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彦淖尔盟临河县乌兰图克公社团结大队六小队家中玩耍八年后，自己终于盼来了读书的机会， 1972年9月1日，背着母亲用五颜六色各种碎布缝制的书包，高高兴兴地迈进了梦寐以求的校园。学校位于自己所住村庄的东南侧，离家大约800米左右，由一排排平房构成，南大门左侧悬挂写有“团结中小学”字样的木牌。学校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设置14个班级，其中小学1至5年级10个班，初一、初二（当时称为六年级、七年级）4个班。入学当天，自己被分到一年级（一）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叫全秀英，算术老师叫朱培荣，全班30名学生。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全日制读书生涯从这一天正式开始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新中国虽然成立二十多年，但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以及“文革”动乱的破坏，国家经济基础极端薄弱，人民生活水平十分低下，和自己一样的农民子弟尽管到了入学年龄，但因为交不起学费而放弃读书，自己算是幸运者，在父母节衣缩食、辛勤劳作的努力下，在适合读书的年龄如愿以偿地走进了教室，从此奋力遨游于.知识的海洋。
入学的头两年，因学习条件非常艰苦，因而记忆也颇深。当时的教室都是土木结构，每个教室大约50平方米，东西长10米，南北宽5米，屋顶上椽檩被虫蛀后的木粉常常掉入眼睛。门窗上糊的麻纸既不经风雨，又不透光亮，入学不久，迎来了校园生活的第一个冬季，教室中间生着一个小铁火炉，刚开始每天早上老师在上课前把炉子点着温暖教室，生火炉用的引燃物如废纸、废木材等都由值日生从家里提前拿到教室。自己入学后由于学习成绩较好以及其它方面表现优秀，被老师和同学们选为班长，加之学校离家较近，所以，不管是不是轮自己值日，都坚持每天提前到校，帮助值日生打扫卫生、擦黑板、生炉子。
在1974年秋天升入三年级以前，学校买不起木头做的桌椅，我们写作业爬的是“泥台台”（用土坯垒成的桌子），坐的是用土坯垒成的泥凳子。为了使“泥桌子”和“泥凳子”光滑平整，同学们便从家里拿来米汤，倒在“泥桌凳”表面，用破瓷碗的釉面来回打磨。每个“泥桌子”坐两个学生，自己的同桌叫陈永娥，是一个比较泼辣的女生，整个“泥桌子”她占了三分之二，而且还用铅笔划了界限，自己作为男生，又是班长，一直忍让这位女同学，直到升入三年级后木桌凳取代了“泥桌凳”并调换了座位，才改变了这一受“欺负”的状况。
在团结中小学就读的七年时间里，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对文化知识的渴求欲望也越来越强。从三年级到七年级期末，自己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不管刮风下雨下雪天冷天热，也无论头疼感冒身体小病发作，始终坚持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并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讲的每一节课，一丝不苟地做老师留的每一道题。同时，作为班长，还积极协助班主任老师做好班集体的其它工作，既提高了自己的集体观念，又为今后社会协调和管理能力的积累提前做了铺垫。付出自有回报，在此期间，自己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同年级学生前茅，并多次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这七年的校园生活，虽然条件艰苦，但却为自己今后文化知识的进一步积淀和人生境界的不断升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此，更加懂得了知识的重要性，也萌发了凭借读书改变命运和人生格局的初始梦想。
在此又想起了自己的启蒙老师。尽管他们当时都是挣工分的民办教师，但却能倾全力于三尺讲台，尽职尽责，无私奉献，兢兢业业，诲人不倦。他们不仅给学生传授了文化知识，在做人处事等方面也为学生树立了标杆。对一至七年级分别教过自己的任长义、张志孝、全秀英、朱培荣、陈学军、张如江、王建国、王永胜、刘建平等老师将永远铭记在心，对他们的辛苦付出和对自己的关爱培育将永生难忘！
1979年9月初，自己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团结中小学，以全学区七年级320名学生统考第一的成绩，升入乌兰图克中学，所在班级为初三23班，又开始了初中最后一年的学习生活。
由于读初三的学校离家较远（大约5公里的土路），家里也买不起自行车，又正值冬季，因此在初三第一学期选择住校就读。那时的教室也算窗明几净，但所住的寝室门窗露风，寒冷难忍，最要命的是简易泥火炉夜间冒烟，担心煤气中毒的忧虑让学生们一冬天不得安心，勉强熬到了1980年元月初寒假才算放心。初三第二学期，天气转暖，家里借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自己开始跑校上学。在读初三这一年里，学习环境虽然还不太好，但较过去有了大的改善，特别是老师的教学水平和学校的管理能力明显提升。自己有幸遇到了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吕凤歧、教学老师杨根才、物理老师侯存瑞、化学老师冯进荣、政治老师李生存五位十分敬业的恩师，在他们的无私奉献辛勤教诲下，加之自己的刻苦努力，初三期末考试各科成绩总分位列同年级210名同学之首，作为班长的自己，在关心班集体、遵守校规班纪、思想品德、参加集体劳动等方面也表现突岀。因此，学校把当年临河县教育局分配的唯一保送杭一中读高一重点班的名额确定给自己，但自己后来又参加了全盟高中统考，恰好1980年高中和中专为同一内容试卷，考试结束后，五门课总分400分的考题，自己考了280分，比当年巴盟中专录取分数线高出40分，当时弟兄姊妹多，家里生活困难，以及人们觉得考上中专就等于拿上了“铁饭碗”，自己年龄较小又没有预判未来的能力，便按照父母和老师们的意见，懵懵懂懂地报了中专志愿，于1980年9月初，被巴彦淖尔盟农牧业机械化学校录取，从此，就读全日制高中和大学的愿望成为了今生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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