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8号人格金庸：快意江湖从此逝

遇见三山 20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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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九型人格写一篇金庸，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祭文。

8号人格金庸先生的最大标签是武侠小说作家和报人——在小说世界里用拳头和刀剑，在现实生活中用笔和文字、法律，为了心中的公平和善良战斗。

1、喜欢冒险，说真话。

1947年，他进入上海《大公报》，从三千名投考者脱颖而出。第二年，《大公报》香港版创刊，金庸被派入香港，那年他24岁。当时的香港与上海相比，并不发达，但金庸说，“我一生很喜欢冒险，过一点新奇的生活。”1959年，35岁的金庸创办《明报》。他说：“我办《明报》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主持公正，把事实真相告诉给读者。”

金庸给“侠”赋予了深厚的民族精神，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

从把反清复明作为己任“红花会”陈家洛；担负起保家卫国重任的郭靖；是契丹人，却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一直处于民族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之中，忍辱负重的乔峰等等，金庸先生塑造的一系列“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大英雄形象，正是他自己内心无处安放的英雄情结和理想人物有了具体的着落，正如他自己所说“因为自己想做英雄而不能，所以在小说世界中写尽了大英雄的风流人生”。

2、

8号人格最核心的特质是“叛逆”和“控制”，

自己最叛逆，一旦掌握权力，却又是最控制的人。

1944年金庸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因不满学校的某些行为，他写文讽刺过训导主任，也在大学时与训导长争辩过，结果便是遭遇了两次被学校开除的命运。最惨的是第二次被开除后，因为没有钱，他衣食都没了着落。——这样的气质与他后来从事新闻报道和特区基本法工作是一脉相承的。

文人、报人金庸也许不会金戈铁马驰骋疆场万里征战，但在他的王国里，他就是最高统治者，唯一的主人：

“报纸是老板的私器。新闻自由其实是新闻事业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闻工作者非听命于老板不可。新闻自由，是报社员工向外争取的，而不是向报社内争取的。报社内只有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并没有谁向谁争取自由的关系。”

“我在主持《明报》时，关于香港回归后行政长官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的问题，和主持编务的编辑主任看法不同，他消极抵制。我并没有即刻将他解雇，仍保留他的职位，但不让他处理实际工作了，换一个听话的人来做。”

——1999年10月26日，在杭州召开的《新闻业机制改革与经营管理》研讨会上，新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金庸作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谈话。

《明报》被称为金庸的“一人报纸”，金庸自己曾说：“明报内部所有人只听我一人的话，可以说是成功，也是失败”。

金庸辞世后，《明报》发文悼念金庸：“如非当年先生不怕艰辛，殚精竭虑，以一支健笔打出名堂，无以臻此。”

3、

8号还是1号？

虽然确定了金庸先生是本能组，而从中学到大学都因叛逆而被开除的青少年成长经历，让我很快排除了金庸先生确定不是消极无为的老好人9号，但同样具备坚持公平正义，锄强扶弱的特质，金先生到底是8号还是1号呢？我依然有点犹疑不决，直到这段话解决了我的问题：1号人格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这一点可以明显区别于8号人格单纯的豪侠任义：

对于自己创造的武侠神话，这是金庸意想不到的：“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抱兴邦报国之志……不过我写得兴高采烈，颇有发挥想象、驱策群侠于笔底之乐。”

金庸先生的婚恋生活也可以提供他不是有道德洁癖的1号人格的证据，94岁离世的金庸一生有过三个妻子。他自己非常坦诚：

他在一次采访时说：我的婚姻并不理想，我离了好多次婚。

他和第一任妻子杜冶芬相识于杭州，后来杜冶芬又随他迁居香港。在《大公报》写影评、编剧本时，金庸使用的第一个笔名“林欢”来源于他们夫妇两人的姓氏“查”和“杜”中共同的“木”字，而欢是他们幸福生活的写照。但是几年后，因为金庸忙于工作，杜冶芬粤语不精，一个人在家寂寞无聊，生活过得不愉快，最后她独自回了大陆，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第二任妻子朱玫则是金庸创业时相濡以沫的伙伴，她是《明报》创刊后最早的女记者，曾经在最困难的时候变卖首饰支撑报社运营。到了《明报月刊》初创的时期，他们已经有了两儿两女，朱玫除了照顾孩子，还要给金庸送饭。1976年1月，《明报月刊》十周年，金庸在回忆文章《“明月”十年共此时》写道： “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来给我吃。”

可惜共患难的感情没有坚持到共富贵，这一年，他们的大儿子查传侠自杀，金庸也与朱玫正式离婚，之后与小他29岁的林乐怡开始第三段婚姻，白首终老。

从那之后，朱玫不再与金庸往来，去世时，替她拿死亡证的是医院员工。
谈及朱玫，金庸始终认为自己对她有歉意——别人怎么看我不管，但我对不起她。我的爱情观不够道德。一个人一辈子的爱情，只爱一个人，一生一世只爱一个人，我做不到。

