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平：罗振玉伪造代奏王国维遗折考论

摘要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其后关于其死因议论蜂起，而罗振玉即深陷于种种非议之中。先之以逼债说，继之以为王国维假造代奏遗折事，两事相连，而使罗振玉备受道义之谴责，而这些舆论背后的主事者则为其政敌郑孝胥。在这场精心策划的谋略中，罗振玉因为在当时政治上的弱势，也几乎失去了还手的能力。如今时过境迁，逼债说之非已经成为定论，而对伪造遗折说之深层原因则尚乏分析。罗振玉伪造遗折，将王国维之死引向“尸谏”主题，一方面为平复自己与王国维晚年结怨的愧疚之情，另一方面也诚心希望为王国维博取更多哀荣。厘析关于假造遗折说之经过以及遗折之基本内容，可大致窥测一时期之政治氛围和心态。

罗振玉伪造代奏王国维遗折考论

撰文｜彭玉平

 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一、郑孝胥与罗振玉“逼债说”之形成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黯然自沉颐和园昆明湖中，一时舆论为之哗然，并引发诸多对其死因的探讨。而罗振玉则深陷在被非议的舆论漩涡中，尤其是认为其逼迫王国维还债说一时甚嚣尘上，其后，罗振玉假撰奏折说也闻名南北。关于逼债说，先后有数人为之推波助澜，在一段时间之内，几成定说。史达《王静庵先生致死的真因》（刊于1927年8月7日《文学周报》第五卷一二合期）、殷南《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刊于1927年10月《国学月报》）、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2007年版）、周君适《伪满宫廷杂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等，将原本在似是而非之间的说法逐渐推衍为一种主流说法。这个过程很精准地印证了“以讹传讹”四个字，可以没有直接证据，可以没有清晰的史料，便可根据“京友”和“据说”，把文章煞有介事地写出来。这不仅对罗振玉不公平，其实对王国维也同样缺乏应有的尊重。

参诸以上文献，可知逼债说的最初主导者应该是郑孝胥，此说的出现背后应该有着很深的政治谋略。周君适说：

     王国维“殉清”的消息，在遗老中正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忽然跳出来一个煞风景的郑孝胥，把罗振玉如何索债逼死王国维的事实真象全盘揭露出来，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周君适的无意一笔，恰恰说明逼债说背后应该有着很深的政治谋略。而在这场精心策划的谋略中，罗振玉因为在当时政治上的弱势，也几乎失去了还手的能力。

近阅《王忠悫公哀挽录》，“挽诗”部分首宗室溥儒，其次即是郑孝胥，其挽诗末二句便是“云中袒背受戈者，谁信由于有不能”，深觉诗意恍惚，一时未得究竟。后偶见《左传·定公五年》记云：

      王之在随也，子西为王舆服以保路，国于脾洩。闻王所在，而后从王。王使由于城麇，复命。子西问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辞。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对曰：“固辞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盗于云中，余受其戈，其所犹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这是一节主要在子西与由于之间展开的对话，涉及的历史背景极为丰厚。子西是对昭王很具影响力的人物。楚昭王奔赴随国后，子西担心楚人溃散，在路上设立了以楚王为标志的车舆与服饰以保护逃难之人，又在脾洩（今湖北江陵附近）建立临时国都，以积聚人心。后来弄清楚了楚王的具体行在，所以就去投奔了楚王。接下来就是与郑孝胥诗句直接相关的典故所在了。楚王委派由于在麇地筑城，由于后来回来汇报，子西了解有关麇城的情况，结果由于居然回答不出城墙的高度与厚度，子西当然就有了情绪，对由于说：“你要没这个能耐就不要接这个事，完全可以推辞的。”而由于的回答也很有哲学意味，他说我本来就是在不得已之中接受，当初辞过的，不过没获批准而已。一个人有他擅长的，也有他不擅长的。前次楚王在云梦中遇到盗贼，我就奋不顾身地用自己的身体去挡住了刺来的戈，说完脱下衣服，展示了背部的伤痕。这个是我能做到的，其他像你在脾洩临时建都这样的事情，我也是做不来的。

