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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与朋友打卡读书，阅读由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共同撰写的著作《贫穷的本质》。 两位作者都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他们因为“以实验性方法致力于减轻全球贫困”，共同获得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扶贫是一个世界级难题。多年来，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投入了大量资源来扶贫，还有无数民间慈善机构在共同努力。但奇怪的是，这些大规模的扶贫投入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根据联合国最新数据，2019年全球仍然有高达13亿人处于贫困状态，其中1/3是10岁以下儿童。 这本两位经济学诺奖得主的代表作，将告诉我们，如何运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实验方法，来解决这个难题。 有位世界银行的专家写了一本反思扶贫政策的书，叫《白人的负担》。里面就讲到，过去50年，西方对非洲的援助金额高达23万亿美元，结果如何呢？在非洲，只要能给每个孩子打一针12美分的疫苗，就能让死于疟疾的人数减少一半；只要让每位母亲拿到3美元的补助，就可以让儿童死亡数减半。然而，就连这些看上去非常简单的目标都没能实现。 因为看不到扶贫的效果，一些专家转而认为，扶贫本来就是错误的做法，弊大于利。 实际上，扶贫效果不好，不等于扶贫是错的，而在于扶贫的方法出了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经济学家发现，既有的扶贫政策要么是错误理解了人的需求，要么是忽视了对人的激励，当然就达不到想要的效果。为了搞清楚穷人的真实需求和动机，这两位学者共同创建了贫困行动实验室，在全球40个国家开展了240多个实验项目。这些实验为我们揭示了，扶贫为什么会失败，以及有效的扶贫方法应该是怎样的。 下面，我们就从经济学思维出发，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如何解决扶贫难题。 01 怎样理解穷人的真实需求？ 在一般人概念里，穷人，就是那些吃不饱的人。200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就曾发表了一份声明，说全球吃不饱饭的人有10亿多。只要穷人能吃饱饭，就可以提升自己的生产力，实现脱贫。 于是，各发展中国家政府都花费重金，对穷人进行粮食补贴；国际救援机构也把扶贫重点放在在粮食救援上。然而效果却很差且效率低下。在印度，超过三分之一的援助粮食在运输途中不知所踪，其中大部分被老鼠糟蹋掉了。但这还不是主要问题。关键在于，穷人似乎并没有从大规模的粮食援助中受益：粮食援助既没有显著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也没有帮助他们逃离“贫困陷阱”。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就涉及一个关于援助或者慈善工作的根本性难题：缺乏反馈机制。你很难从自己的“顾客”，也就是穷人那里，得到明确的反馈；所以你不知道自己提供的“产品”，到底是不是顾客的真实需求。这是做慈善比做企业更难的地方。 作者在印度的一个邦试验显示，1983年时大多数家庭每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99美分，但他们仅有67%的支出是花费在食物上，并没有通常想象的那么高。穷人并没有把所有钱都用来买吃的。而且，后来当这个邦的工资上涨，穷人有了更多的钱之后，他们也并没有去买更多的主粮、为自己增加更多的热量，而是选择购买口味更好、价钱更高的食品。 在另一个实验中，这些获得粮食补贴的家庭，选择购买更少的主粮，但买了更多的鱼和肉。换句话说，他们进行了“消费升级”。试验显示，当穷人有了更多的钱，他们会优先选择买味道更好的食物，以及烟、酒等非必需品，而不一定是营养更均衡、更健康的食物。 由于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干重体力活儿的人减少了。而人们一旦觉得没这么饿了，就停止购买食物，把省下来的钱干别的。 比如，人们往往节衣缩食也要购买一台电视机，或者存很久的钱来为孩子办一场婚礼。有意思的是，作者发现，在电视机普及率越低的地方，人们花在红白喜事上的预算比例就越高。为什么呢？其实，电视机和操办红白喜事都代表了穷人的娱乐需求，它们相互之间具有替代效应。这同时也表明，穷人并不是只有在吃饱吃好之后才会产生其他需求，实际上，穷人宁可吃得差一点，也要省出钱来兼顾其他需求。