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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张炎夏原是上海大学教授，2004年开始弃文从农，自筹资金成立上海金廊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上海、江苏、安徽的个体农民签订稻谷种植承包合同，种植面积近8000亩，在粮食的种植、收割、收购、和仓储、加工、销售等6个环节中，张炎夏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摸索出一套独特的专业化分工、社会化生产、资本化运营的“金廊模式”，在不改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实现了农业的规模种植，农民的收入也大幅增加。 张炎夏有个梦想，在稻田里挖一眼温泉，泡在温泉中看稻浪滚滚。他喜欢水稻的真实理由没这么浪漫，稻穗是他财富的源泉。 马承榕创业的同一年，这位大学教授也开始了土地上的游戏。但马“植物工厂”的模式和“只靠政策就死定了”的思想，于他可能是个巨大的笑话。他摸索如何不改变小农经济的同时实现规模农业，而利用好农业政策，正是全部试验的前提。 在财政实力雄厚，土地集中度高的长江三角洲地带，农业是个精致的点缀，并不遥远的财政扶持放大了新农业企业的机会。 “资本家” “他们是‘地主’，我是‘资本家’。”张炎夏敲着地头的一株榆树，讲述自己与马承榕们的区别。 张炎夏也做过“地主”，险些血本无归。 廊下人均耕地只有1.28亩，2004年，廊下镇负责土地流转的一位干部忽然找到张炎夏，告诉他有2000多亩退林还耕的土地可以承包。 对廊下农民来说，去近在咫尺的上海市打工更为方便，只要价钱合算，对土地流转并不排斥。廊下镇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的土地流转平台——金土地绿色农业有限公司。全镇土地都流转到这个公司，然后由该公司流转给张炎夏这样的农业企业家。 省去了直接从农民手中拿地的麻烦，廊下吸引了大批农企。张炎夏只包了500亩地，算不上大手笔，但他在这500亩地上种植的作物却着实醒目，就是当地常见的水稻。 他要支付每亩地250元的租金，而按照政策，规模在100亩以上的农业基地，可以享受补贴，由中央、市、县三级出资，金山区财政状况良好，张每亩地能拿到350元。 尽管没有为土地支付成本，2004年张炎夏还是攥了一把汗。每天瞅着稻苗担惊受怕不说，收获时，他的地离公路有两公里，已经收割的四十几万斤稻谷要一袋一袋运过去才能用车装走，偏逢连雨天，土地泥泞，拖拉机都开不进去，只能依靠人力往外扛。7万包稻谷，就算每人5分钟走一个来回，不吃不睡也要600天人工。稻子不赶紧晾晒就会霉烂，张炎夏急得眼前发花。 幸好他在当地驻军有朋友，调来了两个营的士兵，几百人用炮车把稻谷拉到公路上，不要钱，只管饭就行。张炎夏精于计算，那一年他大约收了51万斤稻谷，其中20万斤烂在地里，实际盈利近二十万元。张由此得出结论：地抓在自己手里，等于把农民的风险和土地成本全都揽过来。 2005年，他去了美国、日本考察农业，在美国体会到一个几十万亩的农场为什么只需几个人管理：规模农业的灵魂不是机械化而是专业化、社会化分工。他希望将类似的方法调整后引入国内。 2006年，他的“基地”一跃为8000亩，但此基地已非彼基地，没有一亩是流转得来。他把大米生产加工过程拆分成种植、收割、仓储、收购、加工、销售和配送六个环节，每个环节找专业的人承担。种植交给各乡的种粮大户，由他提供种植标准，合同一年一签。 几次倾向农民的政策变化，反而令他更加坚信土地流转是块烫手山芋。2006年农业税取消，“有农业税的时候，我们要主动找企业，希望企业承包我的地，否则我出去打工，每年还要交税。现在没人包就算了，荒在那里还等于上一年绿肥。”廊下农民赵吉民说。 张炎夏指着赵的背影，颇为无奈，“再去找他们，价格会抬得更高。” 谁是“尖头把戏” “没有基地，我就不承担任何风险，收成不好，产量低了，这个损失不是我的，是农民的，但是你要知道，在上海，农民损失了，国家不会见死不救，而我损失了，国家一定不会管，只要我避开损失，农民是不会有损失的。”张炎夏毫不隐讳自己与农民的微妙关系。 在廊下，张所能雇用到的农民年龄几乎都在60岁以上，他们的经验令张炎夏头痛。 承包500亩地时，张炎夏有两个播种方式选择，直播或插秧。直播即将种子直接撒到田里不育秧，插秧是先将稻种密集播在一小块田里，待长到几寸高以后再移栽到大田。直播节约人工，产量还高，而插秧能够缩短稻子在大田里的生长期。 上海当地农民习惯插秧，张炎夏不顾所有农民反对，坚持直播。他请专家给自己雇的农民上课，传授如何在直播情况下仍能缩短生长期，专家刚讲了一半，老农就说：我们都懂。