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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父亲的文字，在古今中外都占有了太多的篇幅，父亲就是一个永远叙述不完的故事，严厉、宽厚、担当、付出，这些故事就像一部永无休止的连续剧延绵情长。每读描写父亲的文章，总会想起自己已逝的父亲，也会有写父亲的冲动。但看凡描写父亲的大多文章，不是父亲在社会上为轰轰烈烈的人物值得后辈夸赞，就是后辈混成了轰轰烈烈的人物后赞扬父亲。而我的父亲平平庸庸，一个普通的农民，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赞的，我亦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文笔又差，深怕写来成为笑柄，故多有欲念但不敢动笔。清明时节回家祭奠父母，与邻居谈起父亲的生前，遂产生写写父亲的欲望。今年“五一”，恰逢农历四月初六父亲的诞辰之日，薄词拙文，以慰思念。 -------题记 读过许多赞美父亲的文章，每次读到那些对父亲的深情描绘，总是不由勾起我对已逝父亲的深深思念。在我的记忆里，生活的压力让父亲过早显得苍老，父母养育了我们姐弟六个，我居最后，拿我们老家的说法，我就是个“老生子”了，一直享受着父母及哥哥姐姐们的特殊呵护。那个年代，繁重的生活压力和营养的欠缺，让人看起来显得衰老，不论男女，四五十岁的年纪看起来就像现在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了。我的父亲虽然看起来和他的同龄人一样显苍老，但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一直没有压弯他坚韧的身躯，就像他刚正不阿的性格，稳健挺拔，直到终老。 我对父亲最早的记忆片段里，就是跟着娘去给父亲送饭。娘挎着盛饭篮子，我跟在后边跑，到一个大院子里，懂事了才知道这个大院子是我们村的大队部。记忆里，父亲自己在一排房子最西边的一间屋里，娘把我哄到屋外自己玩，父亲边吃饭边和娘说着话。每次走前，父亲总是蹲下身子，一只手搂着我，一只手摸摸我的头，记得那时，娘总是很忧郁的样子，有次去给父亲送饭，娘哭了，父亲就劝娘：“咱不怕，人正不怕影子斜”。 父亲白天大多的时间在生产队的场院里干些不是很重的杂活，回到家对我们姐弟严厉中带着慈爱，尤其对我这个“老生子”儿子更是特殊爱护，惹得姐姐哥哥都说父亲偏向。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能吃饱肚子是人们最大的期望，娘间或单独炒个鸡蛋或者做点面食，贴补一下劳累的父亲，父亲总是分一些给我，还对姐姐哥哥们说，就数他最小，让他多吃点快长大。有的时候父亲会把好吃的都分给我们姐弟，他和娘一点都不吃，边分还边说，这些东西以前我吃的多了，不爱吃了。小时印象很深的是，父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殊爱好，就是喜欢吃小咸鱼的鱼头，不喜欢吃鱼尾的肉。那个时候，家里买点小咸鱼，能吃上咸鱼就饭，真是难得尝到的美味。饭桌上，懂事的大姐看到父母总是吃鱼头，鱼尾一点也不吃，就劝他们吃点，父亲总是笑着说：“我和你娘不好吃鱼尾，俺俩好吃鱼头，鱼头更香”。娘也是随声符合着，我可当了真的，以后每次吃鱼，总是把鱼头掰下来递给父亲吃，每每这时，父亲笑呵呵的接过去，吃起来很享受的样子。多年以后，我也真正明白了父母喜欢吃鱼头的原因，现在每逢吃鱼，总是想起父母吃鱼头的一幕幕，不免有些心酸，也曾多次给孩子讲起过父母喜欢吃鱼头的故事。 小时的感觉，父亲对我们很宽容，有时又很严厉。老屋的前面有个很大的水塘，水很深，我记事起就有邻家的孩子溺亡在里面，父母总是叮嘱我们不要去水塘玩水，但有时我也是抱着侥幸心理和别的孩子去水塘边玩。有一次我正玩水玩得高兴，父亲从背后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拖回了家，随即脱下一只布鞋，照准我光着的屁股就打。那是父亲第一次实实在在的打我，屁股都打红了，疼了好几天，从此不敢再涉足水塘半步。记得父亲对我们哥几个的皮肉教训不止一次，三哥在上坡拔草喂猪的路上拾到了生产队犁铧上掉下的铁件，以为是废铁，拿到村里的代销点卖掉换了本子和铅笔，被父亲一顿训斥，把本子和铅笔退回代销点，父亲领着三哥拿着铁件交回生产队的保管员，这次三哥幸运，差点挨揍。我们哥五个，四哥是最乖巧听话的孩子，可是屁股却受到了一次最冤枉的教训： 父亲收工回家的路上，遇到了生产队看管菜园的老头告状，有个孩子到集体的菜园子里偷摘西红柿跑了，从远处看像是你家的老四。