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更多的粮食援助既不能提升穷人的幸福感，也不能提升穷人的生产力，整个粮食援助的思路就是错的。正确的做法是怎样的呢？事实上，食物质量不好、缺少微量元素，对成年人也许没太大影响，但对胎儿和幼儿却有极为严重的影响。研究表明，如果穷人家的孩子在生命的头几年能得到更好的营养，那么他这一生就能获得更高的收入。 所以，正确的食物援助，不是大量提供便宜的粮食，而是针对孕妇和儿童发放高营养的强化食品，为学龄儿童提供膳食均衡的营养餐，给他们进行系统化的抗蠕虫预防，等等。 扶贫之所以难，就是因为缺乏明确的反馈机制，所以更需要去仔细考察穷人的真实需求，这是第一步。 那么，是不是只要搞清楚了穷人的真实需求，扶贫难题就迎刃而解了呢？请再来看这样一个例子。 02 怎样激励穷人去做正确的事情？ 全球每年有150万儿童死于痢疾，也就是拉肚子，其中绝大部分是位于南亚和非洲地区的贫困儿童。在这里，需求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防治痢疾。而且，解决方法也很简单：只需要往饮用水中加入消毒剂，或者在儿童拉肚子时给他喝由糖和盐组成的口服补液，就能免于死亡。扶贫机构长期低价甚至是免费提供消毒剂和口服补液，但是据调查，只有10%的贫困家庭使用了消毒剂，只有1/3的拉肚子儿童喝了口服补液。这到底是为什么？ 实际上廉价、简单又有效果的方法要在贫困地区普及非常难。调查显示，穷人更愿意把钱花在了昂贵的治疗上，而不是廉价的预防上。如果得了重病，他们会砸锅卖铁甚至是借高利贷来治病。 他们治病的首选也并不是公立的乡村卫生站，而是首选当地的赤脚医生，其次是以驱邪为主的巫医。这到底是为什么？穷人真的是愚昧得不可救药吗？如果仔细分析，你会发现这背后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 比如，穷人之所以不去卫生站看病，是因为那里靠不住。在印度，政府规定公立卫生站一周工作6天，一天6个小时。但实际上这些卫生站的管理非常混乱，一半以上的工作时间处于关闭状态，医生和护士的平均缺勤率高达40%。即使医生在岗，他们看病时也大多心不在焉。结果穷人根本不信任卫生站，如果孩子拉肚子，卫生站按规定只给开口服补液，孩子的父母会觉得是在敷衍了事，宁可找赤脚医生开抗生素，反而耽误了治疗。 那他们为什么又不愿意往水中加消毒剂呢？原因很简单，太麻烦。你想想，让你每次喝水时，都记得往水里加一点消毒剂，你能做到吗？尤其是，当做这件事情的收益是在遥远的未来，而当下只有付出成本的时候，就更难坚持下去了。这跟我们很难做到天天坚持锻炼身体是一个道理。 那怎么办呢？两个办法。第一就是尽量减少使用时的麻烦。比如添加消毒剂这件事，研究人员想了个办法。他们在每个村庄的水井旁装一个消毒器，每个人从这里打水的时候，只需要随手转一圈这个消毒器，就可以释放出一些氯元素，从而得到氯化水。结果这个方法大大提高了消毒剂的使用率。 第二个办法，就是提供激励机制，在人们每次行动时，给予一些小小的奖励。比如给孩子打疫苗这件事，大多数贫困家庭明白打疫苗的好处，也愿意带孩子来打第一针疫苗。但是，他们总是由于各种各样的事情，无限期拖延后续接种，结果接种的最终完成率很低，达不到预期效果。后来，研究人员给每次来打疫苗的人奖励2磅干豆子，效果立竿见影，接种完成率从6%提升到38%。而且，奖励干豆子反而使每次接种的成本更低，因为医护人员的工作量终于开始饱满起来。 所以你看，很多医疗援助之所以无效，就是因为人们在“知道”与“行动”之间，往往还隔着一条鸿沟。有效的医疗援助，不仅仅需要告诉人们什么是正确的事，更重要的，是要设计一套激励机制，帮助人们更容易地采取行动。 在帮助穷人采取正确行动时，关键是要能够设身处地去理解，为什么一些看上去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他们却不用？答案也许并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简单。 这就是第二个重点，认知并不等于行动，扶贫工作不但需要告诉穷人什么是正确的事情，而且必须设计激励机制，去帮助穷人改变行为模式。 03 穷人真的具有企业家精神吗？ 作者对18个国家的调查数据发现，城市贫穷人口中有一半人有自己的小生意，也就是小摊小贩；农村贫困人口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在做着小买卖。穷人似乎天生就会做生意。看到这种现象，哈佛商学院的一位教授专门写了一本书，叫《亿万企业家》，认为这些穷人企业家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命运。 我可不这么认为，如果穷人真的会做生意，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这么穷？天使投资人雷军曾这样感慨到“创业不是好玩的事情，90%以上的创业一定会死，能活下来的绝对是祖坟冒青烟。”你看这么多有志有识、有优质资源的人士创业都那么艰难。一个没多少文化、没多大见识、没什么资源的人，如何就能通过做生意去发家致富呢？ 让我们看看作者研究分析：是什么阻止了穷人做大做强？ 研究人员给其中的部分印度小贩提供了启动资金。1000卢比，也就相当于20美元。