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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猷华 【作者简介】陈猷华，重庆市作协会员，南岸区作协常务副主席，散文随笔集《洁净的情感》被纳入由文化部、财政部、人事部共同组织实施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中国的三大火炉城市，据说是南京、武汉、重庆。三个城市虽然依次处于长江的下游、中游，但高温可能还是与江水关系不大吧？三个城市中，南京显然没有重庆和武汉热。有一年六月中旬，我路过南京，游览了中山陵、明孝陵和秦淮河边的城隍庙，那两天都是细雨纷纷，身上衬衣加外套，仍觉得冷嗖嗖的。武汉呢，据女作家池莉在小说中的描写，酷暑之时，一支支温度计会在阳光下爆裂。武汉的高温，令人恐怖。 重庆的高温，应以2006年为最，当时的媒体上，甲说是五十年一遇，乙说是百年一遇，丙说是五百年一遇，反正够吓人的。从六月下旬到九月上旬，足足有三个月的时间没有下过透雨，那太阳就越来越白，放射出的热度就持续升高。摄氏三十八度、三十九度、四十度，四十一度，突破了媒体历年来对温度报道的限度。当年九月一日，单位组织专家去武隆仙女山开一个研讨会，一路上看到的灾情令人触目惊心。农家院落旁边的竹林都干死了，一片灰白。连高速公路旁边的草丛，也像被火烧了一样枯焦。中午在一个乡场的饭馆就餐，下得车来，只觉得热浪滚滚，闷热得令人无法忍受。大家几下吃完饭，就赶快上车，因车上有空调。当天报道的气温是摄氏41度。 其实重庆的夏天年年都酷热难当，只是雨水少时热的时间长一些，雨水多时就热得短一点。 我小的时候，家家户户别说空调，连电扇也没有，只有人手一把蒲扇。酷暑之夜，场镇上每户人家的大门都是洞开的，各家各户都在门口街沿铺上凉床凉板，或摆上凉椅，甚而仅是安放几根长板凳，男女老少就躺在上面睡觉。一街的鼾声，一街的蚊烟缭绕。 1970年代中期，我在“三线单位”当工人，当时风扇和空调仍没有进入家庭。难耐的炎夏之夜，我打开窗户，把床板一头搁到窗沿上，一头搁到三抽桌上。尽管床板一头高一头低，我躺在上面，也觉得有丝丝微风从窗外徐徐拂来，稍感凉爽，能够安然入眠。 再往前，其实酷暑之时也是要在野外劳作的。我十六岁时，正值文革武斗时期，公路不通，一地主家庭出身的同学揽了件下力活，约我一起帮缝纫社担棉线，目的地是八十里外的茨竹场。一共一百斤棉线，各挑五十斤，每人可得二元六角钱。当时我没有挑过几回东西，更没有挑担走过这么远的路，但觉得那位同学得行，我也能做到。那是八月的一天，赤日炎炎，大家也不兴带水，挑着担走了约四十里，快要爬完第二座山岭时，我突然眼前一黑，卟通一声倒在路边。后来觉得脖子有点痛，睁眼一看，一农村妇女正为我“揪痧”。脖子掐红了，掐乌了，我觉得清醒了些，谢过过路好心施救的农妇，就又挑着担忍着饥渴顶着艳阳往上爬。那天从早上六点多钟出发，到晚上六点多钟才到达了茨竹场，如数交了货，当场领到了力钱。 下乡插队的那年夏天，生产队长照顾我，不叫我去挞谷（一般是壮劳力干），让我跟妇女一起晒谷子。八月份是一年中气温最高的，晒谷子就得整天都要在光石坝子上守着，过一会就去翻晒一遍，天黑时再一挑挑的收回仓库去。表面上晒谷比挞谷轻松，其实晒谷在太阳底下的时间要长得多，整天大汗淋漓。那个酷热的八月，我忙得没有到小河去游过一次泳，没有找同学聊过一次天，日未出就上工，天黑才收工。我坚持了下来，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工分从九分升到九分八（最高十分），接近壮劳力了。 酷暑之时，享受空调当然惬意，但人在恶劣环境之时，也是能挺过去的。那些艰苦的岁月，想一想，也许在高温下就会产生一丝凉意，烦躁的心就会安静下来，所谓“心静自然凉”！ （图片来自于网络） 《作家荟》微信号stzx1234567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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