4、

金庸先生是翼型偏7号快乐者/多面手的8号人格：

1959年，金庸创办《明报》。“明”取“明辨是非”之意，1959年5月20日创办当天的发刊词是“公正（8号）、善良（2号）、活泼（7号）、美丽”。

8号人格的两个翅膀或曰翼型是多面手7号人格和和平者9号人格，金庸先生两个翅膀都很平衡，而壮年及晚年后7号人格得到更多呈现，主体还是一个偏7号的8号人格，他自己说过“大闹一场，悄然离去”，这点有两个典型代表人物：

《笑傲江湖》的令狐冲的性格就是两个字——“潇洒”！因为他要摆脱那个江湖。

《鹿鼎记》则是一部无赖的成功史。什么民族大义、社会责任，在韦小宝眼里都不如白花花的银子、七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实在。一个偷奸耍滑，善于专营市井的小人居然能一路飞黄腾达，他的封笔之作《鹿鼎记》完全颠覆了之前的完美无缺的正面人物：

对于自己构筑的武侠世界最终停留在《鹿鼎记》，金庸也不无感慨地说：“年轻时崇拜的大英雄都是完美无缺的，后来才发现，真正的英雄，他也有普通甚至卑鄙的一面。”

这是成长后的成熟8号对于英雄主义的清醒认知和反省，也是一个人对于世界的认知逐渐退去幻想的玫瑰色面纱后的客观总结，健康的8号人格痛很虚伪，自然也不会为自己过往的幼稚粉饰。

5、

8号人格拥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和辽阔的内心世界，

尤其是在突发巨变事件之前，

是“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

强者人格：

1976年10月，金庸长子查传侠在美国自缢身亡，年仅19岁。

査传侠被认为是金庸4位子女中最聪慧的孩子，4岁能背全本《三字经》，6岁能背诵《增广贤文》。金庸在《侠客行》中用大量笔墨书写石清闵柔对石破天的怜爱呵护，这也被认为是他对査传侠舐犊情深的写照。

但是査传侠少年时便有出世思想，十一二岁时就写过一篇文章，说人生很苦，没什么意思。当时，金庸以为这是孩子深刻早慧。没想到的是，査传侠在纽约读大一时，因与女友吵架，一时冲动便放弃生命。

接到儿子逝世消息那天，金庸还要在报馆写社评。“一面写就一面流泪，一直都很伤心，但还是要写。”

6、

大英雄8号人格健康放松状态下呈现多情善感爱人者2号人格特质。

我认为有一个这样能够为情所困直至自杀的儿子，也许正因为他是金庸的儿子，人家常说不肖子孙，金庸先生这个儿子可能是在“情”之一字上太“肖”父亲了。

金庸曾说“哀我世人，忧患实多。”这一点参见金庸在作品中处处流露出来的对众多小人物的悲悯，对大英雄不完美处的悲悯，甚至对恶人为何作恶的悲悯，也可参见从杨过对于小龙女用情至深，彻彻底底为情而活，让人读起来回肠荡气；

张无忌在感情问题上，对于他喜欢的四个女人——周芷若、殷离、赵敏和小昭，很难取舍，纠缠其中；

程英那写了又撕的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般柔肠百转，李莫愁般杀人满门，又痴痴念念的惨烈决绝；

张无忌与周芷若成亲时，赵敏前来阻止。有人劝赵敏说这是强求不得的，赵敏说我偏要强求。

天不怕地不怕的大英雄萧峰，唯一一次有惧意，是他一掌打伤阿紫，抱着她在长白山寻找续命的人参时。他虽然向来天不怕地不怕，但这时茫茫宇宙之间，似乎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人。

倘若真的只是他一人，那也罢了，雪海虽大，终究困他不住，可是他怀中还抱着个昏昏沉沉的小阿紫。

郭靖和黄蓉去轩辕台路上遇雨，郭靖道：那么咱们快跑。黄蓉摇了摇头：靖哥哥，前面也下大雨，跑过去还不是一般的淋湿？郭靖笑道：正是。

黄蓉心中却忽然想起了华筝之事：前途既已注定了是忧患伤心，不论怎生走法，终究避不了、躲不开，便如长岭遇雨一般。

当下两人便在大雨中缓缓行去。

1957年，金庸离开《大公报》，进入长城影业。至于金庸为何做出这个选择，坊间认为，多半是因为夏梦——“西施怎样美丽，谁也没有见过，我想她应该像夏梦才名不虚传。”为了更接近眼中“最美的女人”，金庸选择去夏梦所在的“长城”电影公司做编剧。
三毛说：“金庸小说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写出一个人类至今捉摸不透的、既可让人上天堂又可让人下地狱的‘情’字。而不了解金庸与夏梦的这一段情，就不会读懂他在小说中‘情缘’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