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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华家的“南鸡南雁” 庭华属猴，是我童年时的伙伴，他纤弱的小身子支撑着一个大脑袋。在村子里的小学校里，我们也是同班同学。庭华虽然是男孩子，个子却比同龄的女孩子还矮半头，他身上一点儿力气都没有，班里的女孩子都能轻易把他撂倒。 课间活动的时候，院子里男孩子玩顶拐，女孩子踢毽子，庭华总是无精打采地躺在凳子上，有的同学们告老师说：“庭华那家伙偷懒，不去锻炼身体。”梳着两条大辫子、眼睛很亮的张老师却不以为然，对告状的同学说：“管好你们自己就行了——庭华是饿得没劲呃！” 张老师有时会拿给庭华一块金黄色的玉米窝头，看着庭华狼吞虎咽地吃下去。每到这时，教室里会弥漫着一股玉米面特有的香味儿，庭华会瞪着一双期待的大眼，看着张老师。显然，玉米窝头对庭华来说，算是食物中的奢侈品了。 庭华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黑五类”中“坏分子”的儿子。而这顶“帽子”是他爹福海，在一夜之间捡回家来的。 因为这顶“帽子”，小学校里大一点的几个同学，对所谓“坏分子”的憎恨都发泄在庭华身上，以至于会趁张老师离开的空档，把庭华的窝头，从他手里夺出来扔掉。每到这种时刻，庭华总是低着头，无声地流着屈辱的泪水，不还手也不争辩。 如此可怜兮兮的形象，深深地刻进我的脑海里，以至于近四十年过去了，一看见身材弱小的小孩被欺负，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庭华，心中就会隐隐作痛，就会感叹上天不公平：这个世道上，初来乍到的孩童，就要为自己的出身与先天体质的弱小，而付出泪水承受屈辱。胸中充满着挥之不去的怜悯与感伤…… 庭华家离我家只隔着几户人家，靠近街道边，三间土坯房，没有院子。房顶上只架着七根小腿般粗细的檩条，人站在炕上举起手来就能摸着。即便是这样，庭华的三叔还住了西边的一间，庭华一家四口住在东边一间，中间一间的东墙边盘着一座大锅台。 庭华爹虽然被冠以“坏分子”，我却看不出他坏在什么地方，他总是斜歪在炕上的被子卷上咳嗽，脸色蜡黄，身上穿着一件露着棉花套子褪了色的军用棉袄。 瘦小枯干扎着一只辫子的庭华娘，时常蹲在东墙边的锅台下面烧火。而我每次在她家玩，明明看见她做熟了饭，她却迟迟不揭开那口大黑锅。每到这时候，庭华娘会扯着一种拐弯抹角的音调对我说：“你娘喊你回家吃饭咧——快家去吧！”我心里想：俺娘喊我，我还听不见蛮，害怕我吃你家的饭吧！于是，赌气走出庭华家的屋门。可我呢，不长记性，到村里转了一圈或是回家拿上一个玉米窝头，一边吃着又回来找庭华玩了。几次之后我才渐渐地明白，庭华娘真心不是怕我吃她家的饭，而是怕我看见她家大黑锅里的食物。 庭华家的大铁锅里全是地瓜，有的地瓜还是那种坡地里捡回来的——手指头大小的瓜蔓头子。有时是一锅糟糠团子，中间放着一只瓷碗，碗里蒸着半碗盐水糊糊，是下饭的菜。庭华娘是怕我看见了她家这些食物，在学校里跟同学们说了，鄙视庭华。所以才用这样的话，想支开我。 那时，一般的小孩主食是玉米面窝头就咸萝卜条，也吃一些地瓜胡萝卜。而庭华的主食是熟地瓜、糠团子，零食是生地瓜、生胡萝卜。 而我呢，之所以愿意到庭华家里玩，是因为喜欢听庭华娘说话，而赖在庭华家里不走的。因为在我听来，庭华娘说话好像是唱一种歌，她舌头捋不直，总是带着儿化音。庭华的姐姐叫荣英，她叫“荣英子儿”，叫庭华喊“庭华儿”，我听着又新奇又好玩。 经常听到村里的大人们闲聊说，庭华娘名叫张玉兰，是山西人，离着咱这埝子老远老远，隔着一座大山呃！咱们家在山的东边儿，她娘家在山的西边儿。她是被庭华爹——福海当兵的时侯用“南鸡南雁”从山西的太行山里骗来的，荣英和庭华是用包袱背回来的…… 那座太行山有多大呢？我时常纳闷。趁大人们晒玉米、晒地瓜干时，我就顺着木头梯子爬上屋顶，跳着脚向西方眺望。太阳转到西方落下去看不见了，就以为被西边的太行山挡住了。 而“南鸡南雁”是什么东西呢？