然后观察这笔钱是不是如预计的那样，能够永久性提高小贩们的收入。 你可能猜到了，事情没那么简单。一年之后，所有得到资助的小贩，都回到了原来的状态：他们又不得不每天借钱进货，忍受高达5%的日息。这中间并不是小贩们拿到钱就不干活儿了，或者把钱挥霍掉了。而是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太多“突发事件”：家里人生病，亲戚结婚，房屋漏雨需要维修，等等。一旦出现这类事件，小贩们自然而然想到，可以动用这笔运营资金来解决问题。结果只过了一年，所有得到资助的人都回到了起点。 印度小贩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特例，而是代表了穷人的一个普遍困境：存不下钱。当你一点余钱都没有，就会陷入“稀缺陷阱”，每天都在忙于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完全没有精力对未来进行长远规划，哪怕是一些效果立竿见影的事情。
从印度小贩的另一个例子里，我们得到一个明显的答案，就是穷人借钱的成本太高了。因为借钱给穷人的风险很高，所以收取的利息就高。针对穷人放贷时，如果不对借款人进行最低限度的管理，那么违约率就会高得惊人。正规银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放弃了穷人市场。到1980年代，终于有人想出了应对这个难题的办法，这就是孟加拉国的著名经济学家，穆罕穆德·尤努斯。 尤努斯创办了专门借钱给穷人的小贷银行——格莱珉银行，后来这种小贷银行在南亚地区普及开来。 我们来看看，小贷银行是怎样解决“穷人违约率高”这个大难题的呢？首先，小贷银行主要针对女性创业群体，他们认为女性更具有理财能力和责任心。然后，他们要求一定数量的借款人形成一个互助小组，组员们要对每个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小组每周聚一次，组员们汇报各自的生意进展，信贷员就在每周聚会上收取一定数量的还款。 浦尔Bariali女人获得格莱珉银行住房贷款你看，小贷银行的管理模式，其实是通过组建熟人社会，利用同伴压力，让借款人不好意思轻易赖账，从而以较低的成本对借款人进行管理。一个证据就是，如果互助小组是每月见面而不是每周见面，小组成员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那么违约率就会上升。 小贷银行的管理是相当严格的，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借到钱。所以，尽管小贷银行已经在南亚地区遍地开花，但并没有成为穷人借钱的首选。根据本书作者的调查，只有1/4的贫困家庭向小贷银行借款，而有高达一半的贫困家庭仍然选择向当地放债人借高利贷。 再回过头来看看，穷人真的愿意创业吗？作者发现，无论他去问哪个国家的穷人：你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做什么？十之八九的人会告诉你：希望孩子能成为公务员、教师、护士等捧铁饭碗的人。可见，穷人心目中最向往的，是具有稳定收入的中产阶级生活，而不是冒着巨大风险去创业。既然如此，又怎么解释有那么多穷人在做小生意呢？作者认为，其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当你找不到什么好工作，又没什么特殊技能的时候，做点小生意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其实，必须承认，无论穷人还是富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才能的人，都是少数。对大多数穷人来说，帮助他们脱贫的最好方式，不是借钱给他们做生意，而是给他们提供一份稳定的好工作。什么是稳定的好工作？比如制造业工人。作者观察到，如果一个村庄里有工厂，能稳定雇佣村里的劳动力，那么这个村子的面貌就会变得大不一样。对于这些成为工人的村民来说，不仅仅是得到一份稳定收入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这份工作让他们对未来产生了一种控制感，从而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态度。也许，这才是扶贫的正确打开方式。 以上是这本书的第三个重点，拥有企业家精神的毕竟是少数人，帮助大多数穷人脱贫的最好方式，并不是借钱给他们做生意，而是给他们提供一份稳定的好工作。
好了，这本《贫穷的本质》就为您分享到这。 消除贫困问题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中国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举世瞩目。下期我将以个人的拙见为大家呈现，我们国家脱贫攻坚战的战果与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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