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也是野蛮的”？

文/倚栏听风雨

昨天，微博上火了这么句话：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

也不知道大家看过之后什么感受，反正我心里挺不舒服的。

可奈何书读得少，就只好试着百度了下这句话。

结果，还真被我查到了书从何处。

据@百度知道 ，与这句话最为相似的，莫过于德国思想家阿多诺的名言：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也是野蛮的。”

据悉，就这句话，阿多诺在不同场合共计说了四次。

第一次载于棱镜杂志第十期第30页：

Kulturkritik findet sich der letzten Stufe der Dialektik von Kultur und Barbarei gegenüber: nach Auschwitz ein Gedicht zu schreiben, ist barbarisch, und das frißt auch die Erkenntnis an, die ausspricht, warum es unmöglich ward, heute Gedichte zu schreiben.

乍看上去，似乎为某报的诡辩找到了初始源头，“你看，德国思想家阿多诺都这么说了，我的引用与改动完全合理。”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句话的整体语境跟某报的滥用是不符的。

确实，阿多诺的理解跟我们不甚相符。

我们通常认为，奥斯维辛是野蛮的，诗是文化的；而文化与野蛮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

而在阿多诺看来，文化不能阻止如同奥斯维辛这样的惨剧发生，甚至有时候还助纣为虐。

但首先，武汉疫情本身无关乎野蛮，只存在文化。

且不论批评者的本意如何，即便是吹毛求疵，也只能算是忧思过重。

在我看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确实很美，“武汉加油”也很铿锵有力。

这二者本不是互相驳斥的关系。

刚刚看到的事实，完全是中国人自己搞的

就算被龙应台拿去阴阳怪气，也该正视日本的别具一格。

但某报“为赋新词强说愁”，引用这么段名言予以反驳，虽然跟“修辞贫瘠”已无多少关系，却也延伸了一个新的话题——有些人是“满瓶不响半瓶叮当”。

再者，即便我们不去讨论这句话的本意，某报的滥用也是偏颇的。

在其后期，因受他人影响，阿多诺已经在《否定辩证法》中废除了他的禁令：

但由于在一个以普遍的个人利益为其法律的世界上，个人只具有这种无关紧要的自我，那么，人们所熟悉的、古老的、趋势的作用同时也就是最可怕的事情。人们无法摆脱这种趋势，就如同无法逃出集中营周围的电网一种。日复一日的痛苦又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

因此，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不再能写诗了，这也许是错误的。

而事实上，伊格尔顿在《批评家的任务》中则直接点明了阿多诺的问题所在：

阿多诺无疑被自己经历过的政治历史所摧残，他写的每个字都是这种摧残的以及间或的绝望的回响，他的批评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批评，同时他认为如果这种形式的批评活动是一种绝无仅有的政治形式，那么就不惜一切代价使之持续下去。

为此，阿多诺陷入了一个令他自己深感痛苦不安的立场。

他既目睹了批评的必要，又看到了它的无效和它的较之于人民承受的苦难而显示出的优越。

一方面，艺术作品在奥斯维辛之后开始享有某种无法令人容忍的特权；另一方面，艺术必须继续下去。它一定得找到某种方法，就像阿多诺和贝克特所做的，利用艺术内部的一种沉默，讲述一切的不公与苦难。

所以不论如何，某报的评论，都像是气急败坏后的急火攻心。

就我而言，反驳要有力度，不要贻人口实。

还是那句话，“风月同天”和“武汉加油”，对人心的鼓舞是等价的。

觉得捧一踩一不好，就先从自己做起。

最起码也要认认真真地把逻辑捋清楚再来反驳。

我给个写作思路，从“真实的日本”出发予以反驳

自比“奥斯维辛”很蠢，也更让人愤怒。

但愿这是某报的最后一次。

二月十二日。

☑ 鼓吹医疗私有化的大象公会，真是坏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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