我是在后来村子里大人们的调笑中才知道的。“南鸡”是放在锅中间蒸熟的咸盐水调的糊糊，用筷子是难以夹起来，只能抹着吃，被当地的乡邻们戏称“南挤（鸡）”。“南雁”则是糟糠团子，放在嘴里嚼不动，囫囵吞下像柴草一样塞在喉咙里实在难以下咽，因而被老乡们冠以“南咽（雁）”。 游街示众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春天，麦苗刚刚返青，鲁北大平原正值青黄不接。村子里的一些人家开始为烧柴和口粮发愁。街道上偶尔有穿着破烂衣服，提着柳条筐子，拖着打狗棍子，走街串巷的讨饭者走过。在街道上玩耍的孩子们看到后，便会一哄而散，大呼小叫着跑回各自的家，在里面关上户门。 而一些老人、妇人，则会拿出一些熟地瓜或地瓜面窝头，站在门口等着。她们的施舍是有选择性的，往往会怜悯老弱妇孺，而对一些身强力壮的人则嗤之以鼻，不但不给吃食还会被奚落一顿。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个季节里，二月二无疑是最值得期待的节日。在没有任何零食的岁月里，炒玉米的脆香诱惑着他们。他们提前好几天就到村南的沙土窝子里，用布袋子背回来又细又白的沙土。妇女们也会用簸箕筛选一些颗粒饱满的玉米粒子晒干备用。而个别生产队长、保管员、饲养员的老婆孩子们，则会吃上比炒玉米味道更浓更香的炒黄豆、炒黑豆，甚至炒棉花籽。 二月节过后的一天，孩子们兜里的炒玉米还没有吃完，村子里传来了急促的敲锣声。好奇的人们纷纷跑出来看热闹，而他们看到的情景，让他们惊讶得合不上嘴巴。庭华爹被几个戴着红袖章的民兵一左一右押着游街示众，一个叫福生的黑瘦小个子男人使劲地敲着铜锣，扯着公鸭嗓子敲一下喊一声：“福海偷队里的棒子了——牲口没啥吃了——福海破坏生产了——” 福海身上穿着打了好几个补丁的旧军装，腰间缠着一截绳子，绳子上挂着几个带着皮的玉米棒子，还插着几棵棉花柴。他羞愧又屈辱地低着头，脸上挂着泪珠，头发上粘着草屑，挺着比人群高出半截的肩膀，一步一步踉踉跄跄地走着，像电影中被抓获的战俘。看热闹的孩子大人们都被吓得鸦雀无声，只有庭华娘戴着一块打了补丁的藏青色破方巾，穿着一件跟棉被子一样花色的棉袄，跟在人群后面，边哭边“咿咿呀呀”地说着山西话。她一会儿对着人群辩解着，一会儿又在央求这些人：“千万不要打庭华爹呀——放了他吧！” 整个春天村子里都在议论这件事，有骂饲养员福生真不是东西的，也有骂福海存心不良，要把队里的牲口饿瘦、秋后没法耕地拉车的，到底谁是谁非，莫衷一是。毋容置疑的是，从此庭华成了“坏分子”的儿子，村里的大人和小孩也确实看见过，庭华爹被民兵押着游街。 拿回来的“祸端” 正月末的一个晚上，黑夜依然漫长。福海闻到了从生产队的场院里飘出来的炒豆子香味儿，他寻思饲养员福生这老小子准是又在偷吃牲口细料了。于是自己去蹭几把炒豆，也未尝不可。四周漆黑一片，沿着通往场院的小路，循着炒豆的香味儿，福海走近了位于场院一侧的牲口房。牲口房里面隐隐地闪着灯光，福海推开栅栏门，随着“吱呀”一声，牲口房里的灯光突然熄灭了。漆黑的牲口房里，只有扒开皮又翻上去像辫子一样系在一起，挂在木头橛子上的玉米棒槌子闪着亮光。福海知道，这是给小牲口矼牙用的，防止牲口牙痒痒乱咬乱啃。一匹老马惊恐地打了一个响鼻，而后发出“嘘嘘”的声音。 “福生——福生！”福海喊了两声，牲口房里没人应答，只有牲口们咀嚼草料发出的“咯嘣——咯嘣——”的声音。福生知道牲口房里还有一个里间，是饲养员睡觉的地方。他摸黑走过去，用脚轻轻踢了两下，还是没有动静。福海知道，为了不让他看见炒豆，福生这小子是故意躲起来不吱声，便生气地又踢了两脚。“福生你娘个x 的，真不是个东西，集体的东西就兴你自己吃啊！明明你刚炒了豆子，栏里还有烟呢！”他这么一说，里间里更没动静了。 福生猫在漆黑的小屋里，听到福海的骂声，急忙连锅带豆子一起塞进炕洞子里面，斜歪在油腻腻黑糊糊的铺盖卷上，由着外面福海怎么骂就是装没听见也不吭声。福海越想越气，就说：“你不开门我自己拿了啊！你娘个x 的！集体的东西兴你吃也兴我拿！”说着便一转身伸伸手在山墙的木头橛子上摘下来十来个棒槌子，抓着编成小辫子的玉米皮往家走去。