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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晓芙，财经作家，旅居欧洲，以荷比卢为基地，从事全欧洲投资并购业务。 中国经济已经国际化了，不了解欧洲，有时候，你就不了解中国。 欢迎关注：鲁晓芙看欧洲。合作请联系微信：Xiaofu_Lu 工业革命诞生于1773年，英国的制造业从此遥遥领先全球。187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之后，英国在许多学术领域上仍旧领先全球，却在许多新兴产业上失去领先优势，甚至还逐渐失去传统产业的优势，以至于制造业迅速地被美国和德国追赶过去而衰落、萎缩，甚至还输给瑞士这样的小国。 这个惊人的衰落过程，带给中国许多的警讯：中国没有英国的学术优势，却有比她更不利于制造业的内部特质和外部环境；英国可以靠金融业弥补制造业的不足，中国却没有这样的条件；美国的崛起吸引了英国的投资，也排挤英国的对内投资和海外市场，美国对于中国的挤压更厉害；美国超越英国之后反过来投资英国，以英国做为进攻欧洲市场的跳板，但是现在美国对于中国敌视态度。 比较英国的衰落与德国的崛起，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必须避免英国的缺点并学习德国的优点。但是中国在价值观、产学关系、市场机制等文化与制度特质上，却有太多英国的弱点而鲜少德国的优点。 如果我们继续在经济上「画虎不成反类犬」地抄袭美国，并且在思想上盲目地拥抱自由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前景恐怕不看好。 英国工业衰退之谜英国是科学革命、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诞生地，工业实力领先全球至少一百年，而且在二次大战结束时依然是全球的学术与金融中心，却在1870年就已经跨过领先优势的最高峰，甚至在1930年代开始输给德国，生产力只有美国的一半到四分之一。这怎么可能会发生？ 在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诞生之前，英国就已经是世界的中心。由于法兰西斯培根的倡议，全球第一个科学社群（英国皇家学院的前身）在1645年成立，并且在1665年发行全球第一份学术期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牛顿在1687年发表了三大运动定律，此后150年内的科学大发现几乎都是英国科学家在主导，直到十九世纪末，还比第二名的德国略胜一筹。 此外，John Kay在1733年发明纺织用的飞梭，瓦特在1769年大幅改良蒸气机的效能，史蒂文森父子在1825年完成全球第一条铁路，布鲁内尔（Isambard K. Brunel）在1833年建造了全球第一艘铁壳越洋邮轮，第一次工业革命（1760-1840）的纺织业、矿业和钢铁工业，也都是英国在主导，使得她在1870达到工业、经济与政治的最高峰，遥遥领先全球。 在1870-1914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里，主角是以理论为基础的电学、电磁学、化学和引擎，英国在理论和发明上仍旧明显地领先其他国家，但是德国、美国与日本也纷纷追赶上来，并且在技术的应用与企业的现代化上，比英国更积极。 此外，英国开始出现投资不足与管理效率低落的现象：1870年时英国每个工人的平均资本投入，比美国和德国分别多出10%和30%，到了1900年时却比美国少了90%，并且被德国追平，甚至连反映管理与创新能力的总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都低于其他欧美国家。结果，英国制造业的领先幅度开始缩小：1880年代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制造业出口，分别占全球43%、16%和6%，到1913年时已经变成32%、20%和14%。 美国福特在1913年完成T型车的量产生产线，1914年福特汽车每个工人的产能是其他美国车厂的4.6倍。 但是英国投资不足的情况，一直没有改善，而且一直无法引入福特式的大量生产。到了二次大战前夕的1935年，德国工业已追平或略微超越英国：德国每小时的人均劳动生产力，已经是英国的1.05倍，每小时的人均附加价值，更是英国的1.12倍。 到了1940年代，美国制造业的生产力，已经高达英国的两倍到四倍。 1973年的石油危机对英国的打击，远超过其他国家，而撒切尔夫人在1979年开始积极推动的市场自由化，还是救不了英国制造业的衰落，甚至1989-2007的表现，还不如日本失落的二十年。 