末、丑,挑大梁的多是来自我们刘官。刘官庄的吕戏,使周围十里八乡的庄稼人刮目相看,几乎无人不知道刘官庄出来的艺人张传海、张明然。那些年,庄上的人们常神气地说:“咱进趟城没别的好处,就是进戏园子听戏不花钱,还有人管饭。”
吕戏来自民间,以博兴、广饶一带的语腔声调和乡音俚曲为基调,以人们熟悉的鼓书乐器坠琴做主要伴奏乐器,对白语腔也是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加工形成,被乡间百姓看作是自己的戏。

初时,吕戏的剧目大都短小精悍,内容以伦理亲情为主,演唱的都是庄稼人熟悉的故事。它的唱腔旋律优美而比较简单,变化不大,人们听着入耳,唱着上口。台上的人在唱,台下的人跟上就能哼出来。尤其是像《小姑贤》《小借年》等剧目,演唱的都是家庭伦理亲情,人们看戏就像看到了身边的故事乃至自己的故事,深受农村妇女们的喜爱。人们形象而又略带玩笑地说:吕戏是“拴老婆撅子”。那意思是说,妇女们听到吕腔,就像是被拴在橛子上一样,再也走不开了。

还有一句话也很形象:“听到吕腔响,饼子贴在门框上。”意思是说,有的妇女正在揉面蒸饼子,突闻外边响起吕腔,顾不上放下手中的饼子,就急忙忙到门口手扶门框听戏,饼子贴在门框上都不知道。这些,便是对妇女们痴迷吕腔真实而又形象的写照。

那时,还有一句话在我们吕艺乡流传甚广:刘官庄的吕剧——连拉风箱都是吕剧味儿。

乡戏,乡戏,就是乡间的戏。乡里乡间人人会唱爱听的戏,才能叫做乡戏。吕戏是真正的乡戏,在我们刘官庄,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嗓门高的还是嗓门低的,不管是嗓子好的还是五音不全的,人人都能哼上几声吕腔。田间,地头,湾边,井傍,灶门前,炕头上,时不时就会响起几声好听的或是不好听的吕腔。丰年唱喜腔,灾年唱苦腔。高兴了唱,不高兴也唱。平时随意唱,逢年过节搭台唱。乡音好听,乡情动人。乡音唱乡戏,乡戏唱乡情,唱出了乡间人的感情,唱出了庄稼人的心声。庄稼人的感情是丰富的,由于劳作的繁忙和生活的重压,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是匮乏单调的。简单而又优美的乡音吕腔,为他们提供了抒发感情的最佳方式,这就是吕剧深受庄稼人喜爱的原因。
在刘官庄这块丰厚的吕艺土壤上,人人爱听戏,人人爱唱戏,人人支持唱戏,演艺人才出了一茬又一茬。就连五六岁的娃娃,也常常用秫秸杆子搭个“戏台”,将红纸片弄湿抹抹脸蛋,用玉米缨子当胡须,临上台还要讲明:我顶“桌子”(张明然),你顶“袍”(张传海)。在我小的时候,每到冬季农闲时,庄上的戏迷们便开始张罗着排戏了。白天,他们忙些家里地里的事。晚上,搁下饭碗便纷纷凑齐到排练场。说是排练场,其实就是戏迷张光然家的三间北屋。顺墙一周放几张长凳,长凳上挤不下的便挤在炕沿上,炕沿上挤不下的便爬到炕上。轮到谁上场,谁便站起来或者从炕上跳下来。有的闺女小伙子不识字,那台词便由别人在油灯下一句一句教着背。有些人跟着排了两三个冬天的戏,也只能捞到个“兵”的角色,没有台词,只能抱根水火棍,到台上“呜”一圈算完。就连那“嘲儿”、“傻小子”之类的角色,都是挣着演,上台后只有一句台词:“我要吃烧饼。”由此可见人们对吕戏的爱好和痴迷。房间不大,看排戏的人们只好呆在院子里。孩子们站门口趴窗台朝里看,闺女小伙们则站在院子里用心听。冬季的夜晚,不论是有风还是没有风,都是一样的冷。但不论是屋内还是屋外,不论是排戏的还是听戏的,却都是感到浑身暖融融热腾腾。
过年唱大戏,是庄上最隆重的盛事,也是庄上最热闹的时候。在庄东头的空地上堆起一座土台,竖起杉杆,拉上布幕,挂上汽灯,就算搭起了戏台。戏台前方两端,各有一位怀抱三八大盖枪的民兵维持秩序,叫做“管台”。台下,靠前边是一大片孩子,有的趴在台沿上,有的坐着砖头或是小矮凳。他们离得最近,却最不用心听,有时还故意挤来晃去,挤得别人坐不稳站不牢,纷纷呈波浪式摇摆。这叫做“晃台”。惹得“管台”的民兵大喊大叫,枪托子乱挥乱摇。再往后,黑压压坐了一大片,都是成年人和老年人。他们是来听戏的,听得看得最认真。外围一大圈,多是闺女,媳妇,小伙子,有的站在地上,有的站在长凳上。他们是看戏的,但却也看人。女看男,是羞涩的,眼睑低垂悄悄地看,其实也看得挺仔细。男看女,是善意的,却颇为大胆,有时眼睛难免带电。偶尔,也会轻声议论几句,谁谁谁的未婚媳妇挺漂亮,谁谁谁的未婚女婿长相不怎么样,等等。说到高兴处,便会发出轻轻的嬉笑声。
人群的外边,是边听戏边做小买卖的人。卖包子的,买火烧的,买山楂糖粘的,卖宝葫芦糖块的,卖麦芽糖稀糖瓜的,卖泥娃娃的,卖欢喜团的,卖竹哨铁哨的,卖玻璃“鼓噔”的……有趣的是,这些赶集时扯破了嗓子吆喝还嫌声音不够响的人,居然一改粗犷豪放的作派,不声不响,只用微笑来招徕顾客。
再远处,是那些来晚了的人们,有本庄的,也有外庄的,大人们只好站在远处的崖头上,孩子们只好骑在远处的墙头上、树丫上。他们未必能看清台上是李二嫂还是张六他娘,却能听到那熟悉而又醉人的吕腔。 
(本文原发于作者文集《八月的云霞》(海风出版社),原题为《乡戏》,授权发布。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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