走到场院门口，他想，也快过二月二了，干脆再拿一捆棉花柴回家给孩子们炒一顿玉米花吃，量他福生那小子也不敢说，俺也有他的把柄在手里，况且福生还是俺一个刚出五服的本家哥哥呢！ 福海大错特错了，一个物质极度困乏的年代，人变得刻薄吝啬，有的人失去了应该有的道德底线，人格尊严变得一文不值，生命变得脆弱不堪。福海把在牲口棚里拿回来的十来穗玉米棒子，一捆成年人腰围一般粗细的棉花柴，扔在自家的锅台下面，还没来得及收拾。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福生便领着大队书记，大队书记带着基干民兵，闯入了没有院子的福海家的土坯房。 福海被人赃俱获百口难辩，头天晚上想好对付福生的说辞和当过兵的荣誉感，被一声踹门声击打得荡然无存。 福海的老婆孩子还在睡梦中，随着一声木板门的震响，一夜之间成了“坏分子”的家属。 在那个特别的时期，对于一个缺吃少穿风雨飘摇的普通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灭顶大祸。 福海之死 福海在被游街之后，变得精神恍惚一病不起，况且家里连买油盐的钱都没有了，想返回山西的行程变得遥遥无期。玉兰的父亲——福海的岳父张学安，几次从山西寄来书信催促，都被庭华娘——玉兰用泪水打湿以后，无奈地扔在了土炕的一角。 福海的病日益严重，靠地瓜充饥的他，加上肺部感染突然高烧不退。好心的赤脚医生来过几次，打了几针之后，无奈地低着头，咳声叹气地说：“去医院吧。再等，恐怕人就不行了！”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福海的家。 福海的脸色已经发黑，嘴唇青白。他用尽浑身力气流着眼泪对着玉兰说：“我对不住你呃！我死了以后，你带着孩子想办法回山西吧！这里不是咱活命的地埝儿……” 玉兰还没听完，就哭喊着：“不能啊——不能啊！”她像疯了一样跑出去，跪在村子里的街道上，央求：“叔叔、大爷，乡亲们，行行好，把福海送医院吧！” 好心的西邻小伙和庭华的三叔，跑去叫来了大队书记。饲养员福生套上了生产队里的“大胶皮”马车，车厢里铺满了松软的柴草。几个乡邻和庭华的三叔把福海抬上车，扯下炕上的一条破被子，盖在福海的身上。玉兰哭着和庭华的三叔也上了马车。福生甩动起长长的鞭子，向四十里地以外的县城奔去。 后半晌，远远地看见村口聚集着很多人，围着那辆福生驾驭的马车。人群里传出玉兰沙哑的哭喊和爱英子稚嫩的悲泣。福生一手拿着长鞭，一手牵着马的缰绳，不断向人群说着什么。他时而蹲下身子叹息，时而站起来跺脚。车上的福海已经被那条破被子裹了起来，头也被裹得严严实实。几个老人蹲在地上，抽着旱烟在商量：人已经死在外面了，又这么年轻，进不进家门的问题。几个中年妇女站在张玉兰的身后陪着抹眼泪，穿着中山装的大队书记也来了。 返回山西 处理完福海的后事，玉兰整天以泪洗面，披头散发地走在村子的街道上。此时，村人的怜悯之心开始复活，纷纷给庭华家送来玉米面、地瓜、柴火。张玉兰和两个孩子在土坯房里蜗居着，总算熬到了秋天。 张玉兰远在山西的父亲张学安在玉兰的信中知道了一切，自然心急如焚。他东拼西凑借了几十元钱，夹在信封里寄给了张玉兰，叮嘱她收完秋后，山里没下雪之前，马上带着孩子回山西。 初冬的一个早晨，阴沉的天空下田野里枯黄的麦苗上顶着霜花，踩在上面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张玉兰带着庭华和荣英来到村东福海的土坟前给福海磕头，三个人的哭声撕心裂肺，回荡在旷野上。他们终于踏上了回山西的行程。 她们的行李是一床被子和一个用围巾打起来的包袱。她走在前面，两个孩子一左一右跟在后面，送行的只有小学校里的张老师和庭华的三叔。张老师又用一个布兜子装着十来个金黄的玉米窝头给了庭华。 张玉兰在没来山东之前，的确按照庭华爹——福海的描述，不止一次地想象过“南鸡南雁”的肉味儿如何之香——一望无际的平原厚土，粮食堆得像小山一样吃也吃不完。