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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 “一份非常标准的合同。” “我能把它带回家去仔细阅读吗？” “当然了，为什么不可以呢，但你得快点。你的决定不会对我产生重要的影响。我十分慷慨，可以说非常慷慨。我和玛利亚有着深厚的感情，但你得快点作出决定，这笔交易不会存在太长时间。”  当我们走回公寓后，父亲仔细检查这份合同。他阅读里面的从句和短语，但想要看懂实在太困难了。他的英语水平不好，而且即便我们的英语很好，也需要一个律师去解读它。 他把这份合同递给了那位女房东。“你能帮我们解读一下吗？” 当时我们和她的关系并不好，她正威胁把我们赶出去，但毕竟她是我们可以寻求帮助的少数几个人之一。重要的是，如果里面涉及到我的奖学金和父亲的工作，她可能会让我们晚交几天房租。她坐在餐桌边仔细阅读这份合同，非常认真地研究每一道条款。当她阅读到那些陌生的短语时，你可以看到她的嘴唇在颤动。“代替未来的收入”、“依赖于过账支出总额”。看完后她摘下了老花镜，把文件还给了尤里，“你不能在这上面签字。” “为什么？合同里面说了什么？” “好吧，举例来说，作为对学院奖学金的回报，玛利亚需要把未来收入的一部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全部收入都要交给尤里。如果你在这上面签字，玛利亚就是他的了。” “你不会是看错了吧，”尤里很震惊地说，“我已经和塞口争论过了，他不会这样做的。” “里面就是这样写的，”女房东说，“我的意思是：你们要小心点。” 尤里坐在椅子上想了好长一段时间，眼睛盯着窗外，读着这些文件，用俄英词典来检查诸多词汇的含义。  我是什么？八岁，还是九岁？我打球很出色，并且吸引到了捕食者的目光。这让我父亲很难做出选择。如果这位女房东是正确的，他便不能在这上面签字。但如果他不在这上面签字，我们就会被逐出学校，不能使用球场训练，这意味着我不会在这呆太长时间。这是一个悖论。如果我想成功，我需要出卖自己的灵魂。如果我出卖了自己的灵魂，那么成功便没有任何意义。但如果我不出卖自己的灵魂，那么便不会成功。 尤里想得到一个母语是英语的人的见解，想知道他的看法，毕竟，这位女房东（俄罗斯人）母语并非英语。但是他没钱来请律师，随后他想起了在巡回赛中坐在旁边的朋友——鲍勃·凯恩，他的儿子也在塞口的网球学院里练球。凯恩是一位肿瘤专家，他肯定是一位非常好的医生，因为看起来他很有钱。他家在佛罗里达州威尼斯区，住在一套价值不菲的水上别墅里，开着一辆非常漂亮的跑车。 尤里按下了一串电话号码，给凯恩打电话，解释了我们当前的处境。 “我很快就会来到你那，”凯恩说，“我们需要找一个人来看一下这份合同。” 凯恩过了一会来接我们去见他的一位朋友，那个人已经处理了很多这样的交易。仅仅用了两秒，这个人就驳回了塞口的合约。当他阅读这些文件时，他一直在用红笔做标记，说：“不，不，不。” “你不能在这上面签字，”他最终告诉我们，“这是一份奴隶契约。”  这是很关键的时刻。如果我们签字，至少会有训练和工作的地方；如果我们不签，我们将没地方训练，最终没法在这里生活。 我把一切都归功于父亲：他从不丢失信仰，从不放弃，从来都不去走所谓的捷径。是什么拯救了我们？是什么让我的职业生涯变为可能？并不是他说“是”的时刻，他从不会妥协。我们对于说“是”的行为或艺术给予了太多的赞扬。那些说“不”的时刻真正对我产生了影响。符合我们本心的——说“是”；背离我们灵魂的——说“不”。这是来自他内心深处的反抗。他拒绝让我成为别人计划中的一部分。我和他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遇见我们可以信任的人。面对诱惑，面对一条捷径，他总是会说“不”，并且他不会对此感到失望。因为他有着坚定的决心，因为他相信自己。他相信我们的梦想注定会实现，这是他所亲眼看到的，这是尤德金（莎娃在索契时候的教练）所告诉他的。他所需要做的是在前进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在这个过程之中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所需要做的是在很容易妥协的时候说“不”。他有自己的计划，但是并不包括把我卖给塞口。 我们到塞口网球学院球场边上小小的汽车办公室里去见塞口。他一副嘲笑的表情，他知道正在给面前这个没有工作、内心难受的男人施加巨大的压力。他穿着白色的网球服，眼睛闪着光芒，笑得很不真实。 他直接切入正题。 “你在这份合同上签字了吗？”他问道。 “没有。” “你需要在这上面签字，”塞口说，“只要你在这上面签字，我们就可以立刻回到正轨。” 尤里说：“我不这样认为。”  父亲把这些文件还给了塞口，签字的区域一片空白。塞口恼羞成怒了。尤里告诉塞口我们见到的人和他们说的话——如果尤里在这上面签字，那么玛利亚就是塞口的了。塞口说这些人对我们说的话是假的，他们在说谎。合同很公平——不仅很公平，而且很慷慨，非常慷慨。尤里说他很高兴听到这句话，他建议我们可以和遇到的那位律师坐到一起检查合同里的条款，确保我们对这份合同理解一致。尤里说：“如果那位律师错了，要让他知道什么地方错了。” 尤里的眼睛闪烁着光芒，突然之间，就变得平淡苍白。 “你签还是不签？” “不签，”尤里说，“我不会签任何东西。” “好吧，就这样吧。”塞口的态度变得很冷淡。“你还剩一天的时间可以使用我们的设施。二十四小时后，你们便不能呆在这了。你女儿如果想要在这里训练，就必须交给我钱。并且，从现在开始，你必须支付实际花费的费用，这比你之前交的钱多很多，一星期你们需要支付500美元。” 当我们回到公寓后尤里和女房东谈话。他告诉她刚刚发生的事情和它意味着什么。他问我们能否晚几周交房租，我们已经晚交了，就再等一段时间，等到尤里找到工作可以挣钱后。她说不行，要么付钱，要么不付钱。如果我们不付钱，我们就得离开这里。她没有准确说出我们需要什么时候离开这里，但尤里认为她让我们立刻搬离出去。  编者按：我觉得莎娃对俄罗斯女房东和塞口的评价掺杂着自己浓厚的感情倾向，并没有客观地讲述他们之间的事情，塞口和俄罗斯女房东说过的话也没有经过任何佐证。从塞口的角度讲，当他看到莎拉波娃出色的击球能力和父女两人在异地的生活情况时，心中可能已经有了一整套方案。他的网球学院很小，知名度很低，对他来说在巡回赛中和在公众面前展示莎娃的能力并不是一件错误的事情，自己学院的学生难道还不能拿出来炫耀吗？在我们国家，不是也有很多中学宣扬自己的升学率，宣扬自己的学校考上了多少个清华北大吗？他为莎娃免了学费，同时照顾着他们父女二人的生活，条件仅仅是让莎娃的父亲在自己的学院里工作，这看起来也合情合理，毕竟，这不是自己的女儿，并不能因为莎拉波娃有着天赋和才华，自己就有着无条件免费培养她的义务。后来塞口写下合同，自己培养莎娃，为的是未来能够进入莎娃的团队，并拿到莎娃奖金中的一部分，看起来也不是大奸大恶之人。参考我们国家的体育体制，乒乓球、羽毛球选手由国家培养，参加巡回赛的奖金都需要向国家交纳一半，朱婷在土耳其打球，所得的110万欧元年薪，四分之一需交排协，四分之一需要交给朱婷所在的省队，不正是因为河南省队培养了朱婷吗？。 从俄罗斯女房东的角度讲，自己已经让莎娃父女在自己的公寓里多呆了几周的时间，也是仁至义尽。如果作为房东，看到房客交不了钱，而且看起来未来也没有能够交纳房租的能力，为什么要让他们继续在这里住下去呢？而且这位女房东也竭力劝阻莎娃父亲在合同上签字，要知道签字以后莎娃父女便会有了经济来源，就能够交起房租了，自己也不再需要另寻他人来租自己的房子。莎娃并没有在自传中讲述这位女房东的工作，可能她根本没有工作，同样作为俄罗斯人漂泊到异国他乡，可能房子是她唯一的收入来源，房客交不起房租，自己的处境同样会很糟糕。  从莎娃父女的角度看，可能他们在乎的并不是未来的收入分配，如果塞口把自己带向成功，自己又有什么理由不去感谢塞口这么多年的付出呢。莎娃也在自传中讲到，这是她父亲的性格使然，即便面前有着捷径，他们也会选择艰难的道路，从俄罗斯前往美国是这样，从里克麦基网球学院离开前往尼克网校亦是如此。要知道，欧洲也有着很多出色的网球俱乐部，在捷克的俱乐部里诞生了伯蒂奇、科维托娃、卡洛琳娜·普利斯科娃等众多名将，巴塞罗那的网球学院诞生了纳达尔和穆雷两位天王。他们两人的性格都极为高傲，不能忍受奚落和背叛。在里克麦基网球学院受到轻视后，即便未来已经得到了保障，莎娃的父亲还是毅然而然地选择了离开；在塞口递给自己一份看不懂的合同，然后催促自己签字却不告诉自己真相时，他的心中感受到了背叛，于是只能选择离开。他们把签订合约后各取所需看成出卖自己的灵魂，他们的离开本质上并不关于合同中的条款，而是关于他们自己的性格。 我认为，如果塞口和尤里坐下来，认真地谈论合同，谈论合同中的每一记条款，商讨莎娃步入职业比赛之后奖金比例的分配，索要自己的一部分奖金和收入，他们三人之间很有可能达成共识，莎娃的父亲很有可能会在合同上签字，未来也会对塞口十分感激。但塞口从一开始对莎娃父女连哄带骗的态度和方式便注定了他们的合作不会长久。（来源：网球之家 作者：Maria Sharapova 编译：杨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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