以上是对郑孝胥用典的简要分析，但用典从来难以完全贴合本意，只是选择部分意思婉转说出己意而已。那么郑孝胥可能选择什么意思呢？笔者认为很可能是选用了王国维“袒背受戈”之意，也就是背后刺伤王国维之事。而这一点就隐隐指向罗振玉了。至少在当时郑孝胥及其周边的人看来，罗振玉的逼债让王国维走向了绝路。而“谁信由于有不能”一句，似乎更是反着罗振玉的意思来说，罗振玉一直在强调，王国维因为对当时身处张园的溥仪陷于种种危险之中而无力进言，所以以死谏之。但郑孝胥在挽诗中说，谁能相信是这个原因呢？这个解释当然无法起郑孝胥以问，但至少是可供选择的一种阐释了。

郑孝胥既然是无所顾忌地“跳出来”说，其影响自然就十分广泛了。据说陈寅恪开始也是相信罗振玉逼债之说的，在为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撰写碑文时，初稿便写了此事，并将初稿交付日本的桥川时雄看，征求他的意见。而桥川认为这样写不太合适，陈寅恪果然采纳了桥川的意见，等到碑文刻成，陈寅恪将碑文拓本送桥川一份，特地说明将关于逼债说的内容删掉了。但删掉了并不等于不相信此说，这大概是后来在上海与傅斯年谈起王国维时，陈寅恪再度说起罗振玉逼债说的原因所在。

二、从罗振玉逼债说到假造代奏遗折事

而今时过境迁，关于罗振玉逼债说之非，已经得到公认，但与逼债说相关的代奏遗折说，却一直未得梳理，学术史上的这一件公案理当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

真正把罗振玉放在乃逼死王国维的位置，而且形成很大影响的应该是溥仪了。溥仪说：

      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罗振玉一起过的。……罗振玉早年是有远见的，放长债滚大利的办法是生效了。罗王两家后来成了儿女亲家，按说两人又是老友又是近亲，王国维的债务可以不提了，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王国维在一个什么事情上没有满足罗振玉的要求，罗振玉又向他追起债来，继而又以要休掉王的女儿（罗的儿媳妇）为要挟，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走投无路，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了昆明湖里自杀了。

现在看来，溥仪的这节文字问题很多，譬如笔者引文中没有出现的说王国维为了报答罗振玉的恩情，最初几本书都把署名权给了罗振玉，现在已经考明，这是纯粹的无稽之谈。溥仪连罗王两亲家的具体关系也没弄明白，误以为是罗子与王女联姻，其实是罗振玉的三女嫁给了王国维的长子。逼债之说也说得很模糊，像这样把听来的话当成事实来描述，也实在是匪夷所思。这背后给溥仪下罗振玉药的其实不是别人，而是郑孝胥。而溥仪后来因为对罗振玉的印象不好，所以不免对郑孝胥的话偏听偏信了。

溥仪其实也指出了郑孝胥与罗振玉的矛盾，但具体到逼债说的来源，溥仪说得并不清晰。但郑孝胥对罗振玉确实用心至深。这点溥仪后来是明白了。他说：

那时我身边的几个最善于勾心斗角的几个人，总在设法探听对方的行动，办法之一就是收买对手的仆役，因而主人的隐私，就成了某些仆人的获利资本。在这上面肯下工夫又肯花钱的是郑孝胥和罗振玉这一对冤家。罗振玉假造遗折的秘密，就这样被郑孝胥探知，于是在某些遗老中就传开了。

这虽然是后来的追忆，但郑孝胥既然在遗老中散布罗振玉假造遗折之事，逼债说由同样的信息渠道而来，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所以逼债说与伪造遗折说是彼此相关的。

关于罗振玉为王国维代拟代奏遗折之事。先看罗振玉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所述：

……公眷恋行朝，今年夏世变益急，公忧益切，乃卒以五月三日自沉颐和园之昆明湖以死。家人于衣带中得遗墨，自明死志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并属予代呈封章。初六日疏入，天子览奏陨涕……