然而，命运无情地捉弄了庭华一家，残酷的现实让他们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 福海当兵 曾经的福海，大高个子浓眉大眼，地地道道的鲁北汉子，憨厚实在。他是如何把远在千里之外的玉兰，从太行山的西边娶回来的呢？虽然几十年以后还是村里人茶余饭后的笑谈，可村里的老人们在笑谈之后经常会惋惜地叹气说：这福海的“福”呃——还“海”呢！连“一碗儿”也不够呃…… 福海弟兄三个，他排行老二，父母在六十年代生活困难时期相继离世。家里穷得叮当响，肚子都填不饱，没顾上念书。福海的哥哥，好不容易娶上媳妇，过门后不久，在媳妇强烈要求下分家单过了。福海和三弟也到了找媳妇的年龄，却被村子里喜欢保媒拉纤的人给搁置在一边了。 六十年代中期，福海作为县里挑选的最棒的小伙子，穿上了绿军装，胸前佩戴着大红花，跟着带兵的部队干部，坐上了扎着草绿色帆布棚子的解放卡车。 卡车后面挤满了送儿参军、送郎当兵的人群。小伙子们抹着泪，哭得抽抽搭搭。福海不哭，坐上车就再也没往外看。他知道，家里没人来送他。 福海只知道是从大阳信城出发的，到哪里去，便由着挎着匣子枪，坐在驾驶室副座上的干部了。帆布棚的开口处还有一位挎匣子枪、帆布包的干部，负责清点人数传达命令。 汽车颠哒了一整天才到了一个叫沧州的地方，匣子枪干部又领着他们上了一列绿皮火车。车厢里坐的全是新兵，福海头一回儿看到这么多人。 火车走走停停，“嘎哒嘎哒”地走了两天两夜，到了一个叫太原的地方。一下车，福海惊呆了。心想，这里比阳信可大多咧！人比沧州还多呢…… 福海跟着匣子枪干部又上了另一辆帆布棚卡车。卡车进山了，在山路上转了多少弯也不知道。只是每转一次弯，就吓得小肚子一紧一紧的……匣子枪干部堵在帆布棚的开口处，不让往外看。下车解手的时候，看见公路下面深得看不见底，头上悬着的全是石头。 福海有点后悔。他寻思着，这还能回家吗？好在，路上会按时吃饭。匣子枪干部一到点就发吃的，一人一包饼干或一人一个烧饼。后来，他拿定了心思：反正是能吃饱，爱咋着咋着吧！ 老解放汽车又颠哒了一天一宿才到营房，老兵们抱着大枪列队欢迎，中午白菜猪肉大包子管了个饱。炊事班的老兵一个劲地提醒：别吃撑了——别吃撑了——下顿还有——下顿还有—— 福海所在的连队，是专门负责看护一个部队的弹药库，他们的任务就是站岗放哨。开始是跟着老兵站双岗，后来福海就成了老兵，可以单独站岗完成任务了。 哨所建在半山腰上开出来的一块方桌大小的平地上，是用石块垒起来的一间圆形桶状小屋，石壁高处有瞭望孔，低处有射击孔。放哨时，钻进去就像进了一只大瓮。而站在哨所的外面环顾四周，全是蜿蜒起伏的山，近处则怪石嶙峋，头顶上的天被山头遮住了四周，只留下能望到边的一方蓝天。 哨所一侧是一条通往营房的石阶小路，而正对的是一条通往山外的盘山公路，交叉连接在盘山公路上有几条窄窄的岔路。这些岔路隐没在树丛中，看不到尽头，岔路通往山顶也通往山沟里的村庄。村庄里的人打柴、种地、外出，都在这里路过。 收获爱情 村庄里的人对营房里的兵本来就非常友好。听说，这一批新兵来自山东更是欢喜，他们知道山东是个好地方，山东的小伙子厚道本分。 而这些山东来的小伙子们也不见外，与老乡们亲如一家，站岗放哨之余，一有时间就帮着他们打柴担水，什么活都抢着干。部队上的干部也以身作则，经常带着新兵为老乡们排忧解难，号召他们：军民是鱼水情，要与老百姓打成一片。 村子里有个驼背老汉叫张学安，快六十岁了，有三个闺女，个个长得如花似玉，又勤快又能干，在生产队里挣工分，日子过得紧巴，勉强能填饱肚子。但没有儿子是张老汉的心病，他盘算着——要留下一个闺女招上门女婿，剩下的俩闺女也不能找远了，就近选，过日子好有个帮衬。 可事与愿违。大女儿玉凤在本村的小伙子中，寻么了一圈，没一个相中的。为此，张学安没少骂：“你娘的什么金枝玉叶！这么多后生，就没一个能配不上你？”骂也骂了，烟袋锅子见天敲得震山响，却没能镇住玉凤，玉凤还是嫁到了山南的八里寨。这样一来，玉凤走个娘家还要翻好几道岭子，绕好几座陡坡，虽然直线距离不远，起个大早，太阳落山也赶不回家里。 二女儿玉秀虽然老实听话，按照张学安的意愿与临村的一个后生订了婚。