父亲气呼呼的回到家，正巧看到我和四哥在吃西红柿，父亲二话不说，拉过四哥就是一顿巴掌哆屁股，四哥的哀嚎惊动了正在做饭的娘，娘一边拉着余怒未消的父亲，一边说西红柿是用村里发的菜票买的，父亲才停下了上下飞舞的巴掌，但还是要四哥交代去偷摘西红柿的事，不然不让四哥吃晚饭。直到晚饭后，看管菜园的老头来家里道歉说，偷摘西红柿的男孩是后大街木匠家的孩子，自己老眼昏花看不清楚，把孩子看错了，多亏了别人告诉他。父亲看了看受了冤枉，满脸委屈的四哥，叹了口气对娘说：“给四炒个鸡蛋，哄哄他吃饭吧”。父亲没有多说话，看得出心里很难过。 小的时候不懂，只是害怕父亲的严厉，后来真正懂事了才知道，父亲的严厉其实就是对我们的爱。 印象里，邻居来我家玩的特别多，那个年代，没有代表现代文明的家用电器，没有收音机，晚上靠点煤油灯照明，煤油都是按照各户的人口限量供用，记得我家的煤油总是不够用的。农闲的晚饭后，家里总是陆陆续续来些邻居家的叔叔大爷和大哥哥们，也有大娘婶婶和姑姑姐姐们，每到晚饭后，娘收拾着碗筷，父亲就把煤油灯添足油，开始点亮一盏，因为男人们饭后早早来到家里，天南海北的闲聊着。等娘收拾好家里的一切后，再点上另一盏油灯，一些婶子大娘也就拿着鞋底，或者其它的针线活，来找娘啦一些家长里短。这个时候，男人女人自然分成两个阵容，堂屋一堆男人，里间一伙女人，各聊各的，不同的是男人手里卷着旱烟叶子，不停的抽着烟，女人说着话，手里一刻也不停的做着针线活。我自然是加入男人的堆里，板凳子让给大人们坐，自己在大人的身后靠墙蹲着，或者坐在门口，静静的听着大人们说话，大多的时间是父亲在说，说些古代的人和事，其他的人像我一样安静的听。很多的时候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等父亲把我抱到炕上脱衣服时才把我脱醒。从父亲和邻居们的闲聊里，我知道了“孙猴子”师徒，知道了“武松打虎”，知道了关公、岳飞和杨家将。 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福”，缘于父亲过年写的春联里“福帖”最多。那个年代过年没有卖春联的，人们只能买到大红的“对子纸”，再请有学问的人用毛笔写上春联的句子，俗称“写对子”，每家还要写好多“福帖”，贴在家里，以表达人们心理的期盼。父亲的毛笔字写的好，每到腊月，就有不少人来家里请父亲写春联，我和四哥就负责把父亲写好的春联拿到空闲的地方晾晒，直至墨汁全部晾干。父亲边写边教我们怎么念，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想来也算是我最初认字的启蒙老师了。除了写写算算，村里的年轻人结婚查个“好日子”，给小孩起名字，邻里大爷给外地的亲人写封信等等，好多人来找父亲帮忙。总之，印象里的父亲总是特别的忙。 依稀记得有一天，父亲回家很高兴的样子，娘看起来也很高兴，父亲买的肉，打了酒，我以为家里要来很重要的客人了。那个年代，不逢年过节的，只有招待很重要的客人才舍得买肉打酒。 长大后，我才对父亲有了真正的了解：父亲小时家道殷实，四岁爷爷就送他去读了私塾，十几岁奶奶病逝后，爷爷又给父亲娶了后娘，父亲和后娘性情不和，娘俩经常闹别扭，爷爷心情忧郁，遂跟着“好友”消遣，被诱惑抽上了大烟，把好端端的家抽成了一个地道的“贫农”家庭。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鬼子侵占了山东半岛，十九岁的父亲跟随国民党的于学忠所部一一三师，在安丘的辉渠、牛沐一带山区同日本鬼子多次交战。著名的城顶山战役后，父亲所在的部队被打散，父亲辗转回家后，打听到坡庄一带驻有八路军，遂又投奔了八路军。在八路军的队伍里，父亲参加过多次战斗，大年三十晚上急行军百余里，破坏了日本鬼子运送战略物资的铁路线；随部队重回原来战斗过的安丘山区，消灭了盘踞在安丘夏坡的原国民党叛军游击第2纵队厉文礼部。后来因爷爷病故，父亲是独子，被批准回家料理爷爷的后事。父亲给爷爷办完后事赶回驻地，已经没有了部队的踪影，父亲多方打听，只知道部队接令紧急开拔去了远方，因战争时期部队行动保密，具体没人知道去了哪里。就这样，父亲与部队失去联系后脱离了革命队伍。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爷爷走了，家里撇下了体弱多病的奶奶和年幼的姑姑，为了养活他们，父亲做过多种杂活，后经好心人介绍，去坊子给一个商家做了几年的帐房。就这样，父亲靠微薄的收入供养着奶奶和姑姑，忍辱负重充起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家。 解放后，因父亲有文化，被安排在乡区工作，人民公社成立后，因我们村是个大村，组织安排父亲回村担任村里的大队会计，父亲的生活似乎才真正安稳了。可好日子没过多久，大跃进浮夸风就吹遍了全国各地，父亲因为反对虚报小麦产量，受到了公社领导的批评。 