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来已经有10年了，那年我在滨州学院读大二，还是青葱懵懂的年龄。教我们写作的是一个西装笔挺的中年男人，双眉漆黑，目光深邃，颇具风度。一开口，是缓慢甚至有点黏滞的邹平口音。简单的自我介绍时，他说：“我是有海外关系的人”。
同学们很好奇，在我们那时的想法里，海外关系是很了不起的背景。“我在台湾有个兄弟叫李登辉”。此话一出口，全班哗然，心里却对这位老师亲切起来。课后，李老师拎过一只手提袋子，里面有刚打印出的一厚摞他的文章，发给我们阅读。或许是为节省纸张，字体设置很小，正反打印，密密麻麻的。我这才发现，这只崭新的包装袋子，正是他穿的那身西装的。
后来一次课，李老师说，讲理论的东西太枯燥，要我们读自己的文章。那是深秋，我为此赶制了一篇应景文，我还记得那篇文章的结尾：“游子走了，褐色的风衣渐行渐远，直到把自己也走成一片落叶，飘舞在故乡的秋景里。”我读完后，班里响起一片掌声。李老师说，这篇文章应该发表在这堂课的头条。从此，他对我的关注多了起来。我交上去的写作作业，他总是对立意、语言、题材等优缺点做很详细的批改。可惜，我那时整天泡在图书馆读小说，或者旁听外系的课程，并没有认真写多少。转眼到了冬天，我和同学梅决定去拜访李老师。那时，西区还是一派建设中的忙乱景象，我们在一大片外貌相似的机关宿舍院中，又绕过一座座模样相同的房子，才找到他的住所。
那时，李老师刚刚搬进新房，满墙皆白色，但家具、电器都是很普通的老款式。他一边照料阳台上的花草，一边和我们拉家常，看得出他很喜欢种些花花草草的。李老师问：上大学一年的费用多少？我说，光学费要4000元。李老师叹口气：这应该是一个普通农户一年的全部收入了。他给我们看家里的相册，有他和师母年轻时的照片，有老家的土房子，他的父亲、母亲、大哥等。后来，我在他的文章中都知道了这些人的命运。还有一张他儿子的照片，那时还是一个清瘦的高中小伙子，现在读到了博士，据说身高超过一米八，英俊帅气。师母坐在沙发上织毛衣，她穿的毛裤颜色一节一节的，每一节的颜色都不一样。看得出，那是旧毛衣拆下的毛线不舍得扔，重新织起来的。这得有多少年头了，在农村都很少有人穿这种既不保暖又不舒适的毛衣毛裤了。而李老师夫妻俩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一个作家，一个高中语文教师，居家衣着却如此简朴。那时的我们还不懂作客之道，只是带了一兜从学校小超市买来的水果。李老师看到说：“你们现在还花着父母的钱，不要花钱给我买东西。将来等你们有了工作，给我带2瓶好酒，我也乐于接受。”临走时，他跑到橱柜上翻钱包，要把买水果的钱给我们。 后来我们毕了业，各奔前程。虽然都在滨州这个小城市，彼此之间却疏于联系。我们为各种事情奔波，拜访过不少人，却唯独没有带上2瓶酒拜访过李老师。我们那时大概并不明白：我们出入的，是滨州市作协主席、社会名流的家，多少文学青年想要拜访他而没有机会。我也是来自农村，当乡村的价值观念在城市中屡屡碰壁时，我才拿出李老师的作品认真读。读一个人作品最能发现一个人内心世界，而相似的心灵总会遇见。我和李老师虽然隔了一代人，但经历是相似的，城市与农村价值观念的冲撞是相似的，由此产生的苦闷和难以释怀也是相似的。好几年了，我仍清晰记得他文章中哥哥的故事：一个爱穿白衬衫的挺拔少年，用自己的勤奋和聪明在那个年代考取县一中。但现实的家境不允许他再上学，父亲把他的入学通知书藏了起来。从此，这个优秀的乡村青年再也没出过农村，没碰过他喜爱的文学。这个年轻人本可以通过读书，以后考上大学，过上体面生活，或许成为学者，或许成为机关干部的，但父亲的一个决定，把他打回万丈深渊。他也就沿循父辈的命运，草木一秋，麻木而又毫无痕迹地度着这一生。