英国制造业竞争力的衰退，是始于战前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甚至可能始于1870年或更早。 学术与产业的鸿沟自从1870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英国的学术发现，对工业进步的影响远小于德国和美国。许多英国学者把这个现象，归咎于英国企业家族化，管理效能低落，没有能力将科学发现的充分产业化。 此外，当美国和德国在积极提升基础教育和技职教育时，英国的投入却相对地不足，中学与中等职校的就学率不到25%。这些无疑地都有其重要性，但是学术社群与产业间的隔阂，可能是更重要、更根本、更长远的影响因素。 如果仔细比较皇家学院这个社群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明家，你会发现这两个社群很少有交集！前者是为真理服务，不关心（甚至看轻）俗世的利益；后者是为产业与利润服务，而无关乎真理；很多英国贵族和中产阶级，把前者看成是高尚的、理性的、进步的、符合贵族品味的，后者则是工程师、匠人的事，有趣而不高尚，甚至排斥去工业界服务。这样的价值观，或许才是阻碍英国工业技术发展的最大障碍。 爱迪生以来的许多美国人，把科学与发明当成致富的关键手段，甚至把基础研究，当作产业竞争力的基础，科学是手段，致富是目的。所以，比尔盖兹可以开心地休学去创业。对这些美国人而言，学术的「神圣性」，不仅难以理解，甚至是荒谬的无稽之谈。 但是许多英国科学家，却只对真理有兴趣，甚至奋力维护学术的纯粹度与神圣性，刻意将它与现实的利益隔离。牛津大学刻意维护其古典人文教养的传统，而硬把一百多位跟科学、工程有关的教授塞到一个「科学与工程系」；剑桥大学为了维护其纯科学的传统，硬把一百多位跟工程、管理有关的教授全部塞到一个「工程系」里；而伦敦政经学院则只有人文、法政与经济学，而没有管理学院。 剑桥大学对工程的鄙视，清楚地彰显了科学社群和工程技术间的鸿沟。英国政府在1850年，就建议剑桥培养工程专才，她却坚持到1894年，才开始招收第一批专攻工程科学的学生；虽然她在1875年，勉强设立了第一个跟工程有关的讲座教授席次，却无论如何不肯在头衔中置入「工程」一字，而称之为「机构与应用力学讲座教授」。1894年之前想要研究工程专业的人只能到第二轮的「红砖大学」去念，科学家维根斯坦在1908年从柏林到英国去研究航空技术时，就是在曼彻斯特大学注册，而非剑桥大学。 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作为电学与电磁学的发源地，剑桥大学却在1945年才有第一位电机工程的讲座教授，到1962年才招收第一批专攻电机工程的大学生！ 在这样的价值观念下，英国不可能出现像比尔盖兹的人──学术是高贵的、神圣的，而创业是另一种旨趣截然不同的选择。因此，尽管剑桥大学旁边有一个1973年成立的科学园区，学术技转的成果，却相当有限。 不只学术圈这样，连工程天才的态度也相近。英国最顶尖的发明家，几乎都不是为了经济的利益而发明的：曾获得235项电机专利的Sidney G. Brown，从专利所获得的财富抵不上昂贵的专利费；Frederick W. Lanchester曾在航空与汽车领域，获得过将近五百项的专利，但他在汽车厂担任顾问的收入极其有限。这都是典型的例子，而非例外。 反之，成立于1810年的德国汉堡大学，首开以研究领导教学的现代大学风气，她虽然强调学术自由与自主管理，却也同时强调大学对社会的责任，因而兼顾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这个机制与理念，被美国与日本模仿，而树立以基础研究厚植产业竞争力的观念。 此外，德国巴斯夫公司（BASF）在1868年首开全球风气，在企业内设立研发部门，聘请化学博士Heinrich Caro主导染料的研发，后来并陆续聘请许多杰出学者，主持该公司的研发工作，首开全球先例地，将最先进的基础研究与企业利益直接结合。爱迪生的通用电气实验室与贝尔的实验室，也同时在1876年成立，并且在二十世纪初成为企业创新与竞争力的核心。 此外，日本与韩国的经验更显示：后进国学术界的首要任务，是保持跟产业界的紧密对话，以缩短国内外产业界的技术差距为第一要务，而不是漫无目的地从事跟国内产业毫不相关的研究。 日本的汤川秀树，在1949年获得诺贝尔奖，相隔16年之后朝永振一郎才获得日本的第二个诺贝尔奖，而那时候日本的制造业早已经超越英国，日本的案例显示应用研究领先基础研究（或至少同步）的必要性。同样地，韩国之所以崛起，是因为学术界与产业界互动密切，不但产业界有顶尖的研究，而且学术界的许多研究，也都在回应产业界的需要。 回过头来再看看英国，虽然三大名校，只关心真理而不关心世事，但是还有曼彻斯特、爱丁堡大学与（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在认真从事与产业有关的应用研究。