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川记

三十年代中期，都市的繁荣与内陆农村金融枯竭的现状对照，触目惊心，让张嘉璈深感这个国家的经济已处于严重的畸型中，若不加以纠偏，不仅沿海的产业界和金融界有衰落的危机，而且整个社会面临被撕裂。西部开发的热流中，他率中行同人多次考察西北及四川。“以商业道德改良政治”，正是他作为近代金融组织创始人的思考和担当。孰料此行一年后，他就被资本和权力合谋，逐出了一手打造的金融帝国。

入川记

——张嘉璈1934年的四川之行

赵柏田

1．缘起

1934年，农历甲戌年。一个平淡无奇的年份，也是一个暗潮丛生的年份。这一年，十九路军兵败福州，归化中央。满洲国恢复帝制，溥仪当上了康德皇帝，日本发表侵华宣言——天羽声明。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在威尼斯会面。德国和波兰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兴登堡逝世，希特勒继任德国总统。年初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时满墙的标语犹在，没几个月，国民党军占领中央苏区，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从此，突围与追剿，成了这个国家最大的军事行动，像黑洞一样吞噬了无数真金白银。

这一年，象征着都市时尚的“无轨列车”在上海隆隆开动，在资本的助力下，出版社空前繁荣，朽烂的南方文化和新潮的买办文化一相逢，催生出时髦的海派文学并迅速繁荣。也是这一年，自由派文人、一代报业巨子史量才死于阴谋者暗杀的子弹。

在四川，经历了“二刘”（刘湘、刘文辉）互争雄长的大大小小上百场战事后，饱受战乱之苦的川人也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因为侄儿刘湘终于叔叔赶去了西康，获得了名义上的胜利。川政统一了，中央为限制地方军阀势力，也开始重视四川的发展，一些银行和大企业正在计划向四川投资。这一年，号称“西南第一路”，从成都途经简阳、资阳、资中、内江、隆昌、永川、江津直抵重庆的成渝马路全线通车，诚为轰动巴蜀之大事。据说，它已经修了九年，因为打仗，一直修不成。

“五月素为多事之秋，而本年国内及四川尚相安无事”，既然有此难得的太平光景，张嘉璈自然是要入川一游，偿他二十余年之夙愿了。少不入川，老不离乡，他今年四十六岁了，鼎盛之年，腿脚、脑筋，都是最好的时候，再不入川就晚了。

这几年，张嘉璈遍历国中，沿海都市的繁荣与内陆和农村金融枯竭的现状对照，触目惊心，已让他深感这个国家的经济已处于严重的畸型中，若不加以纠偏，不仅沿海的产业界和金融界亦将有随之衰落的危机，而且整个社会面临被撕裂。

“繁荣内陆是谁的责任？”年轻一代中也不乏敏锐而有担当者，发出这样的诘问。诚如这个年轻的记者所说：假使我们站在上海的黄浦江头望一望，对面工厂区域的浦东，烟囱林立，不时吐出一层层的黑烟，江中泊着张有各色国旗的兵舰和装货的轮船，最有名的“外滩”和几条横贯的马路上，崇楼高耸，高厦林立，肩摩踵接，车水马龙，十足表现了都市的“文明”，而一到晚上，随处可见的红绿闪烁的霓虹灯光，远近场所不时放出的高下抑扬的音调，在在足以摇惑着人的灵魂，一切的一切，显示了“快活的、美满的、醉人的、陶情的”风光，可是，“回过头来，闭眼想一想内陆的情形，农村濒将破产，民生是怎样的颠连困苦，若与都市的生活比较起来，真不啻有天壤之别。”

这也正是张嘉璈所担忧的，现金和人才均集中于都市，这是反常的，畸形的。这种畸形的发展，实在蕴藏着无限的危机。都市的这些华美，并不足以代表中国的真相，内陆的一切，才是中国真正的缩影。所以都市的荣枯，应以内陆的荣枯为准则，繁荣内陆的责任，应由都市的人去担当。

