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月 18 日，Instagram 时尚网红雅阮（Nga Nguyen）从伦敦飞往米兰参加了 Gucci 的春季秀。 和她一起去米兰的还有小她一岁的妹妹 Nhung。Nhung 生活在越南河内，她在那里管理着自己家族的一家豪华酒店。3 月 1 日，Nhung 飞回越南，雅阮则又去德国出了趟短差，期间还带一位亲戚去医院看过病。 在医院检查的时候，雅阮出现了咳嗽的症状。“医生抬头看了看我，建议我做新冠病毒检测。”她回忆说，“我当时以为他在开玩笑。” 做完新冠病毒检测后，医生让雅阮去亲戚家等消息。后者说，自己离开医院时并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但是当晚回到家之后就发烧，咳嗽的症状也加重了。两天后，她确诊了新冠肺炎。症状严重的那几天，平时能在半个小时内跑 6000 多米的她，连走路都费劲。 3 月 12 日，雅阮被送到医院。在医院呆了一个多星期后，她回到亲戚家隔离。康复后回到伦敦，她表示，“非常感谢自己在德国得到的照顾”。 越南河内 Nhung 回国以后， 顺利通过了机场检查站，但是当天晚上就开始咳嗽。四天后，Nhung 成为了河内第一个确诊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她在医院里隔离了两周后才康复。 尽管都顺利康复，但是姐妹俩在生病期间却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待遇——欧盟国家对病人的隐私做了很好的保护，除雅阮家人和几个好朋友外，没人知道她感染新冠病毒。至于 Nhung，她的病情迅速传遍了越南。在她确诊以前，越南只在首都以外的地区有少量新冠确诊病例，疫情几乎已经得到了控制。 一位越南记者告诉《纽约客》，“当时政府正准备宣布疫情清零。”但是 Nhung 的出现打乱了这一计划。政府很快决定，让河内其他居民居家隔离。这还不是全部，媒体还被邀请观看了讨论 Nhung 病情的会议直播。这场会议的相关报道发布还不到一个小时，网民们就知道了 Nhung 是谁，并且找到了她的社交媒体账号。 一天之内，Nhung 的 Instagram 账号有了一万名粉丝——很多人都是专门过来骂她的。迫于压力，她把账号设为了私人账户。虽然她正躺在病床上，但是网上却一下多了很多关于她的谣言。一个人在优衣库开店仪式上看到了一张与 Nhung 长相相似的女子照片，并将图片发到了社交网络，并告诉她的关注者，说 Nhung 感染了新冠病毒后还在参加派对。还有一位用户用另一个人的照片，造谣说是 Nhung 在河内散步，并称她是在故意感染别人。还有传言说，Nhung 去了河内高档社区 Vinhomes Times City 看望她的男朋友。 根据越南官员们的说法，Nhung 很可能是飞机上另外十位感染者的传染源，这些人在不久之后被检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此外，感染者还包括Nhung的司机、管家以及照顾她的阿姨。被感染的乘客中有一些英国游客，这使得《每日邮报》在报道中将她称为“超级传播者”。 在地球的另一边，雅阮也成了欧洲民众的发泄对象。她的照片出现在有关时尚产业和新冠病毒传播的文章中，尽管她似乎没有感染任何人。“时装周期间，和我打过交道的人都很健康。”她说，“我的摄影师和化妆师也在附近，他们都很好。” 尽管如此，愤怒的越南人还是找到了雅阮的 Instagram 账号，并找到了她之前在米克诺斯岛度假时和土耳其名厨 Salt Ba 的合影——Salt Ba 曾以烹饪时特殊的撒盐方式而闻名。随后，很快有人给雅阮在米克诺斯岛上的照片 P 上了很多小皇冠，暗示雅阮正在像撒盐一样撒冠状病毒。这张照片在 Instagram 得到了近一万次点赞，评论里大多是污言秽语。 铺天盖地的攻击深深伤害了姐妹俩。Nhung 开始闭门不出，思考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在她看来，这些攻击或许源于人们仇富的心理，“在越南，我们有太多特权了，经常可以四处旅行。” 数字羞辱（ Digital shaming），被视作公开羞辱的新形态。在过去，公开羞辱大多在公共的广场上进行。到了 19 世纪，转移到了报纸上，20 世纪则是电视。而如今的网络暴力带来的羞辱更加猛烈——网民方便匿名，且没人把关，更容易让人瞬间群情激愤。 数字羞辱带来的往往是迅速而压倒性的报复，这对于受害者来说往往是不公平的。有时候你都不需要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只要是感觉到被伤害，就能成功地伤害到别人。 