小伙子勤快踏实，隔三差五就去老丈人家挑水打担，啥活都干，可商量再三，拉锯似的谈判进行了好几轮，小伙子就是不愿意入赘。为此，张学安想悔婚，可是玉秀已经和小伙子好得如胶似漆，硬是拆不散了。这样一来，招上门女婿的担子就只有三女儿玉兰来挑了。 玉兰性情活泼倔强，小学毕业，算是村里的文化人，还是村里的女民兵。那个年代也时兴追求时尚赶时髦——她身上经常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 在春节后的一次民兵训练中，玉兰认识了福海。福海在老班长的带领下，来给民兵们当军事教员，指导女民兵们走队列、练射击。 他们两个人一组带一排民兵，福海是第一次接受这种任务。他跟另一名老兵配合，表现得木讷笨拙，原因是他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接触这么多大闺女。她们身上有一股子香味儿让福海眩晕迷乱。在她们面前，福海毫无自信。装腔作势之后，他喊出的口令也是山东口音，不由自主地从嘴里直冒鲁北方言，还结结巴巴。 跟排长汇报情况，也是“哥唻——哥唻”的喊排长，让排长好一通教训。排长说：“张福海同志，咱这不是国民党的军队，不能称兄道弟，以后再让我听见你再叫——什么‘哥唻’，信不信我报告连长关你禁闭。” 福海越是这样，几个年龄稍长点的女民兵便想方设法地挑逗他，训练的间隙没话找话：“大兄弟，老家有媳妇了没有啊？要不要在俺们这里找一个啊？俺们这里姑娘多好啊，甭回山东啦……”还模仿山东鲁北的方言调笑他：“哥唻，哥唻，俺们这里的闺女老俊咧！” 弄得福海面红耳赤，“吭哧吭哧”地说不出话来。每到这时，女民兵们都会笑得前仰后合，无所顾忌地打闹着。 玉兰看到穿着军装的福海，被伙伴们调笑得一脸窘态，心里有种想打抱不平的冲动。又看到福海憨态可掬，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涌上来，心砰砰直跳，脸上不由自主地泛起了朵朵红晕。
民兵训练结束之后的日子里，玉兰时常站在村口的石碾子旁向部队哨所的方向张望。不管是打柴还是上坡干活，宁肯绕远路也愿意在哨所近前的山路上走，碰上福海站岗便故意把肩上的木柴捆子或农具放下，坐在小路边的石头上逗留一个时辰顺便歇歇脚。虽然隔着十来步远，她却不好意思和福海说话，时不时地瞭一眼福海，便红着脸低下头摆弄身边的小草小花。 几次之后，福海站在哨位上也发现了玉兰，并且从心底里喜欢上了这个不爱说话的姑娘。看到玉兰把木柴捆子再背起来非常吃力，便会走出哨所帮着玉兰把木柴捆子发到肩上。有一次，他终于鼓起勇气说：“你把柴刀留下一把我帮你砍柴吧！”玉兰也没客气，顺手就把手里的柴刀给了福海。于是，休息的时候，福海便在山坡上砍些木柴打好捆，藏在山石旮旯里，等玉兰来了背下山。这样一来，玉兰就省下了大把的时间，她坐在盘山的公路边，陪福海一起站岗…… 好事多磨 那时，部队上有纪律，不准当兵的人跟驻地的妇女谈恋爱。可村里人却见怪不怪了，几乎每年都有大姑娘跟着复员的老兵逃出大山。有些开明的人家还支持自家姑娘跟着当兵的走，毕竟这穷山旮旯里缺吃少穿的没什么恋头。 部队上的马连长是山东商河人，长得五大三粗说话高嗓门，心眼儿却比针鼻还细。他一副菩萨心肠，乐得成全年轻人，每逢遇到这样的事，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知道了福海和玉兰的事，担心福海弄出事端，又不忍心拆散一对年轻人。
于是，马连长把福海叫到办公室又是一顿教训，高嗓门传得老远：“张福海同志，你小子干的好事，别以为组织上不知道。”吓得福海嘴唇都哆嗦了，赶紧说：“哥唻——哥唻，俺再也不——不敢了。”马连长声音突然又提高了八度：“不敢了？站好，你看你个熊样儿！还有个当兵的样子吗？”福海赶紧立正，挺挺腰板，抹了一把眼。 “不敢咋行！？”马连长却断崖式地突然压低了嗓门。“张福海同志，你已经是两年多的老兵了，也该找媳妇了。但是有一条，不能胡搞，要是捅了娄子，小心我枪毙你！要对人家闺女负责到底，明白吗？”然后，在椅子上站起来，拍了拍福海的肩说：“回咱老家你能找上这么好的媳妇吗？”福海挺了挺腰背，大声回答：“不能！”