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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腊月，从街巷上越来越浓密的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从神色越来越匆忙的路人的面容中，从年货架子上高挑的红灯笼和地摊上摆放的色彩鲜亮的年画中，人们能感知到：年，越来越近了。 对于已届中年的我来说，年已经越来越变成一种压力和责任，早已丧失了对它的期待和渴望。对新年的仪式感越来越淡薄，但是看到了那贴在门楣上的随风飘舞的五彩“萝卜钱儿”，我的心则就会倏地收紧，一下子想到：新年到了！那古老的拙朴的彩色纸签，似乎是一封封报春信，又似乎是一道从千年古乡村中传承走来的仪式新符，提醒着农人们，新的一年开始了，大地迎来了又一个春秋轮回。  “萝卜钱儿”是用极软的五色彩纸剪出的镂空的纸笺。“萝卜钱儿”这个名字，开始我以为那只是乡村俗语，但是网上百度，却有着很明确的解释：汉族传统民俗文化之一。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称呼，如挂笺、挂千、挂签、挂钱、吊钱、喜钱、红钱、吊笺、喜笺、红笺、门吊、门花、门钱、门旗、花纸、彩飘、年彩、门市彩、报春条、吊千儿……是传统的春节门楣吉祥饰物。 看到“萝卜钱儿”，我就想起了我的公公。每年的年三十上午是贴对联、喜童和“萝卜钱儿”的时间。这项任务通常是由我配合着公公来完成的。首先我扫去屋门、门楣和门框上积了一年的灰尘，然后用湿布把门玻璃擦干净，公公在门框上涂抹上自己熬制的面浆糊，先把门框上的对联贴好，再在门芯玻璃上贴上一对互拜的金童玉女。已经有了一些年的氛围了，最后公公取出他从集市上“请”来的五彩“萝卜钱儿”，一张张小心翼翼地揭开，在正屋门的最顶端，整整齐齐地把一片片“萝卜钱儿”粘好。当我看到那轻盈的彩片在风中飘舞起来的时候，感觉到飘动的不仅仅是几张纸签，而是裹着肉香、散着鱼味、充盈着欢乐的新年就那么切实地降临了这个祥和的农家小院。年，真的来了！我的心中漾起了满满的吉祥和幸福。  我真正见到“萝卜钱儿”，是在新婚后第一个春节。在娘家生活了24年，我对这些传统的东西没有任何接触。因为父亲的传统思想在“文革”时期全部割掉了，也或许是他在外面参加工作太早，压根就没有培养出来。他对“磕头拜年”“请神拜佛”等封建礼教很抵制。在大年初一这天，他从来不让母亲出去磕头，也不接受别人到我们家来磕头拜年。之后，我们全家搬到了县城，也就彻底摆脱了那一套令母亲很尴尬的“封建礼俗”。 初为人新妇，我还带着姑娘家的娇羞和任性。而我进入的则是一个典型的纯朴的农民家庭。所以第一个新年让我特别不适应。按照博兴的新年习俗，刚进新人的家庭，过年要请“老爷老妈”（指逝去的先祖）回家一起过年。请一次“老爷老妈”是颇费精力和钱财的，要准备一大桌子祭品，鸡鸭鱼肉、水果面食，一应俱全。鸡是昂首挺胸的大公鸡，鲜红的冠子，活灵活现地端坐在盘子里；鱼是跃跃欲动的大鲤鱼，在油锅炸得鱼尾上翘，双目圆睁；一大块方肉，都摆在客厅中堂的方桌上；屋门正中的墙上则挂着画有家中先祖画像的轴子，两侧还垂着长条冥钱，香炉里香雾缭绕。我当时完全被这种阵势惊呆了，第一次在家里见到这样森严、庄重的场面。  按照当地的风俗，谁家把“老爷老妈”请进家，族中所有的人新年第一天都要先来叩拜先祖。婆婆在地上铺上了草苫，迎候来叩拜的人。我的婆家在村子里是辈份比较高的，从天不亮，就开始有人进门磕头，一直等到近中午还不断有人来。 我第一次经历的不仅仅是祭祖仪式，还有跪拜磕头这一习俗。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过一道难以逾越的心理大关。我心中特别地抵触，认为这是封建礼教遗毒和落后的陈风陋俗。除夕之夜，我就哀求老公：“明天我能不磕头吗？”老公眼睛一瞪说：“那可不行，这是新媳妇必须要做的。老人辛辛苦苦忙了大半辈子，就盼着这一天呢！明天先去给‘老爷老妈’磕头，再给咱爷娘磕头。磕完后，嫂子们会来叫你，你们一起去给婶子大娘们磕，咱们家辈份高，磕不了多少的。”天啊，看来这头是非磕不可了。我一度在心里祈祷，老天爷，明天让我生病吧，生病了，就能不用磕头了。现在想来实在可笑，在过年吉祥喜庆的日子里，人人都祈祷着五谷丰登、太平安康，可我这个刚嫁进门的新媳妇，却在祈祷着生病。  