因为王国维自沉之事，事先并未告诉过任何人，故这里的“嘱予代呈封章”，按罗振玉的语境，当是“遗墨”中内容。但事实上，遗书中并无任何这方面的文字，且从王国维衣带中发现之遗墨，除了这封遗书之外，再无其他文字。故罗振玉伪造遗折之事，也殊欠伪造的周密性，只要稍经此事者，即可明白。而樊炳清的《王忠悫公事略》一文也说：

丁卯五月，公忧心君国，于学校试毕，初二日草封奏书、遗嘱，深宵阅试卷，既讫，三日晨乃赴京西颐和园，投昆明湖死。

这里说初二晚“草封奏”，应该是耳食之言，事实上即便这封伪造的遗折所署的时间也是“初三”，可见此事在当时也确实让不少未在现场的人相信了。

而最具影响的应该是杨钟羲《诰授奉政大夫赏食五品俸 南书房行走 特谥忠悫王公墓志铭》中所说：

比年战祸频仍，时局安危不可知，当事者不闻有所筹议，公欲言不可，欲默不忍，愤激异常时，密书遗属藏衣带中，略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草具遗章邮罗氏津寓，代为呈递，遂效止水之节。

罗振玉自己只是说在王国维衣袋中发现遗墨，大意是遗墨的内容包含了“并嘱余代呈封章”之事。从语境上分析，理解为遗书中有类似嘱咐罗振玉代呈遗折，意思是连贯的。而杨钟羲在这里突然出现了一句“草具遗章邮罗氏津寓”，说将遗折寄往天津罗振玉寓所，若非杨钟羲闻说有误，便是一力驰骋想象了。罗振玉自述与杨钟羲之述，稍加比勘，即见矛盾痕迹。王国维彼时与罗振玉因抚恤金事隔阂未解，丁卯正月共为溥仪庆生，同在一寓，尚未接一语，类似这种邮寄遗章之事，更是一点可能也没有。但杨钟羲说得如此煞有介事，因知文人驰骋想象，果然有如未握缆绳，任其放飞者。

今检《王忠悫公哀挽录》，其中收录毓廉、曾学孔挽诗与罗振玉、杨钟羲所云亦彼此呼应。其诗云：

君辱臣死死何怨，日月光照臣愚诚。

君恩高厚臣莫报，君恩莫报臣虚生。

缮就遗疏望阙拜，天颜永别悲吞声。

……

一封遗疏达天听，天子览奏双涕零。

谥曰忠悫深悯惜，亡臣地下身光荣。

曾学孔挽诗也有“即观遗墨知忠概，竟把微躯付洁流”之句。二诗中的“遗疏”“遗墨”即指遗折。毓廉此前与王国维并未谋面，其对王国维缮写遗折后望阙而拜、含泪吞声的描写，以及对溥仪览奏而感泣的描写，当然是出于想象，但以此可以看出罗振玉之说在当时不少人心目中的影响力。

如果还原遗书发现现场，罗振玉伪造遗折之事简直形如透明。胡嗣瑗挽诗有“一心安止水，遑附所忠书”之句，就明确否定了有这份“所忠书”也就是遗折的。遗书是写给三子王贞明的，王贞明在王国维自杀当日与次日，皆曾在现场。当日是前去确认王国维遗体，然后将遗体移送到颐和园内原本太监居住的旁厅中。次日是入殓，王贞明描述入殓当时的情形说：

父亲的遗容十分安详，穿着一贯的马褂、长袍、汗巾和布鞋。从口袋里寻出四块多钱和一纸遗书，纸已湿透，惟字迹完好，信封上是我的名字。

如果对照1927年6月5日王贞明致王高明信所述：

至昨日下午三时始验尸，衣袋中有洋四元四角——所借五元只用去六角门票——及遗嘱一。

虽相隔数十年，但前后所述一致。可知“四块多钱”和“一纸遗书”，便果然是入殓时王国维身上的所有之物，现场绝无发现遗折之事。王东明在6月2日虽未能赴颐和园，但次日入殓时，也在现场。王东明是这样描述现场的：