马连长猛然拔高嗓门，一本正经地喊：“张福海同志，向后转，齐步走……” 福海如同被人摁进水里又突然提起来，又像是犯了掉脑袋的死罪得到赦免，兴奋地想跳高，又想对着大山高喊，福海终于忍着没敢。他大口喘着粗气，颠颠地跑出了连长办公室，又跑到操场上狂奔了好一阵子。 这年的冬天，爱情之火终于在两个年轻人心中燃烧，他们变得无话不说，相互思念，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福海变得激情饱满，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帮玉兰干活像吃疙瘩面一样快活。可是，当他想到自己远在山东的家，自己家的境况，便再也不敢往下想了：马连长让我对玉兰负责，自己以后拿什么来养活玉兰呢？这个责任咋负啊！ 尽管如此，福海一万个不愿意丢下玉兰。比玉兰大几岁的福海，违心地说了不少山东老家的好话。他知道，如果自己复员回到老家，十有八九要打一辈子光棍儿。 福海不止一次跟玉兰说，我们山东的土地一眼望不到头全是平地，地里一块石头也没有，种什么长什么，大米饭天天有，一个星期吃一次包饺子，三天两头吃“南鸡南雁……”有时候，福海说着说着，自己的口水先流了出来。 玉兰也是心事重重，充满矛盾：自己担负着招养老女婿的重任，如果跟着福海回了山东，谁来照料可怜巴巴的老爹老娘？如果不回山东，福海愿意留在山西招养老女婿吗？这些心事时常搅得玉兰泪流满面，她偷偷哭了不知多少场。年轻的玉兰真实的内心，更倾向于走出大山，离开这到处都是石头、地无三尺平的鬼地方。 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福海还有半个月就要复员回山东了。福海哭得泪流满面，央求玉兰跟他回山东阳信。玉兰舍不得老爹老娘，没了主意，两个年轻人抱头痛哭了好几场，依旧没有定论。 峰回路转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马连长知道小老乡遇到了难事，又了解到福海的家境，分析他如果复员回家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便想出来一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他便把福海叫来，问福海：“你先当个上门女婿，给张学安两口子养老。等两位老人百年以后，你再领着玉兰回山东老家。行不行吧？” 福海起初有些顾虑，思虑再三，满脑子都是玉兰的影子。他知道自己舍不下玉兰，觉得过几年再回山东也不是不行。福海下定决心，同意了马连长的建议。 马连长腋窝里夹上一条子大刀牌香烟，又叫上村里的干部张铁头，一前一后相跟着来到了玉兰家的石头墙院子门口。 张学安老汉正好蹲在宽板凳上，叼着烟袋杆子生闷气。他刚骂完玉兰：“玉兰，你要是再跟那个山东小子来往，小心我打断你的腿……”玉兰娘也抹着眼泪嘟嘟：“养了你们姊妹三个，没有一个疼爹疼娘的。你两个姐姐心狠，你比她俩还狠。你要是去了山东，咱娘俩这辈子还能见面么？”玉兰眼睛红肿着，低着头蹲在门边上默不作声。 张铁头人未进门声音先到，拉着长音喊：“张学安——张学安，马连长来你家咧……” 玉兰家的大黑狗凑上来，才“汪汪”了两声，就被张铁斗一哈腰假装捡石头的动作，给吓得调头就跑。张铁头直起腰来，抖擞着手，得意地哈哈大笑着…… 张学安赶忙从宽板凳上跳下来，走到屋门口迎接。马连长右手握住张学安的手大声寒暄着：“老哥，你好啊，身子骨蛮硬棒吗！”左手拍了拍张学安的肩膀。张学安说着：“不行啦——不行啦……”拉着马连长的手，让到刚才自己蹲着的那条宽板凳上。而后，吩咐玉兰：“三妮子烧壶开水来。”玉兰“嗯”了一声，跑去院子里拿柴火。玉兰娘从炕上的铺盖卷后面拿出来一包卷烟，递给张学安。而后，站在墙角漠然地听着几个男人的对话。 张铁头叼着烟卷，伸着脖子双手捧住学安老汉划着火柴的手，吧嗒、吧嗒地吸了两口，首先开了口：“学安哥，马连长可是给你送儿子来了。你可得好好整一壶谢谢马连长。”