可是，当学术界的最高价值跟社会彻底脱节时，再怎么卓越的学术研究，也救不了英国工业界的衰落。这个故事显示，学术研究领先产业技术是必要的，但是当学术研究与产业需要脱节时，却对制造业没有任何的好处。 中国的学术圈呢？中国的产学鸿沟远远大于英国、日本和韩国，如果我们继续漠视这个根本性的「学术失能」，一味奢谈下一代产业或学术卓越，对中国的产业竞争力，恐怕是有百害而无一益！ 金融市场与产业界的鸿沟英国制造业的衰落，跟投资不足有很密切的关系，而投资不足的原因，跟英国金融业的性格密切相关。 一份2013年的研究指出，英国的金融机构重视短期利益，远胜于长期获利，而且对国内的产业发展漠不关心，只在乎盈利水平，因而有60%的基金都在海外投资，使得英国知识密集的中小企业，经常募不到发展前期的基金。 其实，这个问题自从十九世纪的维多利亚时期，就已经存在了：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海外投资热潮，使得伦敦的金融商圈吸金能力远高于制造业，而导致制造业投资不足；而且制造业的投资偏好传统的矿业、钢铁业、船业与纺织业，使得电机、化学与汽车等新兴产业的投资，相对地不足。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就已经是全世界的贸易与金融中心，不但外国企业把钱存在伦敦金融中心的银行内，而且英国的海外投资，远远超过其他国家。1914年英国的海外投资总金额高达40亿英镑，甚至远远超过英国的年度总产值（23亿英镑）。 譬如，为了充分榨取印度殖民地的资源，英国在印度大规模地建造铁路系统，使得印度在1853年就拥有第一铁路，还比美国的第一铁路早了16年。这些海外投资，只顾追逐高获利的机会，却因此挤压了国内制造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而引起邱吉尔首相和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抱怨和批评。 此外，英国是美国最重要的境外资金来源，这项投资不仅排挤英国的国内投资，还培养了英国制造业的竞争者。 只要投资眼光精准，新兴市场的获利，往往高于成熟市场。美国1868-1880年的钢铁产量，年增长率40%，1881-1920年的年增率还保持在10%，远高于英国和德国。同文同种的英国金融商如果不去投资这个市场，那是不可能的。1920以后，美国制造业积极发展福特式大量生产的制程，生产效率因而迅速跃升而急速超越欧陆，使得美国的经济发展更加迅速，也对英国的金融商，更加地具有吸引力。 反之，在1948年关税暨贸易总协定（GATT）生效之前，欧洲国家只能仰赖内需市场和海外殖民地，但欧洲国家的内需市场规模小，且差异性高，大量生产只会增加投资的风险，而无法收到规模经济的好处。因此，虽然英国从1890年代就开始，密切注意大量生产模式的利弊，却只就适合英国市场的部份局部地加以引进和应用。 当英国资金大量涌向海外市场时，德国银行团却不吝于对国内制造业提供长期而稳定的投资，以及比英国更低的利率，使得德国制造业可以迅速崛起。 海外殖民地的庞大市场和英国金融业的发达，是英国工业革命可以领先全球的关键因素。但是资本市场所追逐的利益，并非永远吻合国家发展的需要，有时候资本市场的海外逐利行为，会造成国内产业的空洞化，当年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都深受此苦。 这种时候，政府必须积极建立起有利于国内长期发展的投资银行体系，而不能继续仰赖极端不健全的股市，才有机会化解困境。 「美国化」与德国化之争规模经济与福特式的大量生产，是美国在十九世纪末迅速崛起，并超越欧洲的关键，但是欧洲却必须要等到1960年代关税障碍撤除，且全球经济蓬勃发展之后，才具有推动大量生产的现实条件。 面对这个天然的发展障碍，德国采取研发密集、知识密集，以及技术密集的手段，以及加强企业的组织、经营与管理，在不需要仰赖大量生产的市场里朝向高质量、高附加价值的方向发展，打造出「德国制」的品牌形象，而成功地跟美国低质量、低成本的产品形成明确的市场区隔。 直到1950年代末期，全球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欠缺劳动力，才使德国积极投资于大量生产的设备，而在1968年时在适合量产的矿业、钢铁业、纺织业、化工业等领域，大幅超越英国。 另一方面，英美两国的政府，都曾致力于推动英国零组件的标准化以及福特式量产模式。但是因为时机拿捏不当，以及没有充分掌握英美市场的差异，大部分的努力都成效不好，甚至弊大于利。 由于警觉到规模经济的重要性，英国政府在1930年代积极推动企业的国有化，大肆并购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然而此举不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因为消除了内部的竞争者，而使企业更加有恃无恐地仰赖政府的保护，变成既无效率又大到不能倒的寡头企业。 