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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广富：泰山女儿茶的传说｜故事
文/宁廷常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高中生，干么么不中，叫他挖大粪，他说不卫生，叫他锄高粱，坐到地头哭亲娘……”这家喻户晓口头禅，是嘲讽，是嫉妒，也是欣赏。 1966年到1977年，高中生，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不小的人物，因为他是最高学历。 高中毕业的第二天，生产队长封了我个小队记工员，“脱产干部”。这是不知道多少人梦想的差事。第二年，当民工到泰安修铁路，睡工棚，三餐免费，一个月八块钱，这是根里人才可能得到的美差，我能有这个好差事，就是有个“高学历。”在我们连（一个管理区），我是唯一的“高级知识分子”，于是，我成了连通讯报道员兼记工员，一个带薪水的“脱产干部”。生活仿佛走马灯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结婚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成了孩子的父亲。结了婚得对一个人负责，有了孩子得为一家人负责。从此，我的世界里没有了春天的味道。 1976年3月，大队书记一张纸条把我调回家，立马去学校教书。我祖上是农民，祖上的祖上还是农民，农民的儿子当教师，那是“民办教师”，民办教师自然姓民，农民的民。起初，一天十分工，月薪五块。虽然我是农民，可是我是一个不流汗不晒太阳的农民，一个没有让麦芒刺痒四肢之苦的农民，一个没有寒风刺骨的农民，一个没有农民服装的农民。可是，我比那些强壮的能把一头牛按倒的硬汉子挣的工分高，比生产队长挣得工分多。
我是一个农民，一个不得不让乡里人羡慕的民办教师。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教师是天底下最辉煌的职业，你必须能教书，会教书。于是，每晚，就是所有的晚上，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学校办公室里的灯光里有了我；我比所有的学生到校早，因为我是老师，一个带“民”字号的老师，说是老师又不是老师的人，说不是老师又是老师的人。 六年风调雨顺日子，就是那么一眨眼。腊月的一天，突然分给我三亩地，属于我家的三亩地。我又成了农民，成了春耕夏播唯我“独尊”的农民，一个不得不必须有农民服装的农民。 民办教师的胸怀宽广，心里有学生，有庄稼，有家庭，有事业，有梦想。心里有太多的东西，你不可能消停，特别是学生和庄稼，怎么衡量都是苦的打掉牙齿往肚里吞。 家离学校很近，拐两个胡同，绕过一个大湾，狠狠的品尝一口清风的味道，或者狠狠的看一眼湾边的游鱼，就听到学校里那些学生的无拘无束的嬉闹声。这对我确实删去了许多途中的焦虑。
我是民师教师，流的汗必须比人家多。我的窗前，送走了多少黑暗，又迎来了多少黎明，月亮知道，太阳也知道。 我喜欢学校，那里有一群庄稼一样纯朴自然的孩子，喜欢他们无拘无束的疯，喜欢他们天真烂漫的笑，更喜欢我一下讲台呼啦一阵风把我团团围住，有人拽着衣服，有人抱住我的胳膊，有人在我前边春风般的看着我一边笑，一边退着走。说着，笑着，叽叽喳喳。我就像一只老母鸡领着一群小鸡仔疯玩，或在教育他们怎么觅食，或在教育他们听妈妈的话。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刻，因为在他们中间，我一下子也成了孩子，一个充满希望，充满理想的天真烂漫的孩子，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直到办公室门口，学生们才恋恋不舍的招手走开。 我着实不愿意进办公室，十几个老师，挤在一个办公室里，就像一群水缸里的鱼，转来转去，只有一个擦肩而过的空间，还有那一张张看厌了的了无生趣的面孔。在民办教师占大多数的学校里，民办教师是学校的顶梁柱，我们都担任班主任，每天，都四五节课。一半时间在课堂，一半时间在办公室。教书，似乎是一种副业，但是，我的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在副业上。农事也免不了成了办公室里的焦点，一句“该种花生了，”让我想起每个节气，每个季节的农活，让你不得不想到今天干嘛，这个周干嘛，每每聊起这个话题便没完没了的众说纷纭，于是，一些农业谚语都出来亮相。偶尔谁突然说一个不听话的学生，或者一塌糊涂的差生，便牵出一批这样的学生。于是有人抱怨，有人无奈，有人谩骂，有人咬牙切齿。 “唉，死狗托不到南墙去，累死托狗的，你强托，屙你一身狗屎……”束手无策。 “啥也不会，恨得牙根疼，笨，狗黑子它娘怎么死的？”恨铁不成钢。 我从不塞进这个圈子里，明明是错在老师，又怎么洗脱自己再去埋怨无辜的孩子呢？学生只要喜欢你，他就给你学，就听你的话；学生就是给老师学的，就是给家长学的，你不认识到这一点，那是你不懂教学。学生都行，要你老师作啥？学生就是孩子，小孩子，一个说懂事懂事，说不懂事就不懂事的孩子…… 农村学校教学资源有限，除了一本破旧的参考书，没有可借鉴资料。我会专心致志的研究教材，努力学习知识，特别是一个语文教师应该有的知识。 学生写什么作文，我陪学生一块写。20年，我陪学生写了五百多篇下水文，让学生背诵的课文我和学生一块背诵。我参加“人民日报”“鲁迅文学函授班，参加“未来作家”函授班，”背诵数十篇散文和小说。1986年，学生的（一盆花）在“小学生报”上发表，于是，每年都有几名学生在《小学生作文周刊》、《小学生优秀作文》、《小作家》、《小葵花》、《小红蕾》、《少年报》，《小学生报》、等省级报刊杂志上发表习作。
我的习作也偶尔有几篇在省、市级报刊杂志上发表。1995年，因四名学生的作文获奖，免费和学生到北京参加“北京国际风”夏令营，并和北京文联副主席管桦合影。在课外活动时间，我第一个建立了学校“民乐队”，由36名队员组成的“部队”，可以登台演奏十几首歌曲或戏曲选段，学员一百多，小学员7岁，大学员12岁；全校掀起了民乐热。我创建了“班级学分管理制度”、“自主管理”、“我是小能手”等教学模式。和辽宁省、甘肃省等几个省份的学校（通过学生发表习作建立的互动关系）开展“小学生手拉手活动”。自然，我学生的成绩永远是名列前茅。于是，我成了“金牌老师”，于是，从民办教师里脱颖而出，于是，我成了语文教研组长、大队辅导员、学校民乐总教练、教导主任、担任由教育办公室主办的《彩山石》主编。都说能者多劳，可从来没有人说能者多累。 语言这东西，很吊诡，会把你支配的俯首帖耳，我是在没有讨价还价的语境下，默默地承担起所有的累，仿佛我的存在就是为了所有的累。我没时间家长里短， 由于惦记，也由于议论，有的老师身在学校心在地，有甚者偷偷从课堂里溜出去，钻进庄稼地。我不与他们为伍，特别是红白喜事，不是因为我不喝酒，也不是我无情无义，也更不是我骚群。虽说不至于穷困潦倒，但是，这几块钱的工资里，实在没有那部分开支。当他们喷烟吐雾时，当他们开怀畅饮时，当他们喝得东倒西歪时，我在努力为自己“充电”。任何不敬业的行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抵触，我从来不颠倒角色，虽然我的工资不及工办教师的四分之一，我觉得，校园里的这些苗苗，远比自己地里的苗苗金贵百倍，或者根本不可比拟的，因为我是一个老师，尽管是一位民办教师，一个“土八路。”
所有教书之外的时间，我都在田野里。我是一头牛，在田地里，低着头，伸长了脖子，绳索深深得陷进肩膀里耕地的牛。汗珠子滴进泥土里，缓缓地渗入禾苗的根。 这时候，我就是个农民，一身或脏或破旧的衣服，洋溢着土色调，土腥味。就像没有人在乎土的掉渣的农民一样。没有人相信我是一个站在讲台上口若悬河的老师。我是农民，但是，我不能和农民一样安然，真正的农民不用起那么早，早点起或者晚点起，对他们来说，没有区别，因为他们的光阴都在庄稼地里。而我不能，我只有或早或晚或周日，我必须自个给自己拧紧发条，仿佛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人一样，必须只争朝夕。 早上没有做完的梦，必须强行结束；睁不开的双眼，必须强行睁开。没有躺在床上迟疑的机会。 早上，那么一竿子的时间，太阳随便往上一蹿，就不是早上了。就在这一蹿的功夫里，有多的像草一样的农活再等着我，昨晚躺在床上安排的计划，必须在天亮前落实。 田野的小路上爬满了正在做梦的露珠，急促的脚步声让树枝头上做梦的鸟儿惊慌失措。我心里没有时间对此表示歉意，我唯一想的是一步迈到庄稼地里，在太阳没有睡醒的时候，我得争分夺秒。 匆匆吃饭，匆匆上学，匆匆回家，匆匆去当农民。太阳的脚步匆匆；庄稼的脚步匆匆。匆匆的日子，匆匆的生活，匆匆的世界。一切都是那么匆匆。
一个星期很短，因为有太多的农活在田间地头。假日里没忙完，必须从鸡叫忙到鬼叫；一个星期很长，累得像散了架似的，巴不得忙假立马结束；一天更短，没有来的及拥抱清晨，黄昏已向你招手。时间这东西很奇怪，说长，长的晕头转向，说短，短的要命。 每个假后上班，我们都像一场恶战后溃败下来的残兵败将，无精打采，昏天黑地。改着作业，不知不觉趴在桌子上酣睡起来；有的老师课上了一半，布置点作业，趴在桌子上梦回云天。 我在上第一节课时，查假期作业，总有十几个学生没有做完。这本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了，大人忙收忙种，孩子跟着大人忙前忙后，作业做不完正常，不正常的是假期太短。