张学安先是一愣，而后使劲睁开两只被烟雾熏得眯成一条缝的眼睛，盯着马连长，喉咙里发出两声“嗯呐”，没说出完整的话来。马连长扯开嗓子说话了：“老哥，不瞒你说啊！你们三妮子跟张福海的事，我都知道了。福海呢，是个老实孩子，两个后生挺般配的，就是离着家忒远。老哥您呢，心里想的啥，我也明明白白的。这样吧！让福海留下给您当儿子，中不中吧？您吱个声。” 学安老汉瞪大了眼睛，伸长了脖子，狐疑地说：“张福海那小子，他愿意？”马连长一拍胸脯说：“这事，老哥您就甭管了。包在我身上。”张铁头插话了：“张连长说话，你还不信？学安你就把心放进肚子里吧！”张学安又给马连长递了一根烟，咳了一声说:“马连长您就做主吧！那小子愿意住下我保准拿他当亲儿子待成。”说完又连声咳嗽起来，憋得黑脸通红。 玉兰拿来了柴火却没把水烧开，灶台边上早就没了人影，玉兰娘蹲下身子向灶堂里填着木柴。原来，玉兰听了马连长的来意，按捺不住喜悦，兴奋地向西山上通往哨所的公路上跑去，她要找福海问个明白：幸福来得这么突然，是真的吗？ 福海没在哨卡上，一个老兵斜挎着大枪站在哨卡门外的空场上。看到玉兰气喘吁吁地跑上来，腆着脸嬉笑着开玩笑说：“大妹子来找张福海吧？他复员回山东了，以后你找不到他啦！”玉兰跟这名老兵也很熟悉，红着脸说：“恁瞎操心。他爱走不走，关我啥事？！”然后，四下张望着。她知道福海不会丢下她一个人回山东，昨天晚上还说过，死也要一起死的话。 不大一会儿，福海背着步枪来换岗，玉兰远远地就看见了他。玉兰跑过去把他堵在窄窄的山路上，一本正经一字一句地质问说：“张福海，你真的不走了？”福海诡笑着说：“谁说的？”玉兰嗔怒地对着福海的肩膀就是两拳头，下面用脚踢了福海的腿一脚，说：“马连长跟俺爹都说好了哩，你还装甚！”福海一脸茫然地问：“你爹他同意咧？”玉兰又给了福海一拳，瞪了福海一眼说：“你说哩！” 部队上的敞篷车来了，是来连队里接已经打好背包复员的战友去太原上火车的。他们挥泪告别，一个个拥抱着痛哭，而后依依不舍地爬进车厢。福海哭得格外伤心，蹲在地上呜呜地哭，哭到敞篷车开走了，只剩下他一个人。福海的内心波澜起伏，他哭自己不能跟战友一起回山东了，自己被命运之手抛弃在这大山里，又哭自己终于能和心爱的玉兰在一起了。
马连长派来的两名干部，早已站在了福海的身后，他们替福海拿着行李。等福海哭够了，一左一右押送一般，把福海送到了玉兰的家门口。玉兰家的门口早就聚了很多乡亲，他们点燃了早已准备好的鞭炮。 福海的几件旧军装和一条军用棉被，算是嫁妆，被等在玉兰家里的婶子大娘接过去放到了玉兰住的西屋大炕上，跟玉兰的两床红花新被子摞在了一起。 按照马连长的安排，两名干部算是福海的娘家人，但不能在玉兰家吃饭。送下福海，他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他们与福海和乡亲们说了几句话，立即赶回了营房。 中午，玉兰家的院子里，亲戚乡邻捧着大碗，一边说笑着，一边吸吸溜溜地吃着汤面和玉米面的大窝头。 回阳信 在农业学大寨的烈烈红旗下，到了1976年。福海在不亚于战役的开山造田运动中抡大锤砸钢钎、打眼放炮，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山民。不到三十岁的福海变得又黑又瘦，身上依然是一件打了补丁的旧军装。他佝偻着上身，犹如四五十岁的老汉。玉兰已经成了两个娃娃的妈妈，别看哺育了两个孩子，她也没耽搁参加妇女战斗队，男人一样搬石头垒堤堰，跟村里的壮劳力一起在山坡上造出一层一层阶梯一样的土地。 张学安老汉咳嗽得更厉害了，已经不能下地劳动，每天弓着腰在家看护两个幼小的孩子。玉兰娘已是白发苍苍，每天拖着干瘦的身子，忙忙碌碌地给年轻人送水送饭，一天好几趟往返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
