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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穿“皮鞋”进复旦 那年8月１８日，我在母校广东梅州中学校门口的红榜上读到我考取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消息，虽是预料之中，但还是欣喜欲狂、情不自禁。 作者年轻时照片由于我对自己考试成绩充满信心，早在发榜之前半个月，便买好了从梅县到广州的汽车票，还叫我广州银行工作的舅舅买好了从广州到上海的火车票，当我接到入学通知书后，很快到了广州。不巧的是，当时由于湖南山洪暴发，冲毁了路基，火车停开，直到很晚我才坐上了到上海的49次火车。待我到火车站时，没有新生接待站，只好一个人在鸿兴路乘52路车再转车到复旦大学。由于不懂规矩，便赤着脚走进校园，找到了指导员黄老师，办好入学手续后，便马上到老教学楼上课了。我错过了入学的教育，对学校规矩一无所知，这样我在无意中闹了许多笑话。例如，穿着背心在校园里行走，穿着短裤在寝室走廊上与人聊天，碰到女生来访，大家窘得脸孔通红。最使我难忘的是我常常做“赤脚大仙”，在校园里漫步，到排球场打球，去食堂用餐，在神圣的教学楼里做功课，等等。
丘峰与母亲，在梅州中学读书时拍摄 
６０年代初丘氏三兄弟：丘远珍（中南矿冶学院）、丘峰（复旦大学）、丘山（浙江大学） 我在堂堂的复旦校园当“赤脚大仙”，倒不是我有意显示与众不同，而是在那个年月，我们山里人生活相当艰苦。山里人穷，孩子们从小就没穿过鞋，终年都做“赤脚大仙”，无论是上山割草砍柴，抑或下地插秧割禾，还是到深山放牛打柴，都是“打赤脚”，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走。即便是在腊月严冬落霜结冰之时，也是赤脚走路，最多是穿上一双木履，不让脚底直接踩到冰碴上。记得那年我还穿着木履，挑着80多斤的木柴，走了20多里山路，到梅县城里卖了5角钱买作业本。60年代初，正是人为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农村户口的学生每月只配给12斤稻谷，磨出米来只有7斤米一天还吃不到3两米，只好采竹节草或其他野菜充饥。而且，终年吃不到一块肉，吃不到半两油。那时，我们正处于青春发育期，却终日饥肠辘辘，饿得头晕眼花，有气无力，还要拼命读书，参加高考。试想，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钱买鞋穿？幸好，那时国家照顾大学生，每天吃饭有1斤米定量，吃得饱饱的，精力也很旺盛，看看复旦的世界真精彩，上海的世界真精彩。于是，我们乘3路有轨电车到四川路、南京路走走看看。有一天，我赤着脚大摇大摆走出校门候车（当时，警卫竟然没有发现我赤脚！）。一会儿，3路有轨电车停在站里，我连忙冲上前往车上跳，乘客见状呆若木鸡，仿佛我是天外来客，目光从头到脚打量着我。售票员先是一怔，很快反应过来，连忙怒喝我：“下去，下去！”车上的人都向我投来疑惑的目光，有的人看着我胸前别的白底红字的复旦大学校徽，更多的人目光落到我的赤脚上。我不知是何原因，一时手足无措。正在这时，车外传来喊我的声音，越喊越急，后来是厉声叱喝：“喂，快下来！”原来是学校警卫人员，在我的同学陪同下来抓我这个“赤脚大仙”。我愤愤地下了车。电车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沿铁轨缓缓地开走了，我听到车上传来议论声：“阿乡！”“土包子！”“山里来的大学生，不懂大上海的规矩！”也有人说，“山里的孩子聪明，否则能考上名牌学府吗？”……那天我吃过晚饭，在寝室里整理书包，正准备到图书馆去上晚自修，只见门口有几个女同学走来走去，走到我的寝室门口时，必然要停留几秒钟，睁大眼睛往里瞧，而且好奇的目光都往我脸上扫，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不久，团小组长通知我，指导员找我谈话。指导员是刚毕业留校的，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那次他在班会上，大谈那年在反右斗争中，他是如何在气势上压倒右派学生，并且毫不留情地给对手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他说话时脸色冷峻，使人不寒而栗。