在马歇尔援助计划的要求下，英美生产效率委员会（Anglo-American Council on Productivity）在1948年成立，针对英美生产方式的差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许多具体建议。但是英国工业界深知英美市场特质的差异，因此很怀疑（美国）生产模式在英国与欧洲市场的适用性。后来，在英美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刚刚国有化的英国铁路公司，被指定要推动零组件标准化和大量生产，以作为全英的示范。可惜，实验的结果颇让人失望。 反之，二次大战前夕英国情报单位对德国工业界的调查报告则指出，德国的生产方式不比英国有效，他们真正的杰出表现是在研究人员、工程师、技师、工人与经理人员的素质，和企业的组织与协调运作。 这份研究，确实真正掌握到德国的长处和英国的弱点，很多案例都显示英国企业内部的组织不健全，无法整合出一个优势企业所需要的各领域专业人才，因此无法将企业与学术界的创意，充分地产业化。 化学合成染料产业的竞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英国在1857年发明的，并且因为有纺织业庞大市场的需要，而一度蓬勃发展。然而英国并没有警觉到，他们可以利用类似的合成技术，去开发出更多颜色的染料，反而是落后英国十年的德国化学厂，以高效率的团队组织和有系统的方式，把一系列相关的染料，全部开发出来申请专利，并且向国内外纺织业进行强力的营销。结果，德国染料的全球占有率，迅速地在1881年达到45-50%， 并继而在1990年扩张为80-90%。 阻碍英国工业界现代化的组织管理问题，一部分是根植于英国人固有的拘谨个性和文化，一部分是源自于过分强调单一专长的精英教育，这使得他们远比德国人更不擅于跨专长领域的对话与功能整合。 此外，传统英国贵族治理产业的模式，就是严于主仆分际，管家与企业经理人的职责，是全力达成主人的心愿，而不轻易质疑主人的目标与心愿。因此许多实证研究的案例都显示，英国企业的优点，反映着企业主的长处，缺点则反映着企业主的短处。而中低层主管和高层主管的互动模式，也经常反映着这种源自封建社会的阶级文化。 然而全方位的通才难找，而金融业的发达，也对制造业形成一定程度的人才排挤作用。每一个国家的人才都是有限的，当英国最顶尖的人才，被大量吸纳到与国内产业互动不足的学术界和金融界后，制造业的经营管理人才，就难免略逊一筹。 企业规模的大小，不足以决定一个企业的竞争力，大量生产的规模经济，也不是企业致胜的唯一途径。中小企业如果能够强化内部组织的分工与管理，并且找到适合自己发挥的利基市场，照样可以闯出一片天；反之，如果昧于企业与市场的特质，一味追求量产与市场规模，反而有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 针对英国汽车产业的实证研究就指出，虽然英国的经济与社会特质，使她很难发展美式的量产规模，但是这种企业特质，反而适合1970年以前的跑车与顶级手工车等利基市场。因此，能够强化内部的组织与管理效能的车厂，往往可以在全球车市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后来的车市因为供应过剩而竞争激烈，使得小厂很难生存，这个又是后话了。 反观中国，我们的教育体系远比英国体制更僵化、空洞，中小学生至少浪费一半以上的时间，在一年内一定会忘记的琐细知识上；大学教育还延续中小学的模式而只有讲授，罕有问答与讨论，而且严重漠视跨领域对话的教育和能力，而企业界更充斥争功诿过与争风吃醋的文化，使得我们在团队合作与组织管理上的能力，甚至远不如英国。 如果我们不能从各级教育去积极改上以上弊端，就算找得到适合中国的市场方向，甚至筹足资金，也不见得会有够水平的企业组织来攻占、巩固相关的产业和市场。 结语 比较德国制造业的崛起和英国制造业的没落，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家产业落后时，必须全力缩短产业落差，强化跨领域对话、集体领导与团队整合的能力，充分发挥技术工人与各种人才的能力极限，以达到「人尽其才」的目标，来充分发挥中国的优势。 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金融机制是支撑，制度、教育与文化的问题是根本，只要解决了这些问题，企业界自然会有能力，因时因地制宜地找到自己的发展市场。 编辑：鹤立高岗 格式：黄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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