这一年的冬天，村子里高音喇叭不间断地播放着郭兰英清澈甘美山泉一样的歌声，“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然而，福海回山东的念头却与日俱增，繁重的开山造田劳动，让一个生在平原厚土上的年轻人度日如年。七个年头没回家的福海，做梦都想带着玉兰和两个孩子回到山东，离开这到处都是石头、地无三尺平的鬼地方。 张学安老汉知道福海的心思，看看骨瘦如柴的福海，知道这个离家七个年头的后生，想山东老家想得几乎发疯。不让他回趟山东实在是不尽人道，尽管在他心中顾忌一个不愿意去面对的问题。如果福海带着玉兰和孩子回了山东不回山西来了，可咋办哩？真那样了，岂不是要鸡飞蛋打？ 在一个刮着凛冽寒风的晚上，张学安对着油灯上豆粒大的火头，点燃烟袋锅里的碎烟叶，咳嗽了两阵子，说出了他心中最不愿意提起的话题：“福海、三妮子——你们带着孩子回家看看吧！福海也有六七年没回去了！你们跟队里请个假，快去快回，还要回来挣工分哩！我和你妈暂时没事。有事呢，你大姐二姐过来就是。”说完，一阵剧烈的咳嗽憋得喘不上气来。 接下来几天里，玉兰和福海兴高采烈，各自做着回山东的准备。他们知道路途遥远，跟生产队长请了长假。福海又跑到连队里，找到一个已经提拨成排长的战友，跟他说：“部队上的敞篷车来连队的时候通知一声，他要跟车出山一趟。”他又打听马连长去了哪里？战友说：马连长去执行任务了。
1976年的冬天，大雪即将封山的时候，福海和玉兰领着三岁的女儿荣英和不足7岁的儿子庭华，踏上了回山东的旅途。他们带着张学安老汉的全部家当和东借西凑来的百十斤粮票，先是坐在部队的帆布敞篷车后斗子上，沿着福海进山的道路盘旋出山，来到太原时已经深夜。他们在候车室里用棉被包着两个孩子坐了一夜，第二天踏上了开往沧州的绿皮火车。火车上挤满了人，非常温暖，玉兰和两个孩子一样，对什么都好奇新鲜。火车走走停停两天时间，她没有感到疲惫不堪，反而觉得像飞出了笼子的小鸟。他们一家人，瞪着四双眼睛环顾着这陌生吉凶未卜的世界。 火车窗外一望无际的原野让玉兰大为震撼，她长这么大第一次看见如此辽阔的平原。她对福海曾经说的，见天吃“南鸡南雁”、三天两头吃包饺子的话深信不疑。她想，有这么多平整的土地，上面全种着麦子，还愁没饭吃吗------福海和玉兰怀着对未来丰衣足食的美好憧憬，少了一些后顾之忧。于是，拿出张学安在穷家富路思想指导下，给他们准备的粮票奢侈了一回儿。玉兰第一次吃到了火车上卖的粘着芝麻粒子的烧饼。 七十年代，鲁北平原的十月，几片白云点缀着湛蓝的天空。麦苗凋敝枯黄，路边稀稀拉拉的树木顶着摇摇欲坠的几片枯叶。通往村口的公路上连一辆马车都没有，福海背上驮着荣英子儿，玉兰背着庭华儿，胸前挂着蓝布包袱。偶尔有骑自行车的人，超过他们，再好奇地回头看看。荣英子累得趴在福海的肩上有气无力，庭华瞪着惊奇的大眼环顾着生父福海生长的这片土地。
离开家整整七年的福海，带回来一大家人，这成了村子里的喜庆事。大人小孩纷纷来到原本庭华三叔自己住的三间小屋里看热闹，张玉兰拿出在火车站上买的糖块，给孩子们一块一块地分，向叔叔大娘问寒问暖。 穿着中山装戴着旧军帽的大队书记也来看望了，还让饲养员给送来了柴火和半口袋玉米面，并说：“你们愿意留下呢，明个就给你们发工分本，以后就跟着上工吧！小伙子这么棒，还愁吃不饱吗？两个孩子就去村里的小学吧，张老师好脾气，差不了事！”福海和玉兰感激地一口一个叔地喊着，把大队书记送到村子的街道上。 然而事情并没有福海想象的那么美好，春节过后，又一个青黄不接的季节到来了。由于上年福海一家没有挣到工分，自然没有分到口粮，即便是福海和玉兰再拼命干活，也捱不到收获的季节。而乡亲们自己也吃不饱，大多数人家勉强度日，又怎能顾上他们一家呢? 福海每天都在为下一顿吃什么发愁，他翻遍了村外种地瓜的地块和种胡萝卜的地块，找寻着头年没捡拾干净的残留。
从山西带回来的盘缠钱早已花完，回山西的想法被玉兰和两个孩子吵闹了无数遍，都被福海的叹息声给压下去了。“南鸡南雁”已经变成了福海家的家常便饭。至于包饺子，张玉兰永远忘不了，春节时吃过的那次地瓜面掺白面的白菜馅饺子......
作者：韩军，山东阳信县人。滨州市诗词协会会员，喜好文学，散文、诗歌作品曾多次在报刊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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