到了天色将暝，又值雷雨交加，天昏地暗，验尸官才来，在相验时发现衣袋中有遗书及大洋四元四角，证实自杀死亡，就草草结束。

“遗书及大洋四元四角”是王东明经眼所见其尊人遗留在身上之物。当天见证遗书发现过程的除了王国维家人，还有清华的一众师生以及在京的若干友人。别无他物的事实，也是非常清晰的。同样在现场的马衡也曾经对刘蕙孙直言：

出事我就赶去颐和园，人尚放在湖边，身上除去那一张纸外，什么也没有，哪里来的遗折？

在湖边时其实尚未发现“那一张纸”，遗书也是次日才发现的，马衡这里的表述稍有错误。金梁《王忠悫公殉节记》云：

……次日入殓，校生集哭，群奉尸出园，为易衣冠，始于里衣中得遗嘱，函纸均透湿，惟字迹完好，即影传于世之遗墨也。

金梁不在遗书发现现场，但所述却是符合事实的。此后多人辗转相述，皆大体不过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要伪造一份遗折，并要对上说是王国维嘱咐转呈，显然其中环节缺失甚多，稍加追索，即露痕迹。

问题是，平时足智多谋的罗振玉何以要在王国维自沉后上疏这份伪造的奏折呢？不遑说当时天津张园的明争暗斗他十分熟悉，稍有不慎，即可能留下把柄；即说王国维入殓现场，在如此多的人见证之下，要在“四块多钱”和“一纸遗书”之外，凭空拿出一篇遗折，而且是上奏给溥仪——依然是罗振玉心目中的“皇上”，也是需要绝大的勇气的，因为这种瞒天过海的事情，能够指出其假的不是一二人，而是几十人甚至更多，罗振玉何以冒如此大的风险呢？要解答这一问题，不妨参见其文孙罗继祖的解释：

祖父一接到投湖消息，又看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的遗嘱，才痛感挚友不忘久要，而自己反不能捐弃小嫌，万分愧对，急急忙忙代作了一份遗折呈给溥仪。这份遗折虽未留稿，内容可以估计到，一定是希望溥仪毋忘在莒，近贤远佞。在祖父认为死者的心事他是明白的，代递遗折，尽后死之责，心安理得，所以丝毫没有想到会有人责备他“欺君”。

罗振玉“欺君”是个事实，因此被人责备，其实也不必抱屈，只要不是借题发挥，由此进行过量的政治打击和人生诋毁，便应该承受这种责备。笔者认为罗继祖对罗振玉代作遗折的心理分析总体是合理的。一方面自己内心有愧，可借此稍抵己过，这个尚在暗处；另一方面也为王国维争取可能的荣誉，这当然是建立在他自认为了解王国维心理的基础上的，这是在明处的。如果说前者是为了自己心安，后者则与自己应无关系，我们还是应该区别看待这一事两面的情况。毕竟代作遗折这样的大事是冒着风险的，罗振玉为此不惜冒险，多少包含了他希望弘扬王国维志行的意愿在内——这是充满着善的意愿。

现检公开的言论和文字，尚未见罗振玉有承认代作遗折之事，但私底下也曾对外孙刘蕙孙说过，因为王国维已死，不能复生，“只好为他弄个谥法。遗折是我替他做的”。罗振玉的自道初衷也与罗继祖的分析是吻合的。简单来说，罗振玉此举是为“他”而非为“我”。1940年罗振玉去世，罗家子孙自是知道遗折乃罗振玉代撰之事，且当时政、学两界也几乎都知道遗折非出王国维之手，但在以“罗福成等”为名义而其实乃罗继祖代撰的《先府君行述》一文中，依然有“丁卯五月，忠悫忧愤自沉，先君为递封奏”云云，大概此事涉及一段公史，若在如“行述”这类正式的文字中确认作伪，或与其先人品格有损，故罗继祖明知其非为事实，依然照罗振玉原文而书。

