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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行第一”顾九思

 苏迷 2020-11-01
《姑苏晚报》2020年10月19日 B07版

  余嘉

  明代万历初年的某天,苏州士绅们奔走相告一件大喜事,而这喜事,还要从万历元年(1573)的一件新事说起。这一年六月,内阁首辅张居正重磅推出了一套新的官员考核体系,并在全国推行。过了不久,为了扬善惩恶、树立楷模,就以这新体系为标准,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出二十五名表现突出的官员加以表彰。苏州人顾九思名列其中,他不仅是二十五分之一,而且名列第一。这么大的荣誉,怎不让苏州人奔走相告?

  新考核法的“代言人”

  万历之前,当然也有针对官员的考核,事实上明朝初年,对官员的考核严苛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当时官员的考核制度主要分为两个大方向,一个是“考满法”,一个是“考察法”。“考满法”是针对新任官员,每三年一考核,等通过了第九年的“通考”,再根据考核结果决定是升是贬。明太祖曾明文规定,“凡升迁,必满考”(《明史·选举志三》),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了这九年的三次考核,才能升迁。像不像职场新人的实习期?只不过,这个实习期长达九年。

  “考察法”则是针对所有的官员。“京官六年”、外官“三年一朝觐”,从“贪、酷、浮躁、才弱、年老、有疾、无为、不谨”等八个角度来考察,几乎涵盖了官员们德行的各个方面。

  漫长的新任官员“实习期”,和频繁的入京朝觐考察(考虑入京路途的遥远和行程所需时间,三年一次很频繁了),看起来非常苛烦,但考核的大权,是掌握在各衙门长官手里的,这变相地助长了行贿、请托的现象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不良习气,官员们大多遇事推诿、得过且过,行政效率越来越低下。

  作为实干家的张居正估计早就看不下去了。所以万历皇帝一登基,他一成为内阁首辅,便向皇帝上奏,推行“考成法”。

  “考成法”的内容此处不赘述,主要可以概述为三点:第一,要有行程规划,用预设的期限倒逼;第二,材料一式三份,构成一座完美的问责“金字塔”;第三,逐级上报,发动“人民战争的海洋”。也就是说,是通过让官员相互监督、考核政绩的形式来考核官员,从而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这其实更像是给明初的考核体系的bug来打补丁,把原着重于官员自身德行的考核方向,转到了考核政绩上。

  之所以花这么多笔墨,对这场考核制度的变化进行介绍,实在是因为,这场变化看起来变的是形式,实则变的是内核;看起来权力更分散,实际上选拔更务实——也就是说,选拔出来的,更可能是真正的治政之才。之前,官员考核结果评定等地的关键,往往看他的德行,这种事情,当然是靠人脉说话;现在,则是看政绩,用事实说话,在这样的体系下脱颖而出的人,必然在治政上成绩斐然。

  譬如“治行第一”的顾九思。在这个意义上,顾九思既是为官者的楷模、苏州人的骄傲,还是先进治政理念和笃实行政作风的代言人啊!

  “上门女婿”的翻身仗

  顾九思(1532-1610),字与睿,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今属江苏苏州市)人,出身埭川顾氏家族,隆庆年间进士,官至通政使司右通政。

  顾氏家族,是苏州历史悠久的高门大姓。明朝初年,有一个叫顾仲贤的人,曾担任过淮安府同知,他带着家人迁入长洲县黄埭镇下保村。其后人兴旺发达,这一支成为苏州顾氏家族中的著名宗支,世称埭川顾氏。但到顾九思出生时,顾家的家境已经很贫寒了。

  幸而顾九思好学上进,十八岁便考中了秀才。这位顾秀才,不仅“才”秀,而且人长得也眉清目秀,仪表堂堂。文徵明的学生黄姬水很赏识他,干脆让他当了上门女婿。

  黄姬水是著名藏书家兼刻书家,他刻过许多书籍。万历初年,黄姬水把自撰的《白下集》刊刻成书,第二年便过世了。万历十三年(1585),顾九思费心费力,将岳父遗留下的书稿诗文汇集成册,刻印成《黄淳父先生全集》24卷。

