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园信步》 陈永锵 执笔写上这个题目，心头便泛起了一种苦涩！也许，在他人的眼里，今天我这个已是“名成利就”的“既得利益者”还说什么苦涩？年青的当年，每读到鲁迅的诗“忍看朋辈成新鬼”时，都心头为之一震！而现在年届半百的我辈，亦有不少已先后作古仙游了。鲁迅先生的这种“忍看”滋味，已经漫上心头。 曾热衷一时的老同学聚会，现在已经淡了下来，这不是人情渐薄，而是因为这处聚会，乐少愁多，甚至有点目不忍睹，耳不忍听之感。命途多舛的我辈“老三届”，逝者已远，而幸存者除了飘泊海外者有之，大多又面临“下岗”或再“待业”，纵有曾在商海官场上风光一时的弄潮儿，也不乏因为种种原因，而咽下种种令人慨的结果，也许，生活从来就是这样，历史总要对存在过的一切作无情的抉择扬弃！天地悠悠，可感慨的，实在太多，我们又何必感伤？然而作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人，尤其是象我这样多情的画家，能不处处触景生情、悲喜由衷？ 陈永锵与父亲合照 五十年的人生路，我与同辈人一样风雨兼程走来。平心而论，我们都沐浴过晨阳、朗月、细雨微风，也都经历过急风暴雨、骇浪惊涛，我们的脊梁也在一次次回炉中，又一次次给重锤锻打着。至今来看，我竟还算是侥幸的，因为我还能够以一个人的名义站起来，并走在自己的路上，我既不是先知、天才哲人，也谈不上有多少人生经验和“做人的道理”可玄耀，我只深深感到：在我有过的人一经历中，有着许多曾为我囫囵吞下的生命诗意，可供我在不断地反刍中慢慢、细细咀嚼。 陈永锵幼时照片 一九四八年六月台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南下炮火摧毁了蒋介石的中原防线，使中国的前途产生了根本性的、决定性的变化。在这么个历史性时刻，我在广州的滂沱大雨中，应运而生了！我是差点胎死腹中的“寤生儿”。我一出母胎便奄奄一息，是接生的护士将我救醒；我被人以善良和怜爱给我捡回了条小命！那么，便注定了我这条小命不再仅属于我自己。据说，由于我从死里逃生出来的第一声叫喊，响得惊人，妈与外公便不约而同地给我的名字赋予了一个象声词“铿锵”中响亮的“锵”字。这便是我这个“陈永锵”的由来。这也许正是我热衷讴歌生命的“宿命”根源。 在一对失业夫妇的陋屋里，我牙牙学语，并从黑洞洞的狭小过道中，自个儿扶着破壁墙根，蹒跚学步，最后踉跄地爬过了光亮的门槛。我曾在欢庆广州解放的热泪盈眶潮中，迷失在人海里。我今天能够继续以“陈永锵”名义存在的，还是因为：善良人将我这个迷童找回，使我这个“陈永锵”失而复得。 1970年的全家福 甫升起五星红旗的广州，阳光也格外明媚和煦，我的父母不再失业，我还进了幼儿园，绿色的草木、绿色的台椅和绿色的小床，使我在绿色的怀抱中成长，并在这绿色摇篮的甜睡中让我的生命远系上绿色的梦！这能不说是命运为我成为一个艺术家而作的一种匠心安排？它使我在绿色的呵护中握起了不再放下的画笔！我无忧无虑地在天真灿熳中，走过了童蒙的十年。续来的日子，我便无可奈何地，随着父母辈的多舛命途，颠波在无知、不解、恐惧、彷徨、饥饿、辍学和沉默之中！对于人生，我似乎是半懂不懂。但，我依然在这种情境下，读着唐诗、宋词和依样一着葫芦，在艺术的旁边徜徉。