搞得对方不好意思多介绍。回到廊下后，老农们用药水浸一下稻种就要直播，险些大大延长生长期。 在当地农民眼中，张炎夏仍然不懂种地。“张老师是穿着皮鞋下田的人。”农民冯小娣说。 当地水稻亩产能够达到千斤，为了保证口感，张炎夏不需要亩产越高越好，而是控制在亩产500斤左右。亩产超过700斤以上的稻谷他拒绝收购，而且他都是在稻谷成熟前收割，因为此时麦芽糖还未完全转换成淀粉，口感好。他的金山博士米在上海超市可卖到11.5元／斤，而普通大米不足2元/斤。但对农民冯小娣来说，这不过是“尖头把戏”（上海方言，意指善于钻营）。 张炎夏觉得农民的“尖头把戏”也不少，农民给自己的地拔草，拔过一次就不再长了，给他的地拔，张炎夏按天算工钱，发现拔完之后草还长，需要再拔，原来草根都留在地里。如果按地块算钱，一天又拔不了多少，他一估摸拔草花的钱远远超过减产的损失，后来索性连草也不拔了。 为了便于和农民打交道，他请来农民技术员老陈做帮手。2004年夏天特别热，太阳把稻田里的水晒得发烫，稻子叶片发黄，看起来像缺肥，此时应该排水降温，但周围农民没几个明白这道理，反而拼命施肥，不但无济于事，反因肥料太多以致水稻疯长倒伏，而老陈早已让农机站把张炎夏田里的水抽干了。 看见张炎夏的稻子结结实实，农民纷纷找老陈求教。老陈说把水放干就行。农民舍不得，施了那么多肥都在水里，此刻放水等于扔钱。张炎夏责备老陈为什么不早说。老陈贼笑：“谁让他们过去不服我呢？”后来又悄悄地告诉张：“他们早就来找过我了，也要我施肥。我要是按他们的意思施了肥，他们就会在田埂上开个口，肥料就会流到他们那里，所以我装不懂。现在他们施了肥，不放水又不行，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让他们放肥水到咱们的田里了。”张炎夏哭笑不得。 “中国农民种了几千年地，但真正会施肥的没几个。”张炎夏感叹。 高进高出的空手道 “你现在不就是搞‘订单农业’吗，有什么新鲜的。”有专家对张炎夏如今的8000亩基地不以为然。 “你完全错了。”他不客气地反击，“‘订单农业’是低进高出，赚的是‘批零差价’，企业要和农民争夺利润，我是高进高出，农民才有合作积极性。”他与农民签订的合约规定，水稻收购价会在国家挂牌价格基础再上浮20%。 8000亩稻田虽然不属张所有，但他对稻田的控制力远远超过“订单农业”。他要求农民“必须要听我的”，必须使用他的种子，必须按照他的方法，必须使用他的肥料。 他实现了“规避风险”的目标：整个过程不用投一分钱进去。播种时把稻种按30元／斤卖给农民，稻种他从日本水稻研究所购来后自己培育，成本不足10元/斤，但农民从外面买要70元／斤；肥料团购，85元／袋，卖给农民95元／袋，农民自己买需要105元／袋。他也不需要农民先付钱，收割的时候再付，而他对厂家也是赊账。收割的时候，农民请收割机90元／亩，他在网上8000亩地一起招标，差不多能吸引上百个收割队来竞标，成交价通常在40元／亩，与农民按60元／亩结算。到这时，七七八八，他已经赚了70元/亩。此时他委托国家粮库收购，与粮库签订协议，付2分/斤的保管费，自己需要时拉走。农民的钱不能拖，稻谷一收割要马上付清，他用350元/亩的政府补贴，再加上之前从农民身上赚的钱加进去，基本不需要自己再花钱。 这几近于“空手道”，但农民并无不满，因为把稻谷卖给张炎夏，自己利润可以从0.1元/斤变为0.3元/斤，翻了两番。这套“空手道”能甩得开，张能以规模争得政府支持是其中关键。 “说实话，我们也不完全相信张教授，万一按他的要求种了，到时候他跑了怎么办？但是乡政府是给他做了担保的，就可靠多了。”冯小娣说，签种植协议时，张炎夏直接找各村村委会，然后约定收获后按照5分/斤给村委会交纳管理费，“村委会也缺钱，给他们报酬，能把那些不想和你合作的人也打个包都捣鼓进来。” 上海曾是马承榕的畏途，由于气候原因，在福建一年能种十二茬的菜，在上海只能种两茬，他左算右算不愿进入。但最近与上海某区签订了合作意向，原因还是能获得政府支持。 张炎夏的模式并非毫无破绽。金廊现代农业公司最初大股东为区政府，但2008年张炎夏与之发生摩擦，目前双方已分家，张成立“海洋农业公司”，这令人担心是否还有一只巨手支撑他。不过，他自称仍有把握获得上海对农业支持的“普惠”，2009年计划签订1万亩土地。 为塑造品牌-全球品牌网-，他买了两架农用飞机，建起机场，是华东地区惟一有机场的农资企业。尚未启用的办公楼设计时尚，全玻璃结构，金字塔状，顶层有日式榻榻米，住在里面可以数星星。 “你看，这足以唬住所有客户，对吧？”他兴奋地说。不过他从来没在榻榻米上数过星星，一直住在门口的保卫室里，那儿更舒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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