  上门女婿又称“赘婿”,在各地好像都不太有地位。可是,顾九思不仅身正、才丰、德厚、官声良好,而且对岳父大人也始终尊敬爱戴。

  隆庆四年(1570),顾九思考中举人,次年高中进士,连战连捷。中进士后,顾九思被任命为丰城县令,开始了他仕途的第一站。丰城县豪强众多,民风强悍,“故号难理”(申时行《顾公墓志铭》)——能号称“难理”的,那难以治理的程度一定是非同寻常了。之前的历任县令,也不乏雄心勃勃想要借此地扬名立万的,但大多失败而去。

  接到任命,有人很为顾九思担心:这可是入仕第一站,亦是第一战,打得好不好,将成为他整个仕途难以更改的底色。顾九思却面无难色,他说,只要做到自身廉洁、爱护人民、整顿官吏,肯定就没有问题。

  当然历史遗留问题还是有的。问题一:滑吏成弊。当时丰城的县吏们,为了一己私利藏匿文书,动不动就起诉监禁老百姓,县务完全就是一堆烂账。当地有“三不在”的说法,即“吏不在舍,卷不在房,囚不在狱”。顾九思到任后,针对“三不在”,烧了三把火:为官吏建造宿舍,解决了“吏不在舍”问题;清理多年来积累下来的案牍文书,解决了“卷不在房”问题;到监狱里亲自稽查,解决了“囚不在狱”问题。多年的积弊很快就尽行革除。

  问题二,赋税征收。顾九思在稽查监狱的时候,特别关注那些因为“匿税”而被关押入狱的普通百姓,核定他们应缴的税款,根据具体的情况加以决断遣散,很快,县牢中就没有因为欠税而被羁押的人了。接下来,顾九思一一颁布法令,断绝了那些作奸犯科者想要染指税收的路。这一年,应收的税款全部征收完成。

  问题三:盗贼作乱。丰城的长安乡一带有很多土匪,依仗世家大族的势力经常为祸乡里。顾九思先暗暗查到当地通贼的人,然后出其不意,立逼他诱贼出来。因为顾九思的行动非常迅速,通贼的人根本来不及做手脚,盗贼就毫无疑心地上了钩,官兵齐出,土匪被一网打尽。

  接下来,顾九思上书知府,请求只诛杀土匪头目。这里就显出顾九思的大学问了:这些土匪绝大多数都是当地人,杀戮太多,肯定会与百姓结仇;而消灭盗贼的方法,有什么比让他们不做盗贼来得更兵不血刃呢?果然,只诛匪首”的消“息一传出,其他盗贼纷纷四散,丰城境内从此治安大好,四境晏然”(申时行《顾公墓志铭》)。这““四境”,是包括那些“改行”回家做农民的原盗贼在内的。顾九思拯救的,岂止是困于盗贼的百姓?他不仅救人,还度人;不仅治政,而且济民。从这一点上说,顾九思可以算得上儒家仁政的典范了。

  顾九思仕途第一战大获全胜,于是,实至名归,在万历初年的这场对全国范围内政绩突出官员的褒奖行动中,顾九思名列第一。万历皇帝亲自在宫城的会极门宴请,是何等的光荣啊!

  其实,在顾九思雷厉风行治理丰城的同时,是伴随着小人的嫉妒和污蔑的,幸运的是他被证明了清白。不久之后,他就获得了第一,父母也被褒以封号,无上荣耀。

  秉守“古道”的真言官

  被皇帝褒奖的次年,顾九思被召入朝为官。他先后任职户科、礼科、兵科给事中、都给事中等职。虽然级别不高,但六科给事中都是“言官”,属于监察机关,职权很大,可以辅助皇帝处理奏章,可以稽查六部事务,还可以按规定将各部门处理的政务进行核查注销,乃至直接向皇帝进谏,弹劾大臣。

