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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中国传统的四艺：琴、棋、书、画，并未包含雕刻。主要原因是雕刻需要实际操作，既有艺术造型，也有技术和匠师的辛劳在里面，而士大夫喜欢坐而论道，附庸风雅，不会去做这些比较实际的事。 和雕刻最为接近的，就是绘画了，历史上好多画家也是雕塑家，比如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等。绘画的历史明显更长，并且早熟，在建筑中可以反映出来。 另外，雕刻也是重要的建筑小品，比如传统的石牌楼，石经幢，石狮子，既是雕刻，也是建筑群体的一部分。雕刻建筑小品，对整体的建筑设计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缺少了这些点缀，孤零零的主体建筑就变得枯燥乏味和呆板。 西安半坡村人面纹 战国时期的人物帛画 《礼记》中对不同阶层的建筑立柱的颜色做了规定：“天子丹，诸侯黝，大夫苍，土黈”。就是天子用红色，诸侯黑色，士大夫白色，平民黄色。 《两都赋》：“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裛以藻绣，络以伦连”。 由此可知当时建筑的装饰最早是使用绘画为主的。至于肥城郭巨祠，也只是比较粗浅质朴的浮雕而已。 直到西汉建麒麟阁，东汉建云台，纪念功臣也只是使用“图形”，而不是雕像。可见直到汉代雕刻技术尚未完全成熟和普及。 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之一 霍去病墓马踏匈奴像 南朝萧景墓石辟邪 比较一下霍去病墓的马踏匈奴像，和南朝萧景墓的石辟邪，可以明显看出后世雕刻技术的精进，还有对于细节刻画的完善。 一般认为，雕刻技术的进步，和佛教的东传有着莫大的关系。曲阳雕刻也深刻的反映了这一规律。 多种题材曲阳雕刻（土木君哥摄） 曲阳雕刻·汉代 曲阳之名，来自《史记·赵世家》：“赧王十年，赵武灵王伐中山，合军曲阳，取爽阳鸿之寨。”这是曲阳一名最早出现的记载。郦道元的《水经注》解释为：“城在山曲之阳，是曰曲阳。” 曲阳地处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西侧。西部为丘陵，东部为平原。少容山地区盛产白色大理石，又名汉白玉。另外，汉白玉的名称，也反映了曲阳的白石雕刻大体起始于汉代。 少容山风光 康熙版《曲阳县志》中羊平社和少容山 相传常山女道士昌荣隐居少容山，自称殷女，食蓬饮露，往来山下二百余年，而容貌如少女，故而山名少容山。 少容山又俗名黄山，相传是黄石公隐居之所。黄石公有《太公兵法》和《雕刻天书》两部书，兵法授予张子房，雕刻之书则授予宋天昊、杨艺源二人。 汉代纬谶盛行，人们“事死如事生”，流行厚葬的风气。王侯将相的墓，陪葬品非常多。而石雕不像木器易腐朽，也不像金属制品容易锈蚀，所以在墓葬中多有应用。在保定满城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大墓，陪葬品就有五件石佣像。造型质朴，和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有些相似，不太注重细节的雕琢。比如腿部的处理，只是整体一个墩座，未加剖分刻画。 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石佣（部分） 曲阳雕刻·南北朝时期 佛教在汉代自西域传入中国，然而真正的全国范围流行，还要到南北朝时期。当时战乱频繁，人民或者被征兵，或做劳役，即便在家种地，也得缴纳沉重的赋税。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争相出家，以逃避现实的困苦。而统治阶级，也面临外族的入侵，内部的分裂，也难以找到精神出路，所以也寄情于佛陀禅宗，希望解脱，以修来世的希望，转移当世的困苦。 这种情况下，佛寺大盛。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的和尚和尼姑大约200万左右，寺庙有三万多所。数据未必准确，但僧尼之多，是可以想象的。 普通木结构佛寺容易毁于兵火，所以统治者开始开凿石窟，作为佛寺使用。北魏时，鲜卑人拓拔一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开始兴建云冈石窟。曲阳的匠师也被大规模征召，参与兴建工程。 佛教造像，起源于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交界一带）。而到北魏云冈石窟时期，犍陀罗的影响已经很微弱了。民族的形式和佛教的形式结合起来，创造了新的气象。工程完工之后，匠师们掌握的新技巧，必然会应用于其他佛寺的造像之中。 梁思成在《中国雕塑史》中说：“其精者可为佛教雕刻中最高之代表作，其劣者则无足道也。定县一带所产玉石为其主要石料，色白而润，最足以表现微妙之光影，使其微姿益显神妙矣。”
修德寺塔（详见土木君哥《曲阳修德寺塔》一文） 1953年和1954年，在曲阳城西修德寺遗址，先后总共出土了2200多件佛教的造像，可以明确纪年的造像有247件之多。北魏时期的有14件白石造像，有弥勒佛，观音和释迦佛。
北魏邸拔延造弥勒像 正光四年（523 年）邸拔延造弥勒像，为施无畏印倚坐佛式，此造像现收藏于河北省博物馆，佛像完整，其舟形火焰纹背屏上部被损毁。
北魏张法姜造观音像 永熙二年（533年）张法姜造石观音像，此像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观音左手持物，右手执莲蕾，跣足立于复瓣覆莲圆座上，观音的身后是举身舟形刻火焰纹背光”。
北齐吴子汉造双观音像 北齐太宁二年（562 年）造吴子汉造石双观音像，“两观音跣足立于圆形莲花座上，左面观音右手举至肩部，左手垂于腰际。右面观音动作正好相反。观音像身态自然，神情安宁。背面为舟型背光，背光上方有两飞天，手托方形宝塔，挺健飘逸，迎风飞舞”，此造像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北齐白石菩萨造像 北齐白石菩萨造像，“身材颀长，立姿十分端正，袒裸上身，佩双层项圈，肩有披帛，璎珞自肩部披挂而下，于腹部交叉后下垂，下着长裙，裙腰外翻为荷叶边，条带上以浅浮雕手法刻有莲花化生、火焰宝珠、净瓶等图案”。可惜头部和手臂已经损坏，否则雕像会更加完美。 梁思成在《中国雕塑史》中说：“玉石造像，北魏虽有之，然至东魏尤盛，至高齐益盛行。” 近年来，在河北曲阳、邺城、唐县、南宫、定州、正定等地，以及山西五台山、山东惠民等地均发现了精美的曲阳白石造像，可见当时曲阳造像雕刻技术传播之广。 魏晋南北朝时期，曲阳汉白玉已经开始广泛用于建筑业，诸如寺庙、殿宇的修建。曲阳北岳庙、少容山八会寺和邯郸邺南城等。 曲阳北岳庙,始建于北魏宣武帝景明、正始年间，修建北岳庙时的大殿汉白玉栏板、柱墩等皆出自曲阳黄山。但当时北岳庙的位置，和现在不同，历时千余年，旧踪迹已经不可追忆了。 北齐、北周时期八会寺修建时，曲阳石匠用白石雕刻台阶。后来寺庙毁于契丹和宋交战的兵火之中。明代重修，到清末又遭外兵焚毁。 邯郸邺南城是东魏北齐时期的都城，与曲阳距离较近，在邯郸邺城遗址内发现了较多的大型汉白玉石螭首、柱础石及兽面建筑构件等，由此可知，城殿修建曾取曲阳白石，曲阳工匠或许直接参与了修建。邺城曾经是三国魏国的国都，著名的铜雀台就修建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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