具体到罗振玉，除了1927年在王国维刚去世后不久的几篇文字多有代递封奏之语，此后便模糊其词了，如罗振玉在《王忠悫公遗书序》中便只是说“予上其事于行朝，天子惊悼，既已褒扬其大节”云云，就是隐约其词了。因为“上其事”，也完全可以用罗振玉的身份来上的，不是一定要假托王国维的名义了。罗振玉晚年所撰《集蓼编》同样模糊了这种说法，只是说王国维自沉后，“上闻之悼甚，所以饰终者至厚”。将上所闻者何，何以饰终者至厚等问题，一笔划过了无痕迹。

很有意思的是，当罗振玉伪造遗折已经成为一种公论之后，却仍有人坚持遗折乃王国维自撰。其主要依据有二：王公大臣临终或病危之际，具遗折上呈皇帝乃惯例；遗折有亲书与口授并请人代缮之别，若遗折中有类似“谨具折奏闻，伏乞圣鉴”等之语，则为亲书遗折之证；若遗折结尾有近乎“谨口授遗折，令某某某代缮具呈，伏乞圣鉴”之语，则为口授并请人代缮之例。对照这一要求，具名“王国维”的遗折中正以“迫切上陈，伏乞圣鉴，谨奏”煞尾，故秦国经由此判断，这封遗折应是王国维亲自书写。其实这样的文字，在有心的代作者而言，不过是文字组合稍有不同而已。秦国经曾在故宫工作，亲见遗折，他说：

笔者根据王国维以往的奏折和遗折的笔迹相对照，字迹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那么是否是罗振玉假造的呢？经把遗折和罗振玉的奏折笔迹相对照，二者字迹根本不同，故罗振玉假造遗折一说，缺乏事实根据。

秦国经对照了遗折与王国维、罗振玉笔迹的不同，从笔迹上否定了罗振玉代撰遗折之说，而认为与王国维此前奏折的笔迹一致，所以判断为王国维所作。这个说法在不明真相的读者看来，确实有点匪夷所思。明明是罗振玉代撰的遗折，即便不是罗振玉缮写，也不可能与王国维的笔迹一致。同样读过遗折的溥仪便不这样认为。溥仪说：

近来我又看到那个遗折的原件，字写得很工整，而且不是王国维的手笔。

何以同一笔墨，秦国经与溥仪判断有如此不同，而且事实上证明溥仪在字迹的判断上是准确的。“溥仪曾见观堂亲笔，故能辨识”，这说法是可靠的。秦国经的认知方式未免简单了一些。但如果要为秦国经的看法稍微补充一点证据的话，那就是遗折虽是由罗振玉拟就，但缮写者确实不是罗振玉，所以不可能与罗振玉的字迹一致。据罗继祖回忆，该遗折的缮写者应该是罗振玉四子罗福葆，因为罗福葆书体近乎王国维，是得到周边许多人的认同的。罗振玉可能考虑到既然是“王国维”的遗折，既然不可能真的由王国维来缮写，则请与王国维书体近似的罗福葆来抄写，也是相对来说考虑周详了。秦国经说：“第二天，即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亦即丁卯年五月初三日，王国维又向溥仪上了一封遗折。”而五月初三之日，王国维从晨起、早餐及至研究院公事房，行迹十分清楚，应该没有撰写遗折的时间。所以秦国经的这一判断显然是有误的。

三、“尸谏”说的形成与遗折内容、溥仪“上谕”之关系

罗振玉将代作的王国维遗折呈上后，溥仪回忆看到遗折后的感受说：

我看了这篇充满了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

让溥仪感动并发道上谕谥号，其实就是罗振玉代拟遗折最重要的目的。当时的溥仪完全没有怀疑这封遗折的真实性，其实连溥仪周边的人也多浑然未觉遗折出于伪造，如毓廉挽诗有“缮就遗疏望阙拜”“一封遗疏达天听，天子览奏双涕零”之句，“遗疏”即遗折。曾学孔挽诗有“即观遗墨知忠概，竟把微躯付洁流”之句，能见“忠概”的遗墨显然非遗书，而应是遗折了。因为有如此的“集体认同”，所以才一切按照罗振玉的预想进行着下面的步骤。这道上谕的具体内容是：