以前我总是追问命运，突然明白命运是无解的，你碰到什么，什么就是你的命运。而他的父亲呢，在亲手藏起儿子入学通知书的时候，心不是纠结破碎的吗？那一定是双老泪纵横的手，颤抖不已锁住了儿子飞扬的命运。这个倔强而好强的老人，在劳累一生，身体已经垮下来的时候，仍是不愿在子女们面前“认输”。他不需要照顾，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也要保持尊严，自食其力。庄稼人的思维就是这样，奉献一切是理所当然，索取半分便觉理亏。还有他的母亲，在人生即将收获的时候，突如其来遭遇一场大病。她的命运特别像我的姑姑，匆匆忙忙来世上一趟，心酸苦难尝了个遍，幸福却来不及参与丁点。或许是我多愁善感的性格，或许是触动心底不敢碰触却始终紧绷的琴弦。读着这些作品的时候我流着泪，久久不能平静，我们的父母亲戚又何尝不是这三种命运？劳累一辈子的农人像疾风卷过得衰草，像寒风中颤抖的树叶，一点风吹草动就能陨落成泥。
卑微的生命，看似坚强，其实抵御风寒的能力是最为脆弱的。李老师还有一些写农民工的作品，刚刚进城的民工，蹲在路边吃饭。面对来来往往的行人，他们总是低着头，在自卑和羞涩中捞着菜汤，咽着馒头。今年春天，我们上班的这座办公楼空调改造，大批民工日夜作业。中午下班时，我习惯走小后门，每次都看到他们正在吃饭，不锈钢缸子里，是清汤寡水的白菜豆腐。这座办公楼进出的是衣着光鲜的公务员、银行职员和建筑公司的老板。每天无数白衬衫在他们面前飘过，无数双高跟鞋“哒哒”走过。这些高贵的人们，从不看民工们一眼。这些一身泥水的民工，低着满是沧桑或稚气未脱的脸，也从不肯看这些衣着光鲜的人们，他们只顾埋头吃饭，可我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今年6月份，李老师在市文化馆有一个散文写作的讲座。台下座无虚席，我看到很多文友从外县赶了过来。偌大讲堂里没有空调，李老师在闷热中讲他散文创作经验，他讲到：写文章一定要写自己心灵中最疼痛的东西，最纠结的往事。一篇好的散文，除了独特的感受、体验，还需结合历史的、社会的、民俗的以及宗教的知识，以及对生命和命运的深层扣问。
散场后，我特意找他请教。李老师说我语言功底还不错，就是题材没有打开思路。其实，这也是一直困绕我的问题。我请教他如何破解。李老师笑笑说：只有坚持不懈地写，慢慢琢磨，迟早会找到自己的叙述方式。今年开始，我也试着写一些小散文，多是记述乡村和亲情。一个文友说，你写得太沉重，现在读者喜欢欢快一点的节奏，沉重和伤痕是没有市场的。我承认他说的对，但沉重是我的生命底色，是萧瑟冬天为背景的黑白照片。一个人可以伪装快乐，伪装幸福，却无法伪装自己的生命底色。他的家庭生活那样节俭，给学生上课，却要新买一身得体的西装。尊重他人，得体行事，也是他对我的影响。他对后辈关心是有口皆碑的，即便是上过几堂课的交情，即使隔着悬殊的社会地位，和他有过交集的人，他念念不忘，关键时候总是竭力帮扶。
你看他的文章，没有犀利语言，没有故作聪明的技巧布局，只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意。每一个庄稼人都生存在他的生命里，每一颗树，每一株棉花、高粱、麦子都是他的兄弟姐妹。他是平原泣血的歌者，也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导师。作者：张迎，山东沾化人，公务员。业余爱好读书，旅行，喜欢以细腻笔调记录生活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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