一九六四年，我怀着浅薄的自信，去报考广州美术学院附中，结果落第。在沮丧中，父亲鼓励我振作起来，继续参加升学考试。那时，对着年幼的弟妹、多病的双亲，少年意气使我毅然放弃了升学的机会，要找工作去。父亲为了锻炼我，便把我交给了他的朋友——一支高压线安装工程队。我以一个小徒工的身份，跟着个个气壮如牛的师傅们，从城市开进原野。我天天拉着工具器材、被铺和炊具，还暗携着画板和书本，跟着我们架起来的高架线杆，步步推进。这种野外作业，迫使我们干到那里便住到那里，吃到那里，我们在星光下、烈日和风雨中劳动、野营、野炊。这种生活对于我这个刚离开学校长又热爱诗歌和美术的毛小子，当然感到既艰苦又新鲜、豪迈而浪漫！更不用说，我还可以为自己家能赚到点钱而自豪了！在这段不算太长的日子里，由于我的乳臭未干，会不时惹来师傅们的呵斥，但同时又处处得到这些血性男儿的呵护和怜惜。使我毕生难忘的是，这群粗豪爽直的汉子，在面对种种困难时所表示出来的“团队精神”——精诚团结！ 父对我的期望，没有被辜负，我刚入社会，便受到了男子汉精神的人格熏陶：在电线杆上得到了直立天地的启迪。 陈永锵 一九六六年在中国大地掀起的狂澜，以无法抗拒的力量，吞噬文明着人的尊严和生命！我从狂热到惊讶到恐惧到麻木，看着、亲历着种种不可思议的现实。我的朋辈有在武斗中死去的，有在“偷渡越境”中葬生大海的，有在疯狂中精神崩溃的。我景仰的老师和父辈们也受着种种人格的侮辱、身心的摧残！而我清贫的家居然也给抄翻了一次又一次。我父亲只是小小街道工厂里的一个技术负责人，竟也成了给不停“揪斗”的“反动技术权威”。有人甚至要我在父亲的病榻前宣布与他脱离父子关系，但我：不！我了解和信任父亲。 对着光天化日下人与人的“仇”杀，使我对大都市产生了莫大的厌倦，偌大的广州城就仅仅只有被冷落城郊的动物园，还能使我忘情浏连！事实上，那些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比我们这些“自由人”更安全。 不过，在这场“浩劫”的不幸中，我也有幸在众丑的包围中看到了凸现的美，在被打击中获得了令我铭心刻骨，并受惠不尽的人的真挚情谊。其中就包括在这些苦难日子里，闯进了我的生活，并从此影响我以后整个人生的一位年轻女同事——我的妻子。她进入我的视野和心深处的并非花容月貌和啊娜多姿态，而是人格的撼动！ 陈永锵与妻子合照 那时，我和父亲都同在一家小工厂里工作，当我父亲被揪斗、家被抄、而我又被诬蔑旷工的当儿，她竟挺身而出，以记工员的身份证明了我上班未缺一分一秒的事实，还了我的清白，在那个时候，能够如此勇敢，是很难很难的，亦就因为她这样做了，倒霉就轮到她了，不久她便义无反顾踏上了“到农村去”的荆途；同时也从此走进了我无可变改的心里！ 一九六八年，除了已一步成了“知青”的胞弟，父母和我与俩妹一家五口给“遣送”回到了故乡——广东南海西樵。也许是因为那时与我们同类似的厄运，比比皆是。此外，我的家乡还算是比较富饶的珠江三角洲桑塘区，还有“南粤名山数二樵”中的西樵山，故就没有多大的悲戚和恐惧。无疑在农村的生活是艰苦的，加上“遣返”不同于“上山下乡”，绝无光荣可言，甚至还有着“被监管”的耻辱！幸儿这里毕竟是家乡，尤其是由于我已故祖父在解放前曾为家乡做过些好事，乡间父老都敬重他的为人。因而，我们尚多少得到祖父积德为善的余荫，使我们在清苦的日子里平添了一份亲情乡情，也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老屋，可以为我们摭风挡雨。
那些年月，有谁能不艰难渡日？然而，许多痛苦都日渐被思想的成熟而淡忘了。对那些痛苦和灾难的缔造者，当然可以让历史去追赶问，去指责，但，作为一个人，也不妨对自己过去的生活，作出宽容；伤疤可以让它永远留着，但实在无需耿耿于怀的仇视或自怜：在回忆中挥去伤心的抽泣，而珍藏那些美的浩歌。这样对未来的人生会更有裨益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得由衷感谢我的乡村生活经历的。它为我的成长，为我从二十走向三十“而立”之年，作了关键的准备。 