谕：南书房行走五品衔王国维，学问博通，躬行廉谨，由诸生经朕特加拔擢，供职南斋。因值播迁，留京讲学，尚不时来津召对，依恋出于至诚。遽览遗章，竟自沉渊而逝，孤忠耿耿，深恻朕怀。著加恩予谥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醊，赏给陀罗经被，并赏银贰仟圆治丧，由留京办事处发给，以示朕悯惜贞臣之至意。钦此。

这道上谕当然让王国维殉清说得到了一种有力的支持，而这也是罗振玉希望中的对王国维自沉之志的认知方向。但其实，溥仪对王国维的赏金是偏少的，1919年11月15日梁鼎芬去世，1922年9月29日满文师傅伊克坦去世，赏银都是3000圆，并均封其二人之子为乾清门三等侍卫。相比而言，王国维的待遇其实不能说丰厚，何况梁鼎芬、伊克坦属于自然去世，而王国维在当时被认为殉清，按理说，赏银应该更丰厚才是。当然盘踞在紫禁城与寓居天津张园，溥仪的经济情况有所区别，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我们当然要看看这封罗振玉代作的遗折究竟写了一些什么内容：

臣王国维跪奏：为报国有心，回天无力，敬陈将死之言，仰祈圣鉴事。窃臣猥以凡劣，遇蒙圣恩，经甲子奇变，不能建一谋，画一策，以纾皇上之忧危，虚生至今，可耻可丑。迩者赤化将成，神洲荒翳，当苍生倒悬之日，正拨乱反正之机。而自揣才力庸愚，断不能有所匡佐。而二十年来，士气消沉，历更事变，竟无一死之人，臣所深痛，一洒此耻，此则臣之所能。谨于本日自湛清池。伏愿我皇上日思辛亥、丁巳、甲子之耻，潜心圣学，力戒晏安……请奋乾断，去危即安，并愿行在诸臣以宋明南渡为殷鉴，波彼此之见，弃小嫌而尊大义，一德同心，以拱宸极，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迫切上陈，伏乞圣鉴，谨奏。宣统十九年五月初三日。

据见过遗折的秦国经说，遗折用白棉纸墨写，共四扣，每扣长22公分，宽9公分。这封遗折的关键词是愧疚、不安与期待三个。愧疚是因为自己不能为皇上出谋划策，以纾其忧患；不安是因为当下皇上的处境其实危机重重；期待的是皇上及诸大臣能振作精神，共谋未来。但这三个关键词无非印证一个事实：王国维的自湛清池带着“尸谏”的目的。后来罗继祖之所以一直坚持王国维之死是“尸谏”，也多少有呼应乃祖代作的这篇遗折的用意在内。上述引文中省略号部分，是秦国经原文省略的，罗继祖也无由知道省略文字的具体内容，但他猜测说：

遗折中间省略一段当是劝溥仪速离津他去以避危就安，孤臣孽子之用心，愚忠可悯，史鱼、灵均，一身兼之。溥仪倘地下相逢，不知何言以对。

如果罗继祖果然听闻过其祖父罗振玉言说过遗折的部分内容，则其猜测自然值得重视；如果纯粹是猜测之词，就需要谨慎接受了。但无论如何，由这篇代拟的遗折来直接判断王国维之用心，还是有欠谨慎的，不能真的由“盖公逆知观堂心事，故下笔适如观堂所欲言”的感觉来坐实本在疑似之间的事实。以笔者的体会，因为罗继祖要坚持王国维投湖乃“尸谏”之举，而现存内容尚难见出这一层意思，故将秦国经未揭出的部分内容来呼应“尸谏”之说，也许是不得已的做法。在《永丰乡人行年录》中，罗继祖说：

静安无遗折，殆不欲为身后乞恩计，乡人乃为代作，窃比古人尸谏，冀幸一悟。

罗继祖对王国维不乞恩典心态的判断，是契合王国维真实心志的。而罗振玉代作遗折，“尸谏”也就必须成为基本的内容了。罗继祖在这里点出“窃比古人尸谏，冀幸一悟”云云，乃是深通乃祖之意了。