可作业没有做完又不能听之任之，这不但是学习的问题，还关乎到师道尊严，就是一个再不济的老师，也会在学生面前装模装样地拿起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式。 找来一个学生，一直低着头，一直不说话，一直用这样的方式回应我的追问。又找来一个学生，抬头看了看我，嘴角动了一下，又低着头，依然用同样的方式回应我。其实，我的追问多余，只是显示一下老师的威严。他们的答案我明白：一是干活累不愿意写，二是贪玩不愿意做。问明白了没什么意思。人，真的很奇怪，常常把没意义的事当有意义的事情做，而且极其认真极其投入。 当拿起笔在黑板上板书课题的时候，看到紫酱色的手背和胳膊上的那一层层皮，这是阳光的烙印。每每忙假，裸露在外面的皮肤，都要脱几层皮。你会隐隐约约发痒，你还会忍不住用手指甲去挠，越挠越痒，直到露出鲜红的血才不得不停下来。劳动一旦停下来，浑身发软，腰酸背痛，口干舌燥。平日里，幽默风趣的我，课堂气氛活跃没了。此刻，我宛如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只有让学生自由读课文。而学生呢？起初，哇的一阵阵读书声，一眨眼功夫，底气不足，声音变小——读快的学生未必读到一半，动作慢的学生也许还没来得及开口，五，四，三，二……最后一个读书的学生不得不也没有了声音。恐怕世界上最糟糕的阅读教学也不过如此罢了。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找来课代表一遍一遍的领读，以显示教学的存在，生气的再现，课堂的生动。下了课，我走下讲台，学生依然是围拢过来，毫无生气的送我到办公室。 办公室里很安静，老师们很老实，默默地忙改作业。下了课的老师，喝水，出汗，出汗，喝水。身体就像一座过滤站，水进来了，绕一圈又出来了。流了那么多汗，身体就像掏空了的水库，急需水的弥补。这时候，我庆幸自己，幸好我不是一个专职农民，幸好我有一个不晒太阳的办公室。
太阳每天早晨红着脸从东边出来，傍晚黄着脸落山。炙热的阳光舔干了河水，把大地舔出了裂缝，人们怕裂缝像毒蛇一样吞噬了大地。我不怕，我坚信，裂缝是大地的闪电……雨终于来了，河水像万马奔腾汹涌而下，昏死的万物苏醒了，可地里的草也疯了。看着河水，我激动；看着苏醒的庄稼，我高兴；看看疯长的草，我头疼。但是，学生大脑里不能长草，锄掉他们脑子里的草比锄地里的草重要的多。可是，地里的草不得不锄。 五更天的麦田里，只有我一个人，仿佛整个世界都属于我的，属于我的是劳动。低着头，弓着腰，唰唰的割麦声，声声入耳，打破了田野的寂静。不小心麦芒会刺痛你的脸，或爬进你的裤腿，钻进你的袖子。我没心思去理会，春挣日夏挣时，晚一个时辰麦子可能泡汤。必须使出十二分劲来干。这时候，腰要有韧性，我的力气不及他人，但是，我的腰比较好，不怎么腰疼。太阳不出来的时候，必须把麦子捆好，等中午放了学，再用地排车一趟一趟拉到场里。 太阳是火，草帽后没有遮住的脖颈上，火辣辣的疼。把襻往脖子上一套，像一头牛一样，不，就是一头牛。但是，我不如牛快活，牛饿了可以随时随地啃几口草，我肚子咕咕叫，只能干咽唾沫，不，没有唾沫，咽进去的是火。一车麦子二三里路，这时候，我真羡慕牛。可我是人，做人不容易，做一个民办教师更不容易。倘若我是一个农民，早就锻炼出适合农民的身板，如今，我是一个1.7米高110斤重的人，却承载着专业人士的农活，确乎力不从心。但是，无论怎么劳苦，我必须咬紧牙撑起所有的苦，所有的痛，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责任。我只有装着强大，只有装着乐观，只有装着如无其事。我不像农民，要装着像一个农民，不热爱农活，可是，我不得不去热爱农活。
夏收夏播，从割，脱粒，扬晒，入囤；再到种玉米，锄草，打药，上肥，浇水。晚上和蚊子抢饭吃，然后，床上一倒，像一个死人一觉到天亮。本来比人家身上肉少的我，肉更少了。早上起来，全身疼痛，一但上了套，不知道疼是怎么回事。我常做梦，有一天不种庄稼了，和工办老师一样，岂不是比神仙还快活。梦归梦，想归想，我必须习惯这无比艰难的累，仿佛习惯了学校——回家——田野——回家——学校，周而复始。 1995年5月，通过考试和勤、能、绩的考核，老师前面的“民办”两字去掉了，我成了一名真正的人民教师。20年的民师岁月，是我人生中最美丽最有生气的岁月；20年的民师岁月，我肩膀上一头挑的是学生，一头挑的是庄稼；20年的民师岁月，让我知道苦和甜永远是孪生兄弟，没有苦就没有甜，生活的甜蜜都是用苦换来的；20年的民师岁月，让我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作者简介】 宁廷常，宁阳人，泰安市作协会员，宁阳政协特邀文史研究员，《磁窑镇志》主编，小学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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