陈永锵 在乡间，我有幸认识了一位“漏网”的“臭老九”，他那躲过了“横扫”的书柜，为我全然开敞，使我在油灯下、树荫里、鱼塘边、忘情畅读了大量的中外经典文学著作，曹雪芹、契可夫、 黑尔扎克、莎士比亚、海涅、卢森堡、罗曼罗兰、普希金、泰戈尔、莱蒙托夫、斐多菲等等先哲伟人，都成了我的风雨故人。这时影响我最深的除了毛泽东思想和鲁迅精神，便是泰戈尔和卢森堡。泰戈尔是以诗的语言引导我对生活作哲思，而卢森堡的一本薄薄的《狱中书简》使我学会把握了一柄“魔法的钥匙”：在艰苦的生活中，从对大自然的观察体味中获得了无尽的生命启示和慰抚，从而不仅可以坚毅地生活，还能够在热爱生活、热爱生命中嘲笑起投我而来的冷眼，骨子里有了种“科头箕踞长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我要登上高山去，笑着向你们俯视”、“让他们孩子气地摇着你的三脚鼎吧”的傲慢！我坚信只在不鄙弃劳动，只要能积极生活，温饱是可以的，只要不奢望妄想，能自己养活自己，那还有什么可怕的！
勤劳使我们一家能够和谐度日，这些“昨日长街墟市去，又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书可读，半为农夫半为儒”的日子，也别有一番惬意。我那一辈子备受磨难的父亲，他总以一种乐天的情绪鼓舞着我们，每逢岁晚临春，便教我们亲手造纸花，红红绿绿的，就是要为一个“寒酸”的家，创造出一个自己的、最直实的春天！ 我们生活得诚实、勤劳、善良，我们是有资格得到正直善良的人的帮扶的。公社的一位共青团委书记，曾为破格起用我这个“可以教育子女”参加“村史教育展览”的美术创作，而冒着被贬官的风险力排众议、终使我能在农村“渐露头角”舒展起我的美术创作才能，从而成了南海县、佛山地区、广东省的“业余美术创作骨干”：将我这条搁岸的小舟，拖进了艺术和生活的海洋。
陈永锵与妻子合照 一九七二年，一个来自佛山地区的共产党干部，成了第一个进我农舍的官，他还专程给我带来了我所奇缺的宣纸，并鼓励我勇敢地恢复花鸟画创作。在那“四人帮”年代，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我的《鱼跃图》便在这样的关怀、鼓励和帮助下面世了。并入选了地区和省的美展，最后还在一九七三年入选了全国美展，并评为优秀作品，再经北京荣宝斋以木刻水印的形式复制为卷轴画广为发行海内外。这张作品，使我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使我扬了“名”；使我结识了更多的老师和好人；使我曾经湮没泯灭了的画家梦，死灰复燃；使我从大田上走出来，放下农具，执起了从此不再放下的的画笔，先后成了怀集竹木工艺厂和南海工艺美术厂的“拓荒者”、美术设计。
一九七入年，一个我从未料想，更谈不上向往的机会，突然从天降落我的身边——广州美术学院和全国的大专院样一样，恢复了研究生的招考。我所认识的广州美术学院的恩师们，建议我努力一试，该院当时唯一的花鸟画研究生导师何磊教授，希望我能够考取他的研究生。对于我这个实际只有初中毕业学历的人，考研究生，何异于属于妄想？况且，十四年前，考该院附中的失败，尚使我心有余悸。毋拒恩师们的鼓励，便抱以好歹姑且一试的心态，按老师的指点作着准备。幸好在过往的日子里，我曾不经意地读了点文学史，美术史和美学的书，还自修了王力著的《古汉语》，无意中已作了些“前期准备”。另外，也由于“文革”后的第一次招考，许多人均以观望的心理而却步，故“竟争对手”不多，以及当时外语成绩可以不计入总分内等等有利因素的楔合，使我最后能侥幸中的。所以，我曾对一位记者关于我的报导，恳求删去了“以优异成绩考取”的不实美言。