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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陶冶  【作者简介】陶冶，为生存不懈地努力奔波，其实最想做的是用文字将人生的感悟积累。2013年开始学习写作，曾在《自强文苑》《中国魂》《中国文学》《作家在线》《东方散文杂志》等刊物与网络媒体发表。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1838年的某日，一辆邮政马车停在英国的一个小村庄，车上跳下一位邮差，他的手里举着一封信，嘴里不停地喊道：“爱丽斯·布朗，快来取信。”一位秀丽的姑娘应声推开门，接过信，看了看，便把信退还给邮差：“对不起，我付不起邮资，请把信退回去吧!”“这，这……哪有这样的道理！信都送到你手里了却不付钱。”邮差心怀不满地说。其实这位拒收信件的姑娘是因家里穷，付不起当时昂贵的邮资，与在部队服役的未婚夫约定，如健康平安就在信封上画个圈，这样便既知道了对方发的情况还免付了邮资。这样一个事件触发了付邮资的改革，于是邮票诞生了，邮信都要先付邮资。 问题来了，付了邮资信没收到咋办呢？有人会说，怕丢可以多付费寄挂号信啊。按这种说法平邮的信件就可以很随便了，收到收不到都是正常的了。那么平邮的邮资是做什么用的呢？我们付邮资的目的是要收信人收到这封信件，当我们将信件贴上邮票投进邮筒或者交给邮递员那一刻起，我们就等于与负责投递的机构建立了一种契约，投递机构就有责任将我们的信件交到收件人手中。这是诚信！ 是啊，随着通讯方式的进步已没人再寄信了，可我们仍有类似信件的东西需要邮寄。当然今天的人们基本都在选择速递的方式，因为它安全迅捷。可是，有相当量的印刷品仍然需要用平邮的方式，比如企业的宣传品、杂志社寄给作者的样刊。怎样保证将这类邮件顺利无误地交到收件人手里呢？这便是我要说的关键所在。 从2015年开始我给几个杂志社投递原创文稿，一般来讲被杂志社选用了的稿子在期刊发行后都会有样刊寄给作者，而我先后有几篇稿子分别被杂志社选用刊登，却没有收到一份杂志社平邮寄来的样刊。 2015年《自强文苑》夏季刊刊登了我的处女作《昨夜她倾城》，于是我开始盼着样刊的到来，对于像我这类爱好写作的业余作者对样刊比稿费看得要重，因为印着自己作品的杂志就是被专家认可的见证，可偏偏稿费收到了，样刊却始终没有收到。当时还有些想法，是不是杂志社负责寄样刊的人给疏漏了？后来与编辑联络，编辑说肯定不会疏漏，再用快件给你寄一本。快件很快收到了，看到印在期刊上自己写的文字由心底生出惬意，那是无可取代的成就感。 2015年双月刊《中国魂》第5期刊登了我的散文《往事的味道》，杂志社寄给我的样刊仍是迟迟没有收到。第6期又刊登了我的散文《菊花开了》，样刊仍是石沉大海。与编辑联络，由我付费用快递将第5、第6期《中国魂》杂志同时给我寄来。 2016年元月我在海南接到了家乡邮局投递员的电话，说有我200元的汇款单让我下楼取，我告知现在海南，请先代为保管，待2月份回去与其联络，并问是哪里汇来的？他说是《大理文化》杂志社，我又问有没有杂志？回答没有。我知道，是我的游记散文《大理行》被《大理文化》刊载了，而我没有编辑的电话，又不在家，联络不便，直至今日也没收到《大理文化》杂志社寄来的样刊。 2016年又有三篇作品在国内期刊上发表。《中国风景名胜》第4期刊载了我的游记散文《走近泸沽湖》，《中国文学》第8期刊载了我的短篇小说《丢自行车的人》，还好这两家杂志社的样刊都是用挂号方式寄来的。而我登载在《千高原》第8期的散文《故乡塔湾夕照》的样刊仍是外甥打灯笼——照舅（照旧），平邮的样刊没收到，还是自费快递。 今年的《自强文苑》春季刊又选登了我的散文《黄河的女儿》，稿费已收到很久了，样刊仍无消息。 这是很无奈的事，我不知道寄给我的样刊是在运输中遗落了还是在到达后被截留了。曾去过邮局找管我家这片的投递部门查问过，回答是，不是挂号查不到。邮局的平邮竟如此没有保障，只管收钱不管到货哪还有何诚信可言！一份普普通通的邮件都是如此不靠谱，哪里去找寻诚信的底线啊？ 我也和大多数国人一样，骨子里流着逆来顺受的血液，不愿意去求真，得过且过，这恰恰是我们最不该赞成的短板。看上去不过区区几本杂志样刊的丢失，好像被我小题大做了。其实不然，全国每年发行的期刊有万种之多，每种期刊在每期中至少要有20多篇文章刊出，可见一年下来要有多少需要寄给作者的平邮样刊，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我无从考证全国每年有多少收不到平邮样刊的作者，但愿我收不到样刊仅是个个例。可有谁不知道千里大堤毁于蚁穴的道理，小的隐患里潜在着大的危机。在现实的空间里诚信的字样随处可见，而诚信的缺失却无处不在，什么是和谐社会的基础？诚信就是根本，如果诚信不在了，和谐社会焉在？ 前日收到《散文选刊》的邮件，祝贺我的散文《雨》被选用，应该在8月下半月刊刊出。我拭目以待，希望那些不尽人意皆为虚空，夜梦醒来，晨阳里到处盛开着诚信的鲜花。 （图片来自于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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