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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晓芙，财经作家，旅居欧洲，以荷比卢为基地，从事全欧洲投资并购业务。 中国经济已经国际化了，不了解欧洲，有时候，你就不了解中国。 欢迎关注：鲁晓芙看欧洲。 合作请联系微信：Xiaofu_Lu 面对封城，欧美国家反应矛盾面对中国封城措施，疫情初期受到了欧美国家很多责难，认为限制人身自由，影响经济，甚至有的欧美媒体称之为“古老的中世纪方法”。 很快，欧美国家出现突破，意大利开始封城，比利时也采取类似封城的措施。 总理孔特周一（9日）宣布，将封城措施扩大至全国范围，隔离检疫的人口增至全国约6,000万，并持续至4月3日。 意大利外长迪马约在3月10日，同中国外长王毅通话时还表示，「当前意大利疫情形势十分严峻，意政府正密切关注和学习中方抗疫的成功经验，采取有力举措阻止疫情扩散。意方面临医疗物资和设备短缺的困难，希望中方帮助解决燃眉之急」。意大利在学习武汉的经验，未来两周将是意大利疫情最关键的时段。 ▲意大利政府宣布全国封城，多个景点冷清。 3月12日晚上，比利时政府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随后宣布升级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措施：从3月13日午夜至4月3日，关闭全国学校、餐馆、咖啡馆、酒吧、夜总会等；暂停所有聚集活动（包括体育、文化、娱乐及民俗活动等）；提供基本服务的商店可以继续营业，包括药店、超市（食品店）和动物饲料店，其他商店平时保持营业，周末关闭；建议老年人留在家里，尽量避免出门；鼓励企业允许员工在家办公；公共交通服务保持运营。 比利时的措施，可以说是”半封城“。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上，比利时政府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于升级防控措施存在重大分岐，经历了激烈的争论。新闻发布会也比预定时间一再推迟，让记者们 “苦等”了两个多小时。 意大利可是七国集团（G7）成员国，比利时是欧盟首都，都是欧盟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西方文明的一大代表，面对欧洲最严重的疫情，意大利和比利时采取“封城”严厉措施，也许措施与西方民主社会核心价值观相抵触，或许是管控并击败病毒的必要方式。 面对中国的封城措施，显现出的是西方社会当下正经历的矛盾心态——西方社会不想承认中国这种生硬古老的防疫措施是唯一有效的方式，更不想看到意大利这种西方国家正选择套用类似措施。 欧美尽量表扬2个国家，尽量批评中国 控制病毒的主要策略就是快速诊断，快速隔离、快速治疗。 中国在“社会隔离”方面所做的一些努力，也似乎奏效了，在北京等复工的城市，某些餐馆、咖啡厅要求，顾客坐得离彼此远一些，超市控制客流数量，要求排队的购物者，必须彼此距离1米。 欧美国家媒体一直在表扬2个国家，韩国和新加坡。 美国副总统、抗疫总指挥彭斯，就特别称赞新加坡的防疫措施，认为值得美国效仿。新加坡政府没有任何“封锁”措施，而是迅速采取非常“激进”的追踪策略。 当1月底发现境内中国游客为首位确诊病患后，新加坡政府就有140人组成的小组，专责追踪患者的接触轨迹，并把这些人隔离观察，而曾与患者距离2米内、共处长达30分钟的人，都算是密切接触者。 新加坡政府调用监视器画面、搜集患者的消费收据，把完整的移动时间线列出来。当局也强硬规定，近期到过中国的职员一律隔离观察14天，每天有超过1000次电话及居家拜访，确保落实隔离，如果外籍人士违反规定，可能被撤销工作证，而雇者也可能失去聘雇外籍人士的权利，公民则可能会被撤销永久居留权。 ▲新加坡民众纷纷戴上口罩自保 韩国的作法别具一格，2月29日一天之内增加909例为高峰，不过这几天的新增病例数量减少许多，当局3月12日通报的新增病例剩下114例。韩国政府推行快速病毒测试，发挥先进的数码科技优势，开车的人不用下车，就可以进行测试，并且很快得到结果。
不过，新加坡的做法，利用新加坡政府强大的社会监控能力，韩国民众特别团结，特别坚韧，对于集体事物特别配合，并不是其他国家能够立刻学习得来的。 如果中国采用这两种做法，恐怕欧美又开始吐糟中国侵犯个人自由了。 不封城背后，依稀的政治传统在西方社会看来，「封城与否」的关键决定因素，不在于其是否有效，而在于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力的博弈，在于是否应该在特定情况下，合理地舍弃部分西方社会核心价值观？ 这是个老问题了，社会安全和个人自由的冲突问题。从二战期间、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红色恐慌」期间、冷战期间、到反恐战争期间，都曾一再出现。矛盾的根源在于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度，以及社会对「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定义。 问题在于，这些国家有共识地限制了国家机器的这种统一动员能力。 这是一种主观选择，也是一种政治传统。既有欧洲对法西斯集权政府的记忆创伤，又源于美国自立国起，对「大政府」这个概念的抵触，还有根植于欧洲中世纪强大的地方封建力量，自治力量，还有近几百年资本家逐步崛起过程中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持续削弱政府力量，原本就是欧洲乃至西方的政治大趋势。 结论：就算封城，也不能说是中国式的封城 其实，欧美国家是可以封城的，封城措施存在合理的法律基础。各个国家基本都有完备的防止传染病法律和紧急状态法，在传染病大规模发生，在遭受大规模恐怖主义攻击，在战争状态下，西方国家可以限制个人行动，限制个人自由，将普通人限定在特定场所和地区。 德国联邦政府内部、下属各州政府，也曾经进行过专门讨论，最后都把封城措施，作为万不得已的最后一招。 如上所言，欧美国家保护个人自由和地方自治的政治传统，遇到过不少挑战，过去主要是是战争与冷战类型的举国对峙，欧美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一旦决心发动国家机器，就不再是你看到的温文尔雅、懦弱无能，而是充分伸展爪牙，异常凶悍残暴。 欧美国家一旦需要，在强烈的外敌威胁情况下，都能展现出强大的动员能力，其充沛的资源和较高的国民素质（虽然近年来有退化的趋势），也是其优势。 而今的疫情，是否要逼得西方国家封城，显然又是另一种新的挑战，封城永远是西方国家的最后选择。 而为了维护经济利益，为了避免承担责任，西方核心价值就成了遮羞布，用来反对封城，其实是为了掩饰政府治理的缺陷，政客的无能。 图片说明：对于疫情，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放弃治疗”，激起了广泛的批评。 而一旦被迫封城，部分欧美媒体和政客还在不断批评中国的封城措施，还在标榜自己并不是中国式的封城，美国部分媒体，现在还在表扬意大利式的封城是必要的，勇敢的；还在批评中国的封城措施是中世纪的，是侵犯居民的。 其实他们不是排斥“封城”，而是不想被说学习了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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