“尸谏”的说法最初可能以杨钟羲提出为最有影响。在王国维投湖前一个月，王国维曾经造访杨钟羲，一诉衷肠。这次叙说的话题是什么？现在当然难以悉知。但杨钟羲在写给王国维的挽诗中出现了“尸谏”一词，这个结论是否建立在那次谈话的基础上，现在也不得而知。杨钟羲挽诗有云：

一掷清冷渊，万世瞑不视。得毋尸谏心，直哉史鱼矢。

一警同朝人，国破不知耻。障天凭一手，闻义充两耳。

把“尸谏”与史鱼联系起来看待王国维之死，其实也非杨钟羲一人之见，朱汝珍挽诗也有“史鱼宁自恕，屈子有余悲”之句，章钰挽诗有“屈平原殉道，豫让笑酬知。在昔争惟梦，而今谏以尸”之句，杨歗谷挽诗有“君心未肯怜尸谏，学说真成泣路歧”之句，等等。如此之语，皆在揭出其“尸谏”之意。在杨钟羲所撰王国维之墓志铭中，杨钟羲叙说溥仪移居天津张园后及王国维投湖原因说：

（王国维）不时赴行朝，蒙召对，依恋出于至诚，每欲有所陈请，口讷苦不达。比年战祸频仍，时局安危不可知，当事者不闻有所筹议，公欲言不可，欲默不忍，愤激异常时，密书遗属藏衣带中……草具遗章邮罗氏津寓，代为呈递，遂效止水之节。

这一节文字其实就是诠释“尸谏”二字。战祸想来会给溥仪暂时的安定带来动荡，而溥仪小朝廷浑然不觉，且内斗不息，王国维“欲言不可，欲默不忍”，只有以死谏之了。这个情理推测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未免有抓住一点而过于放大之嫌。更有意思的是，杨钟羲的判断甚至语言，基本来自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传》中的文字，试对勘罗文于下：

……然津京间战祸频仍，公日忧行朝，频至天津，欲有所陈请，语讷辄不达。今年夏，南势北渐，危且益甚，公欲言不可，欲默不忍，乃卒以五月三日自沉颐和园之昆明湖以死。

杨钟羲对罗振玉文章的借鉴痕迹甚至诸多相似言语，乃是昭昭在焉。则是否可以由此推知，杨钟羲以“尸谏”来界定王国维的投湖行为，除了可能自己确有如此认知，也有与罗振玉的想法不谋而合的因素在内。而这果然是不谋而合，还是杨钟羲深受罗振玉的影响？至少是可以继续讨论的。以此而言，罗继祖认为遗折中被秦国经省去的文字可能就是“尸谏”的意思，倒也是有可能的，否则这件事就有点难自圆其说了。而罗继祖在不少文章都持“尸谏”说，当然与其维护乃祖之意有着一定的关系。在具体行文中，罗继祖或许是为了避嫌，往往略去罗振玉的意思，而直接杨钟羲之诗之语，所谓“史鱼、灵均，一身兼之”，也确乎综合了杨钟羲所撰挽诗和墓志铭中的意思。他首先直言杨钟羲“把王先生之死说成尸谏，我认为是有道理的”。接着他继续“尸谏”的话题说：

尸谏，历史上最早的是春秋时代卫国的史鱼（一作史），之后还有哪些人，我没有去研究，但我记得清朝后期就有三个人：王鼎、吴可读和永令。王鼎为了痛恨穆彰阿蔽贤（林则徐）卖国，自己捐生，这件事当时就没有敢张扬，后来也没有敢写到墓志里，王鼎算是白白送了命；吴可读为反对慈禧“兄终弟继”不为同治立嗣，特以死来表态；永令官只是颐和园八品苑副，心念宗国阽危，上书陈言后，绝食而死。尸谏这件事是愚蠢的，但其心可敬，其事可哀。溥仪说看了王先生遗折后，大受感动，不知他为什么感动？我想他决不会想像王是对他的“偏听偏信”而进行忠谏吧。

