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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寒亚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父亲打电话来的时候，我还没有起床。父亲起床一向很早，有点向公鸡看齐的腔调，这是他多年的老习惯了。也许跟他早年当兵有关，他当的是炮兵连炊事员，不能不早起的。我不知道现在他还这么早起干嘛，像他这个岁数，如果不是早锻炼的话，完全不必早起的，而我自从认识他起，从未看见他早锻炼过。 这个星期天，你过来一下。父亲很亲切地对我说道，在我的印象中，他是难得这样亲切友好的。你母亲的第一个清明，一定要来的。他特地这样关照我。这样郑重其事跟我说，的确是很少见的，在我的记忆里，只有在送我上大学时，站在校门口，用这样的口吻对我说：好好读书！好像我是一直混过来的。 哦，不知不觉，原来清明到了。 尽管我自从五年前离开大学，来到苏城，工作很忙，前几年又不放节日假，每逢清明，只能找个周日提前几天回到老家祭扫一下先祖。父亲这次打电话来，足见他的重视程度。其他先祖我未曾谋面，故总有一种对不上号的尴尬。以前我祭扫先祖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外公和一个叔叔，他们的音容笑貌，如电影一般清晰呈现。 在我的印象中，外公是个非常固执、古板的人，我对他很是讨厌，他也是我村三大最不受欢迎的连续多年不断上榜的风云人物。另外两个，一个是志乾的父亲贵林，上世纪七十年代就骑辆自行车了，每当上下班，从不理乡邻的，一副假撇清的样子，“嗖”的一声就从人家的身边冲过去了。 还有一个，我有点不好意思说，那就是我的大舅，他二十年如一日地一直占据着大队的治保主任不放，好像有什么油水似的。其实，我看他除了跟人家常常争得面红耳赤青筋暴凸里外都不是人之外，能有什么好处？但有时看他，老是笑容可掬，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 那时我喜欢在油菜花沟里割草，里面的嫩草青翠欲滴，我家的鹅对这种草一见钟情，非常欢迎，甚至到了情有独钟的地步。但生产队是有规定的，严禁个人到里面去私自割草，抓住除了没收之外，还得接受一顿批评教育，当然其他人基本上都眼开眼闭，包括阿三的父亲正伟，执行规定最严格的当数我那老革命的外公了。队里自然也不会让那嫩草自生自灭暴殄天物的，生产队养了很多猪，而猪的爱好与鹅恰恰不谋而合。 我总是偷偷地溜进去，再偷偷地溜出来，很多时候还顺手牵羊般地牵着百合的小手。小小年纪，就在实践中自学了不少《孙子兵法》。但在当过太湖游击队员并且曾奋力击毙过二名小鬼子的外公面前，往往以失败而告终，我总是含着热泪，狠狠地把一篮嫩的无与伦比的青草无偿地倒进了生产队的猪食槽里，看着猪儿吃得摇头晃脑。 有次显然很幸运，我带着百合采用迂回战术，历尽艰辛，终于甩掉了老尾巴，凯旋归来。但因为被人告密的原因（有些小子被抓后，总喜欢乱咬人的，比如说宁荣、阿三他们），外公拎着我的右耳朵，命令我无条件地全部归还。我说我没偷割我没偷割，我的草是在水渠边割的，你管不着！外公便指着我身上的黄黄的油菜花粉说，铁证如山，你还想抵赖不成？ 父亲这时一般不会出来，他对他的老丈人有一种说不清的敬畏，直到外公走远了，他才来拎我的左耳朵，好像怕我双耳长得不对称似的（这也是我现在长一双招风耳朵的主要原因）。往往这个时候，叔叔就会挺身而出，一把把我拉在身边，说，小孩子割点草算什么，不也是为家着想嘛！就是嘛！我揭露说，家里杀一只鹅，谁吃得最狼淫气连鹅屁股也不放过？父亲便瞪着他的斗鸡眼，对叔叔说，小时偷针，大时偷金，偷草不算偷吗？ 外公火气真大，火气大的人，往往肝部容易出问题。