  当时的言官们流行打一种小算盘,就是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弹劾大臣,来获取“敢言”“死谏”的美名。但顾九思与众不同,他所进言的事情,要么事关国体,要么有裨民生。比如,他第一次去巡视光禄寺,就提了四条意见,以让商民得到便利;又比如,当时江南遭遇水灾,但地方官为了政绩而隐匿不报。顾九思得知真相,把水灾的情况立刻上奏朝廷,并提出七个建议,万历皇帝深以为然,先是召回了派到江南织造的宦官们,又在其他方面也听从了顾九思的建议,政务从宽,江南百姓得以从天灾中略微松一口气。

  百姓获益了,顾九思却得罪了一些人。但他不在乎,因为他接下来又得罪了更厉害的一些人。

  “厉害人”之2.0版:在封建时代的国家行为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叫作“宗藩”,具体内容之一,是藩属国的国王继位,须经过宗主国的册封,才算取得合法的地位。当时,每次有请封之事,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员们常常相互勾结,以国家之公器谋求私利。顾九思发现后,上疏直言,万历皇帝大怒,将有关人员严刑处死。负责这种事务的人,官位不会太低,顾九思顾不上这些,他的奋然一举,让宿弊自此一清,再也没人敢借此作奸犯科了。

  “厉害人”之3.0版:顾九思担任兵科给事中的时候,还曾经弹劾大司马选将不公、黔国公违反礼制等事,箭头指处,直接导致五位地方大员、十八位把总被罢免。

  “厉害人”之4.0版:这次,顾九思得罪的人是郑贵妃。熟悉明史的人都知道,郑贵妃是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妃子,为了她,万历皇帝不惜和大臣对抗。郑贵妃生了三皇子朱常洵,万历皇帝因为喜爱郑贵妃,就一心想忽略皇后所生的嫡长子,立三皇子为太子,群臣自然不答应。万历皇帝又下诏,让三皇子享受和皇长子一样的待遇,并升郑贵妃的父亲郑承宪为都督同知。这在我们现代人看起来,不过是多花费些开销,但实际上,万历皇帝是在为进一步立三皇子为太子做铺垫。

  顾九思当时任兵科给事中,在言官的位置上待了这么多年,哪里看不出这些猫腻?他立刻上疏万历皇帝说,贵妃生了皇子,就给她父亲封了这么高的官,那生了嫡长子的皇后,她父亲的官职应该要多高,才能体现嫡长子的尊崇地位呢?接着,顾九思毫不留情地祭出一把“戳心刀”,他说,更何况,郑承宪就是一“白丁”,一下变成高官,这福气他根本消受不了,此例一开,后患无穷等等。言辞之间很不客气。

  顾九思直言上疏后,朝臣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好在万历皇帝除了痴情了一些,人还是理智的,知道顾九思是为大明王朝长远利益考虑,没有加罪于他。

  顾九思在担任言官的十多年里始终敢于直言。后人读他的《掖垣题稿》,也就是他担任给事中时所上奏疏的结集,赞他“公,古大臣哉”(徐显卿《掖垣题稿》序)。对比其他的言官们,顾九思可以称得上是古道直行的真言官了。因此,他正直的名声震动朝野,人人敬佩,后来,升任正四品的太仆寺少卿。

  由于顾九思的父亲年老,万历皇帝体恤他,便改任他到离家较近的南京为官,担任太常少卿。三年后,又改任南京通政司右通政。不久,顾九思称病告老还乡。

  顾九思的母亲早丧,他对父亲极为孝顺。顾九思自己洁身自好,退休后深居简出,从不和人谈论朝政。对子孙又很开明,为他们分了家,让他们各自安居乐业,自己则退居别业,以泉石自娱。顾九思不仅严于律己,而且严于治家,立下了数十字的家规。他又乐善好施,注重家族事务,曾为埭川顾氏家族建祠堂、置祭田,经常接济族中的穷人,深受爱戴。万历三十八年(1610),顾九思在下保家乡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顾九思去世后,人们都感念他的仁爱和德行,至今的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祠中,仍奉祀有顾九思,并有赞云:“丰城贤令,民安盗戢。内擢台垣,治行第一。”这个第一,是真第一。一个家境贫寒的年轻人,在刚刚入仕不久就获此殊荣;在之后的几十年仕宦生涯里始终初心不改;在致仕后的闲暇时光里仍注重自身的修养和子孙的教育,无论哪一点,都值得苏州人视其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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