我到指导员房间后，指导员不动声色从头到脚打量我，那目光仿佛可以穿透人的心肺。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因为我不知道我赤脚上车算犯了什么错。在我们山里，有哪个人不赤脚走路的？！指导员接着声色俱厉地批评我破坏校规。他说，在大学校园里，在大上海，赤脚走路是不允许的！他说，我赤脚乘车到市区是叫堂堂的复旦大学出洋相！还说，警卫室向中文系领导反映了我的情况后，领导觉得这事不能等闲视之等等。直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那次他以凶狠的目光朝我脸上扫了扫，然后意味深长地说，国际上，美国有“嬉皮士”，有“垮掉的一代”，这些人不修边幅，喜怒笑骂，玩世不恭。要知道，“垮掉的一代”不止美国有，苏联也有。我记得当时在《参考消息》上登过苏联青年人受到美国“垮掉的一代”的影响，也有“嬉皮士”。在《文艺报》上还发表张光年（即《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的《垮掉的一代，何止美国有》呢。指导员是很精通时事的，他对我进一步暗示，“垮掉的一代”决不止美、苏有！我记得当时我听了指导员说这话时，心里猛地一震，心想：坏了，过去他是反右英雄，现在他在暗示要做反“垮掉的一代”的先锋，而我是复旦校园“垮掉的下一代”的典型！指导员斩钉截铁地说，这股风决不能在校园蔓延！指导员从国际形势谈到校园形势后，话锋一转，直指向我：“你为什么赤脚在校园里走？还要赤脚到外滩，到南京路去！你这是‘嬉皮士’去示威啊?”当时我脑子“嗡”的一下，接着一片空白。我真不知说什么好。我总不能说，在我们山村里穷，都是赤脚走路的，更不能说我没有鞋子，因为，我猛地想起，我有一个外文系的梅县老乡，因为说了山里饿死人而撤掉团支部书记，还戴上“修正主义苗子”的帽子……天，我真不知道在那个年代，连赤脚走路也跟西方的“嬉皮士”、“垮掉的一代”联系上了！想想我粤东山民，常年赤脚，真不知有多少“嬉皮士”和“垮掉的一代”呢。其实，当时我实在没有鞋子。很巧的是，没有多久，我父亲从印尼托“水客”带来一双皮鞋，还带一件闪亮的皮衣，我真是喜出望外。我真的穿上皮鞋了！但皮鞋是硬底的，走起路来像马蹄声声，清脆激越，再配上光亮的皮衣，在复旦的“南京路”上走时，常常惹得旁人行注目礼。没有想到这样我又闯了祸。指导员“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他对我这农家孩子很快染上了“资产阶级思想”作了狠狠的批评。他说，资产阶级思想是大染缸，如果不注意，即使是工农子弟也会很快染上五颜六色的。我真六神无主了。唉，我赤脚穿“皮鞋”，马上就跟国际“嬉皮士”、“垮掉的一代”有染；真的穿上了皮鞋和皮衣，又莫名其妙地跟国内盛产的“资产阶级思想”沾边！我真不知道穿什么鞋才属无产阶级的！俗话说，光阴如箭，日月如梭。一晃就是40多年了，说起这些事来真有点天方夜谭。如今，只要走在马路上，如果你有兴趣，只要低头对行人脚上扫瞄，当然看不到穿真“皮鞋”的了，你可以看到各色时髦的皮鞋、运动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2009年12月18日20：05修改于上海徐家汇寓中）
丘峰在梅州中学高中毕业集体照 
作者和巴金先生一起合照 作者简介：丘峰，广东梅州人，１９６６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理事。原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特聘监察员，上海客家联谊会会长，广东梅州市发展战略顾问。是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编辑家，曾任职上海文艺出版社和《花城》杂志。他在文艺理论、小说散文创作及编辑方面均有建树，创作出上千万字的作品，他的散文《我家门前的龙眼树》、《五彩枫》、《莫干山访竹》等入选中小学教材，是客籍作家入选教材最多者。他的《文学探踪录》、《文学的现代流向》为复旦大学等研究生参考书。他在国内外多次获奖，被文艺界称为“三栖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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