新年在乡村“噼哩啪啦”的爆竹声中和“咕咕哒哒”的拉风箱声中到来了。老天可能原谅了我这个不懂事理的小媳妇，并没有按我的愿望让我生病。五点多钟，老公就把我叫起来，说爷娘把饺子已经煮好呈上了，我们先磕头再吃饭。我尽管有两百个不情愿，还是在老公的陪伴推怂下，一起给“老爷老妈”和公公婆婆行了跪拜磕头大礼。公婆高兴地合不拢嘴，撩开棉衣从贴身的口袋里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红包，送给我。嘴里一个劲地说：“好孩子，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不一会，哥哥嫂子也来给公婆磕头拜年。之后，老公跟着哥哥，我则和几个嫂子们一起去给族中的婶子大娘磕头拜年。大街小巷，都是身穿新衣，头戴新帽的拜年人。有的三五成群，有的则十几人，前呼后拥，说说笑笑。我则是大家见面谈笑的重点。“这新媳妇长得可真俊！”“那么高的高跟鞋，走咱农村这土道，小心别崴着脚！”“新媳妇磕头可得真磕，要带响声儿的......”我则羞羞答答地跟在嫂子们的后面，脸上一阵阵泛红。  开始几年，每到过年我都为磕头拜年这件事情纠结。甚至觉得我一个在外面上班的人，回到农村走家串户地跟着农村人一起拜年有失身份。可是直到有一次，公婆的一句话让我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公公婆婆对磕头拜年的仪式很在意。因为辈份高，几乎全村子的人都会来。记得有一次过年，临近中午了，来拜年的已经接近了尾声，我打算把草苫子卷起，做中午饭。公公对婆婆说，“西边老五家今年刚娶了新媳妇，怎么没见他们来？刚过门的孩子不懂事，大人也不懂事？他孩子结婚时，我足足去帮了三天忙，这些都不记得了？”我一听心里一惊，天啊！这一天来来往往来了这么多拜年的人，他们老两个竟然都能记住谁来谁没来，而且还上升到大人不懂事理的高度来理解。幸亏我这几年听话，要不，老两个出门腰都不硬气了。 公公是一个典型的农民，没有文化，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村内族中有威望的人。因为他性格耿直、善良，为人热心豪爽、处事公道。村里谁家有矛盾纠纷都愿意找他主持公道摆事评理。公公的勤劳质朴也是很少见的。一年四季，早上五点多就起床忙碌，似乎不见他闲下来。他好像从来不知道索取，从来都是为了子女，为了家人奔波忙碌。看到如此善良的老人，我只能把所有的小性子都藏了起来。老人为子女辛苦忙碌了一年，一年来老人从不要求子女为他们干什么，他们却特别在乎在村内族中的面子和尊严，期望得到起码的敬重，这是农村人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慢慢地，我把这种过年的仪式当成了行为的自觉。换来的则是两个老人在家族人面前的硬气和威望。 以后我在乡镇当了领导干部，每年回家过年依然到婶子大娘家去跪拜一遍。却无意中听到了本家婶子对新媳妇的教导：“你看你波嫂子，人家在外面当那么大的官，不照样回来给俺们拜年。与人家比，你还端什么架子？”天啊，我这些年纠结坚持的行为竟然成了村内一面卫道的标牌。我有点哭笑不得。  新的一年又要来到了，我们家的门楣上却再也见不到“萝卜钱儿”飘舞了。公公离开了我们已经四年了，他走得那样匆忙，那样决绝，那样毫无牵挂，没给任何一个子女一个见面交代的机会。他的人生真正做到了没有索取，只有奉献。 自从公公走后，我们家过年就再也没有张贴过“萝卜钱儿”。门楣上缺了在风中飘舞的“萝卜钱儿”，就如同家族中缺失了幸福的人生。 公公，真想再给您行一次叩拜大礼！而我面对的却只是一抔黄土。  作者：杨玉美，笔名青杨梅。山东阳信人，现任滨州技师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滨州市作协会员。先后在《滨州日报》《鲁北晚报》等报刊发表作品50余篇。作品以散文随笔为主，文笔细腻，情感真挚，多以描写读书学习和生活中的小事为主。近来关注鲁北民俗，已发表多篇反映乡情民俗的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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