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于我而言，既幸运而又极其艰难痛苦的：我心里清醒明白，我要补许多的课，在比我“货真价实”的研究生同学面前，我无法排遣内心的自卑！我这个“野性难驯”的人，在校院殿堂的高墙内，常常处在一种孤独、彷徨、吃力、困惑和压抑之中。不过，三年里，我有缘到了北京和天津，游学在如李可染、李苦禅、王雪涛、俞致贞、孙其峰等一大批当代中国画坛的大师门下，聆听教诲，并感受他们人格，并且到了中国的艺术宝库永乐宫、敦煌石窟，临摹壁画，至少能使我囫囵咽下了受用终身的艺术营养，敦煌使我在被震憾中深深感悟：唯虔诚者才有创造。 熬过了三年洗心革面的研究生生活，一番周折后我跻身到了筹建中的广州画院。因为妻儿尚在农村的原因，我又经常回到故乡，在原野上再会曾与我休戚与共的我的风雨故人——草木，在我的村居中画我的画，讴歌无言的生命！我的“花鸟画”已经不再勾留在“花香鸟语”中了。
陈永锵在敦煌石窟 一九八四年，我在乡间创作的《土地》入选了全国美展，并评为优秀作品，其后又获了广州的“红棉奖”。一九八五年，我在乡间画的画，在广州画廊举办了平生的第一个个展，引起了画坛强烈的反响，直到十多年后的现在，依然有评论家在其文章中写道：陈永锵已经举办过多次个人画展，但我无法忘怀的仍然是1985年他在广州文化公园举行的首次个人画展。在那个画展中，陈永锵第一次全面地坦露了他对生活的理解和保留对人生、对大自然的全部挚爱之情。记得陈少丰老师曾告诉我，这是他当年所看过的最感人的一个画展。我也有同感。我还觉得，在当时的中国花鸟画家中，还很少人象陈永锵那样，赋予花鸟画这种古老的视觉样式以如此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情感内涵。 这是他的艺术生涯最辉煌的起点。他的努力，不仅改变了我周围的一批年轻的朋友对花鸟画的看法；而且，完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陈永锵这次不平凡的“亮相”，标志着岭南花鸟画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一九八四年，由于广州画院得到市政府的关怀，拨款建院址，在同事们的推举下，我竟成了院基建办公室主任！这个位置，可以是个“肥缺”，也可以是个“苦差”，而于我而言，决不会前者，而只能是后者，为大家也为了我早日有间房子栖身广州，我全身心投入了这项于我完全陌生的工作，我买了大批关于建筑的书籍和法规文本自修研读，并日夕四处奔走、磨咀磨牙斗智。
很可惜我忘情工作却招至“莫须有”的误解和猜疑。当一种“特别”的“对干部的关怀”表现为突然对我的审查时，我的人格受到了难以容忍的侮辱。为此我便提出了辞请，由于一直没给理睬，于是我便挂印而去重操创作。歪打正着，对我的“查”倒证实了我的清廉和积极，甚至在一九八八年的“民主选取举院长”中，我给戏剧性地推上了连做梦都想不到的院长交椅上。一个连组长、班长都未沾过边的我，倒堂而皇之地一下成了正处级干部，成了广州画院的院长。这一年我刚好四十岁，运气好得出奇，先是成了市人大代表，接着又给增补为中国美协理事，再后，成了院长！生活真逗！生活教我得失从容。
陈永锵与妻子合唱 既当了院长，就得为大家干事情，于是又忙回到盖画院大楼里去世。此外，还要搞些新花样，以提高画院的社会形象，争取社会更广泛的支持。干的事情多了，自然与人家的碰撞就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的也就自然更多，我本身就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幸好在农村生活中的锻炼，早使我有了较好的心理承受力，事实上，世界是由自己去感受的，对自己诚实，才能认识自己，认识了自己，才能把握自己，把握了自己才可以把握世界，别人怎么说，你要去管也管不着，秉以良知地我行我素，那末便就心底无私天地宽，广州画院的八层新大楼，终于在多方面的关怀、支持、协助下落成了，从而，一口气解决了全部画家员工的住房问题。 