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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确了人类文明史始终进步于同一个常识化发展趋势后，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人的认知视角除了有上下之分外，还有很多种分法，比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实际就是对不同视角之间因果一致性关系的一种极高明的抽象概略阐述，比如二视角包括主观与客观，比如三视角不但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而且可以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基于常识化视角，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正因为有这种似是而非，但又不失朦胧的一致性，所以一旦这种似是而非的概略表述被中国传统学术界广泛接纳，在本没有狭义本体论、狭义认识论和狭义方法论的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却实际因此而不自觉地有了高屋建瓴的准终极本体论、准终极方法论和准终极认识论属性。比较而言，相对于西方哲学虽然具体设立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但也正因为在似是而非于终极理论体系常识化建构不能方面的文明局限与中华文明一致，所以借助于中西方思想之间同为思想的一致性，当我常识化意识到，形而上的道命题是中国传统文化公认的类似西方哲学的本体命题后，通过下意识地泛化相关本体论认知于认识论和方法论认知，让我在常识化领会《道德经》时不但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已然内涵上述准终极理论体系，还在诸多准终极世界观之外，又常识化发现诸多终极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我才能通过借助西方哲学互译《道德经》所代表的道家思想而诱变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这里所谓“下意识地泛化”，只是当时的一种悟得但说不得的似是而非状态，因此当时我只能循序渐进地分别建构终极本体论、终极认识论和终极方法论，如今我能循序渐进地继续推进在综合上述理论体系基础上继续将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推向更加通俗化，也不过只是将当时的下意识心理机制做以终极常识化显化而已，正因为我的心理机制与任何人无二，所以我的理论体系一旦具备终极自圆其说能力，诱变哲学常识化转向便是历史的必然。这样再看我刚阐述《道德经》的所内涵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终极性，但其内涵的世界观和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却为什么只具有准终极性呢？原因就在于，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对人类思想体系进行终极概括之后可以常识化发现，人的文明当前只能终极明确主观存在本体是逻辑，对于客观存在本体，暂时只能明确其与主观存在本体之间有与自然进化相关的因果一致性关联，但凭借现在的知识架构，人类的科学素养暂时依然无法明确客观存在本体是什么。关键是，即便暂时无法明确客观存在本体是什么，但已然可以明确，人的文明局限，无论是主观局限还是客观局限，在认知上都是源自自我意识的主观认知局限，是自我意识所代表的终极理性趋向于终极显化过程中暂时的非终极显化的结果。只有这样借助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调和了哲学与科学之间的认知冲突，人的文明才能以更高效的科研活动更快显化客观存在本体。更关键的是，正因为一切文明局限的本质都是主观局限，所以在逻辑认知内涵于循环演绎、归纳的收敛性所代表的概括能力作用下，在物种不灭的前提下，人的认知能力和认知结果虽然是无限的，但人的认识论体系建设是有限的，也正是认识论体系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生观和价值观可以基于预见能力而先于世界观走向终极成熟，因为价值观和价值观的终极成熟标准只是与人际关系整体和谐相关的思想自由，而世界观的终极成熟标准则与遨游宇宙的人的物种永生直接相关。这其中，关于物种是否能永生以及怎样永生问题，与“思想自由的主客观双重标准有不脱离一致性的差异性”直接相关，也即客观物理自由在本质上也由思想自由水平所决定，无奈这些是旧理论界经常忽略的基本前提，从而导致——缺乏终极本体论指导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总是不终极有效的文明局限。综上，不能常识化厘清这些基本前提的制约作用，是导致旧思想体系无法终极自圆其说于常识化普及的根本制约因素。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因此发现，真正阻碍西方哲学缺乏明确终极自圆其说追求的，就是隐藏在看似不可调和的“唯物”与”唯心”所代表的五花八门的本体论（认知）冲突，只有通过常识化视角和标准明确，包括人的一切“存在”在人的认知语境中都具有与主观存在和客观存在相关的主客观一致性，人的文明才有机会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成功而迅速实现主观相对成熟于可终极自律的人生观的价值观的迅速形成，进而才能集中全部精力追求主观绝对成熟于与遨游宇宙相关的特种永生的物理自由，这就是人作为文明存在的全部意义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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