罗继祖说王鼎尸谏卖国之举，吴可读尸谏立嗣之非，永令尸谏宗国安危，而王国维尸谏的是溥仪的偏听偏信。罗继祖一气举出数例，但总体认为尸谏是愚蠢的。而史鱼之事，罗继祖在这里没有发挥。而在后来所撰之史札中，则引《韩诗外传》（七）之语云：

昔者，卫大夫子鱼病且死，谓其子曰：“我数言蘧伯玉之贤而不能进，弥子瑕不肖而不能退。为人臣，身不能进贤而退不肖，死不当治丧正堂，殡我于室足矣。”卫君问其故，子以父言闻。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贵之，而退弥子瑕。徙殡于正堂，成礼而后去。生以身谏，死以尸谏，可谓直矣。

虽然史鱼的“尸谏”之说有点勉强，毕竟他是在“病且死”的情况下对儿子说的一番临终之言而已。史鱼因为生前进贤而未能、退不肖亦未能，怨恨自己枉为人臣，所以要求在自己身后，将遗体不置于正堂而置于侧室。好在这个卫君子知错就改，在史鱼之后完全按照史鱼的意思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并最终在正堂为史鱼治丧。则史鱼之“尸谏”与罗继祖提到的王鼎、吴可读、永令以自杀来表明心志，还是有着明显的不同。罗继祖说王国维“欲以一死悟主”，其实并不类史鱼之例，倒是在选择生命结束的方式上与王鼎、吴可读、永令类似。史鱼之“生以身谏，死以尸谏”，或许只是追寻“尸谏”的语源而已。也因此史鱼之谏能取得成效，而真正的“尸谏”鲜有能取得成效者。

四、罗振玉假造遗折与王国维遗嘱之意义关联

回到遗折本身。应该说，罗振玉代作的这篇遗折，也是尽量揣摩了王国维可能的心态。多年的交往，虽然因为家事矛盾，此前两人已经有大半年时间不通音问，但毕竟有30年且近乎如影随形的交往经历作为背景，也足以让罗振玉了解王国维大致的内心世界。但很有意思的是，罗振玉代作代呈这封遗折，大概是为了表示自己真的只是代呈，而未将遗折打开过，所以在同年撰写的《祭王忠悫公文》中若无其事地说：

公既死，有遗嘱，有封奏。遗嘱腾于万口，封奏予固不得见，然公之心事，予固可忆逆而知之也。

把这个“封”奏封得果然十分严实。但罗振玉说不见封奏，也能解其心事，这倒是真的。但这是就一般的情形而言，若具体到死因，就未必真的可以如此自信了。

这篇遗折最值得关注的应该是与王国维遗书的呼应意识，尤其是多绾合“义无再辱”四字。如“虚生至今，可耻可丑”“臣所深痛，一洒此耻，此则臣之所能”“伏愿我皇上及思辛亥、丁巳、甲子之耻”等等，三下“耻”字，耻者，辱也。而“虚生至今，可耻可丑”二句简直可以替代“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八字。这完全可以视作罗振玉对王国维遗书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折版解读。罗振玉把王国维遗书中原本言在隐约之间的意思，试图用一篇遗折将其内涵清晰化。而且既是托名王国维的遗折，罗振玉也显然要把自己的解读努力变成王国维的自明心志。实事求是地说，罗振玉所作的这些努力应该主要出于光耀王国维志行的目的。

但对于王国维来说，他如果果然要这一份哀荣，完全可以自撰一份遗折，五月初二的晚上，他也有足够的时间来拟定这篇遗折。但王国维没有写遗折，他只是给他的三儿子王贞明写了一份简短的遗书，虽然开头的16个字，含义难以捉摸，但遗嘱内容大体是对身后若干事情的安排，以及简单的以“谨慎勤俭”四字赠予家人。这至少说明王国维本意很可能是把他的投湖限定在个人和家庭的范围，一旦从“尸谏”的角度把王国维自沉直接而且单一理解为殉清，可能是让王国维难以接受的。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0年第10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