2015 年，澳大利亚一名男子在《星球大战》角色达斯·维达的海报前自拍，并准备将照片发给他的孩子。而站在他附近的一位母亲，认为他是在拍自己的孩子，并认定该男子是个恋童癖。她拍下了他的照片，将照片发到了 Facebook 上，并警告说：“看看这个变态！”这个帖子在 Facebook 里被分享了两万次。当他的妻子告诉他网上有人说他是恋童癖时，他赶紧开车前往当地警察局，想要为自己洗清罪名。但为时已晚——他在网上被人肉，还收到了死亡威胁。 当然，数字羞辱也有拥趸。比如，当犯错的人在拥有某种权利时，在社交媒体上曝光他们，看起来更像是抵抗，而非欺凌。比如，#MeToo 运动曝光了许多名人、政客和高管。类似的逻辑还有对警察暴力行为的拍摄，从而引起了“黒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 纽约大学教授詹妮弗·雅克特（Jennifer Jacquet）认为，当其他形式的整治行动失败时，数字羞辱可以成功——比如一个破坏环境的病毒视频可以引发一家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丑闻，并迫使其采取更环保的政策。 从历史上看，被羞辱的对象往往是那些患有传染病的人。1907 年，纽约的一位厨师玛丽·马龙（Mary Mallon）成为了第一位无症状的伤寒菌（typhoid bacteria）携带者，并无意之间感染了 7 个她所服务的家庭。马龙随即被勒令隔离。但是她又改名换姓，给新的家庭做饭，造成了更多感染。被迫回到隔离区的的她在报纸上受到了猛烈谴责，并被贴上了“伤寒玛丽”的标签。 马龙在 1909 年写的一封信中，感叹自己的生活已经成了“所有人的偷窥秀（a peep show for everybody）”。 1918 年流感大流行期间，美国正处在一战状态，许多官员用爱国主义的语言鼓励人们遵守隔离政策。在旧金山，戴口罩成了强制性措施，1918 年 10 月，旧金山有一百多名市民因为违反规定而被捕。当地报纸公布了一份名单，点出了很多违规者的名字，并说：“现在不会戴口罩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是危险的懒汉。” 从艾滋病到非典，再到新冠疫情，羞辱一直是流行病中的一部分。当社交生活被压制，社交媒体的使用量急剧上升，普通行为可能也是危险的。人们因为囤卫生纸和纸巾，去超市买菜、送菜而被羞辱；因为不戴口罩，甚至仅仅是不戴医用级别口罩上街而被羞辱。在英国，警方出动无人机，让在外遛狗的人以进行不必要的外出而感到尴尬。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名装扮成死神的男子在海滩上提醒人们保持安全距离，结果收到了来自网络的死亡威胁。 在新发现的病毒面前，数字羞辱显得尤为恶毒。 比如，许多新冠疫情相关的法令都特别模糊，疾病背后的流行病学也不断发生着变化。那么对于那些晒日光浴的人来说，多近才算近？可反复清洗的口罩对遏制飞沫传播来说，是毫无价值还是和传统的口罩一样？与此同时，领导美国的总统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贬低专业知识获得政治权力的。令自由主义者们错愕的是，之前他一直拒绝戴口罩，而且他的不屑还反映在其追随者身上，那些人嘲笑戴口罩的人是“羊群”。 来自美国田纳西州的两兄弟囤了近一万八千瓶洗手液在网上卖，这种被认为是“发国难财”的行为遭到了网民谩骂。迫于压力，兄弟俩决定将所有物品全部捐赠，其中一人还进行了公开道歉。美国有媒体评论称，“巨大的舆论场极适合羞辱那些在道德上模棱两可的机会主义者。” 2015 年出版的《羞辱有必要吗？一个旧工具的新用途》 （Is Shame Necessary? New Uses for an Old Tool） 2015 年出版的《羞辱有必要吗？一个旧工具的新用途》（Is Shame Necessary? New Uses for an Old Tool）一书中，雅克特指出，仅仅是公众谴责这件事本身就容易让人们保持一致。“在最有效的情况下，羞耻感可以规范个人行为，减少出现更极端惩罚的风险。”她最近接受 MSNBC 采访时说，新冠大流行给“羞耻感带来了很多机会，”这一点让她感到担忧。 或许，人们应该谴责的是 "一种广泛的错误行为"，比如在室内外大规模聚集，而非去骚扰 “某一个人"。 本文编译自《纽约客》文章《The Public-Shaming Pandemic》，作者 D.T.Max。内容有删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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