浮夸风吹过后，三年的自然灾害，人们继而过上了一段挨饥受饿的艰难日子，也就是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上级工作组的领导伙同村里的个别干部不顾挨饿的老少爷们，私藏了点大伙救命的口粮，父亲知道后坚决要求把粮食分给了大家。有一次，工作组和几个村干部晚上偷偷从仓库拿出粮食做吃的，被父亲撞见，看到桌上有酒有菜，父亲随口说了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工作组的领导就大发雷霆。 我的父亲，历经了人世间的苦难，受过了莫须有的委屈，和体弱的母亲一起，把我们六个姐弟扶养成人，我们都有了自己的家，父母才算是过上了好日子。随着国家农村政策的贯彻实施，我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始是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包产到户，后来干脆分田到户，各自过上了自由自在、美满富足的生活，父母的脸上开始堆满了笑容。我们哥五个共给父母添了十三个孙子孙女，孩子们整天围绕在两位老人的身边转。我每次回到家，总是免不了一顿抱怨，父亲说那个孩子给他抓掉了几根胡子，那个打碎了他心爱的茶碗，母亲说做了一大锅米饭老俩还一口没吃就被抢没了等等，抱怨中看到的不是生气，而是老人满脸的幸福和发自内心的愉悦。随着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父母也越来越显得年轻了许多，父亲的腰板更挺直了，每天早上都要仔细打理他那花白的胡子，穿着总是很整洁，哥嫂们下地干活时他就和母亲一起照料着孩子，其余的时间里看看书和电视。 父亲在以前从来不提自己年轻时候的事情，我试着问过几次，他总是把话头叉开或者干脆不要我问，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没有了那么严厉的阶级斗争后，父亲也逐渐的开始向人们说起他年轻时的一些经历。我曾经问过父亲，你跟过的国民党部队是不是也像电影里那样欺负老百姓？父亲叹了口气说：“不是那样，当时国民党部队和八路军是一样的，打仗都是为了把鬼子赶出中国去，保护老百姓，老百姓都帮着我们呢。不论那个部队，纪律都很严明，从不敢欺负老百姓，真正欺负老百姓的，是那些国民党的“杂牌队伍”。父亲看着自己怀里搂着的孙子说：“我让他们把藏的那么点粮分了，可他们的孩子就没饭吃，那几个孩子也挨饿了。当年对得起全村的老少爷们，就对不起那几个挨饿的孩子了”。父亲没有怨恨，透露出的反而是矛盾的心理，一边是村集体，一边是几个饥饿的孩子，似乎父亲的心里对那几个孩子仍然怀有自责和歉疚。 家庭的重担加上社会的压力，在肩上一辈子，父亲只是默默承受着。父亲临终前的一段时间，一改他很少说起自己过去的习惯，在我们陪护他的日子里，总是给我们讲他以前的经历，讲他们在山里如何和日本鬼子打仗；说他参加八路军后跟着班长大年三十从坡庄步行去潍坊，晚上冒雪扒坏鬼子的铁路；说他唯一的遗憾的是，没有找到部队继续打鬼子。有次父亲在睡梦中哭醒过来，陪护的大哥问他是不是又做梦了，父亲说，他又梦到了部队在牛沐的山里被鬼子打散了，连长抱着他大哭。最后的日子里，父亲似乎忘记了一生受过的苦难，也忘记了社会强加给他的委屈，念念不忘的是年轻的时候经历的战争，嘱咐我们要念别人的好，不记别人的仇，好好管教孩子，只有身子正才能走的直。父亲最后还能讲话时，仍然笑着对我们说：“都不要哭，你们都过得好好的，我知足了。” 我的父亲，儿女好，就是自己的全部心愿。不管我们如何不舍，历经八十四年风风雨雨的父亲还是永远的走了，走时满脸的平静似乎带着满足。 又是清明时节，回老家给父母上坟途中，遇到了年逾七十的老邻居，按辈分称我父亲叔，话题自然谈到了父亲，邻居语气里满怀着敬意，说父亲年轻的时候为国家打过仗，后来为集体出过力，那真是一个倔强的脾气。最后道：“俺们哥四个的名字还是叔给起的呢”。我站在父母的坟前，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和生前的缕缕片段重又呈现在眼前。父亲，就像一座山，撑起了一个大的家庭；父亲就像一把伞，遮挡着外界的风雨，让自己的孩子不受伤害。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生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也没有给儿女创下万贯家业。但我仍愿如有来生，您还做我的父亲！ 2017年5月1日 成文 作者简介 吴瑞宗，山东昌乐县人，多年从事企业管理工作，业余时间喜欢读书撰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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