我曾说：当画院的画家们安居乐业之日，便是我辞去院长职务之时，这时候命运又给我开了一个“玩笑”，将我拉进了一个与我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境地——以非党员干部身份出任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因而，这无意中成全了我，使我不久，便可以履行了我的承诺，上书请求辞去还兼着的画院院长职务，“没有带走一片云彩”地、得体地离开了我曾灌以心血的画院。
从一九八八年出任广州画院院长至今，十年过去了，我也五十初度，到了“知天命”之年，这期而至的十年“宦游”，使我能够走出画家的“小圈子”在一个更纷繁广大的世俗社会中作更丰富深刻的生命体验，使我的多方面才能得到锻炼和发挥，同时也使我明确了我自己人生价值的最大取向。尽管我自信：在我的十年行政领导岗位上，是有政绩，有口碑的，但依然深知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当官也更非我的志趣所在，而且在我这个画家身上，还存在着许多难以消除的、不宜为官的“文人习气”、“画家偏见”乃至“个性垃圾”，我总是习惯于用自己的思考、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能力去作出自己的应有奉献，而且，很容易在情绪中，滑向“感情弄事”的沼泽。所以，我认为应该毅然从行政岗位上撤回。回到我的艺术领域中去。
陈永锵与妻子在品茶 实际是，为官的十年，尽管“头衔”叠增，公务繁忙，我也从未放弃过艺术创作，并且还狡黠地为了保持我的创作激情，顽固维护艺术这样一种我的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我迫着自己连年办个人画展，跟着我的画，远走大江南北和海外。近年来，我反复向上级恳切请求让我全身心回到艺术创作中去，以不负国家的载培，我的诚意最终得到了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领导的理解和支持，让我全部放下行政事务，重新投入专业创作。当然是对我的一种莫大的关怀、同样也是我的一种幸运！ 艺术创造之路，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荆途。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的一段段经历和一个个脚印，而艺术家毕生追求的，不仅仅是作品的本身，而是在不断咀嚼生命的内涵中，锤炼鲜明的“艺术个性”。可以说，由人格魅力构成的、鲜明完善的艺术个性，因为其具有了审美的价值，同样就有了道德的价值，艺术家亦因此而向人类作出了自己的崇高的奉献。
陈永锵 榕树下独照 在我的同龄朋辈中，我实在算不上一个“佼佼者”，但我是一个幸运者，我一直有幸得到来自人群的，以及芸芸众生的恩泽。我不敢奢望对世界有多大的回报，然而正如一株草和一株松树那样，它们除了物种的差异外，而对生命尊严的执着却是一样的诚挚，我只能在“殷情不负东风”中，尽可能对得起我挥霍过的岁月，和关怀呵护过我的人们，以及我所拥有的阳光、星月和风雨。 源于1999年4月发表于<<人物>>杂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