外公在我十岁的那年春天，患了肝腹水，死了，其实他不想死，他很想活的，他还想有朝一日到太湖滩上走走，领略一下在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下的新太湖，外公曾在八百里的碧波浩渺的太湖里跟着太湖抗日义勇军打击小鬼子，这也成为他一直以来自以为豪的事情。 他真的很想活的，我这样说，当然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有些所谓的偏方是很捉弄人的，里面加了壁虎、蜈蚣之类，据说是难于下咽的，但外公总是饮之如饴，一蹴而就，连我母亲帮他准备的橄榄、话梅也基本不动一下。 躺在床上的外公，面色黑得如出土文物，守着唯一的娱乐工具——收音机，最喜欢听那首《太湖美》，《洪湖水，浪打浪》也很对他的胃口。在他病重期间，母亲常领我去看他，母亲脸上进去时总挂着笑容，出来后总挂着泪水。 而我就不一样，去时我嘟着嘴（我怕外公又要说我，因为我小错不断），来时我嘴嘟着，里面都是外公给我吃的橄榄、话梅。只是那些橄榄、话梅，总带有一股挥之不去的药水味，但我还是想吃。所以我内心一直相当的矛盾，要是我嘴不馋的话，我是肯定不去的。 父亲很少一起去的，即使一起去，父亲也是默默地坐在那条破裂的长凳上，时不时望望外公那似十月怀胎的大肚子。 那年春天，生产队的十几头猪都快饿死了，它们叫的时候，都好像叫着最爱它们的外公的名字，但外公已经没力气去抓那些在油菜沟里横冲直撞的小家伙了，他甚至连坐都坐不起来了。 这段时光，对于我来说，的确非常美好。我总是约上我的同桌百合，去钻菜花沟，当然是我帮她割草。百合有个姐姐叫百灵，长得像黛玉似的，正在读高中，我有几次做梦都想到了她。我努力与百合处好关系，主要是为了获得她姐百灵的一个笑脸。 外公死了之后，来了不少陌生人，还带来了几个大花圈，有县上的，有公社的，有个瘦小如晾衣竹的老者，正儿八经念了篇悼词，其中不乏溢美之辞，令我的腰杆慢慢地挺拔起来。我撇着嘴对阿三说，你有这样上档次的外公吗？你有吗？阿三睁着一双敬佩的眼睛说，以后我听你的！ 在去老家的路上，我还能怀想起阿三的那双眼睛，他的骨灰盒就埋在三家村的路旁，我一经过这里，我就有话要说。我对阿三说，你就是操之过急，你要是真的听我话，就不会埋这儿了，你真不值啊。旁边有一棵苦楝树，是阿三死的那年自己长出来的，快要胳膊粗了，好像要印证他苦苦的一生。在雨里望去，树枝上如贴着无数双阿三痛苦的眼睛，它们忧郁地看着雨，看着我的出租车，吱吱地滑过。 我的印象中，清明总是被愁雨一浇就出来了，平时它就躲在坟头，或者阴暗的角落里。今年也不意外，它好像在跟活着的人赌气似的，雨不来我就不来。 大哥在雨里等我，撑着一把现在已难得一见的油布伞。怎么不早点来？大家就等你了，大哥有点埋怨道。我说路太远了，你看这么远的路，天还不好。其实是起床晚了点，我是个喜欢睡懒觉的人，早上长睡不起，晚上视睡如归，这他也知道。 还未到家门口，就听到伊伊呀呀的哭声了。那抑扬顿挫带点歇斯底里的是我的嫂子，她的哭叫很容易让人发生误解，以为是我大哥在虐待她，人们会幸灾乐祸地调侃说，木匠老毛又在打老婆了。其实是说我大哥的反话，我大哥举起斧头只会砸自己。 那号啕大哭有点气急败坏的是我的大姐，她长得五大三粗，跟我们毫无相像之处，跟我们的父母也毫无相像之处，这成为我们小时一个不大不小的心结。为此我还问过我们的生物老师，他说这也有可能，基因突变。他说这话的时候，笑容可掬，就像他对同学们说：你们不看着我，怎么知道火赤链蛇是什么样子的一样。 那声情并茂催人泪下的是我的小妹，她小学毕业后一直在村小学教书，水平是公认的不怎么样，但一直很努力，曾获市青年教师基本功竞赛三等奖，但直到被辞退也没有转正，当上梦想中的公办教师，二十五了还刚刚去一家服装厂学踩缝纫机。 去年十月五日我来老家时，我大老远就听到这一声声震天动地的哭声，心里不由得一酸。人生好像在不断地温习某种东西，不断地复制某样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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