此次入川前，4月5日，他在圣约翰大学同学学术研究会作演讲，主题就是“内陆和上海”，他说，十六年（1927年）革命以后，内陆的一切习惯和法律都遭到了破坏，新的习惯和法律顾尚未建立，一场接一场的内战又连轴而来，内陆如此衰落，都市的上海又如此畸型繁华，顾念前途，实已酝酿着一个极大的危机，因为内陆农村破产的结果，亦将影响到上海的前途，尤其和上海金融资本方面，有着密切严重的关系。近年内陆困难日深一日，上海的繁华则日甚一日，一切现金财富均集中上海，只要观察上海方面银行的发达和存款的增加，便可证实，如华商银行最初存款不过一亿元，而最近已增加至二十万万元以上。内陆农村膏血一天天向上海灌注，现金完全集中上海，而内陆的投资又缺乏保障，难免不发生现金的出路问题。

他认为，照目前百业凋敝、信用发生空前动摇的现状，银行方面一味采取收缩政策，内陆不景气的情形一时不会好起来，上海的产业界和金融界随时都面临衰落的危机，唯一的救济办法，是上海的有产者立刻送钱、送人材到内陆去。他说，内陆的人民对上海人很觉讨厌，和穷人看见财主的讨厌心理一样，我们需加紧训练一批刻苦耐劳、富有思想并懂得专门技术的人才，以“殖民的精神”和“宗教宣传般的真诚”深入内陆去，“拿我们的心，我们的精神”到去指导开发，“我相信内陆是有救的，关键便在于我们上海人的眼光，是否能即刻注意到内陆去！送钱是比较容易，人才的产生则困难，所以现在我们至少应该着手去训练起来。”

而独独注意到四川，是因为这个西南内陆省份除了具备当时各省固有之通病，如政治不良，租税负担过重，农民生活困难，购买力减低，输出输入不能相抵，金融枯竭、币制不统一等，还有其“特殊之病”：

第一，防区制度，1934年以前，四川有21军、24军、28军、29军等多个防区，以“二刘”论，刘湘的二十一军防区为重庆、万县、奉节等20余县，总兵力约10万人，刘文辉的二十四军防区有70余县，占四川大部份地区，总兵力约20万人。每个防区几乎是一个独立王国，甚至租税货币，均各自为政，商货转运，经过一防区，即须征收税项一次。“二刘之战”后，刘文辉败退西康，刘湘防区大为扩充，其他如杨（森）、邓（锡侯）、田（颂尧）训军势力迥不如前，但防区制度依然存在。第二为田赋重征，各防区因财政困难，每年田赋，可征十余次，平均为七次，而人民不得不勉力担负，其困苦可想而知。第三为苛捐杂税，各省均废除厘金，而四川省对于各种货物之通过，几于样样有税。设卡征收，无异变相厘金。第四为货币不统一，现各省均改用大洋，唯独四川省有特殊之川洋。

张嘉璈日后归来对上海各报界发表游川感想，方把此次入川之目的，吐露无遗：

“以四川人口之众，物产之丰，论其面积，几同德国一国，所以四川一省，当视为上海工业之一大市场。在消费方面，固不必说，即如棉纱一项，若四川一省果能安定，人民购买力稍稍增加，则上海各中国纱厂所出产之棉纱，不难尽为四川一省所吸收。但欲使四川为上海制造品之推销市场，即须增加四川人民之购买力，亦即须增加四川人民之生产力，使这增加出产，推销于外，庶四川之出入口可以相抵。故一方应有技术人才，多往四川帮助其计划种种建设，一方面俟政治稍稍安定，币制稍稍整理，即可逐渐输入资金，以增加其生产力，此为上海实业界应具之眼光，要之外省人当以深切之同情，多与四川人接近，以尽辅导之责。”（《年谱初稿》，上册，128页）

他希望，向来不出四川一步之军政当局，多到外省游历，使南京上海等通商大埠及各省多与四川沟通，则四川之进步与建设，来日自不可限量。

2．山水

张嘉璈1934年春夏之交的四川之行，行前没作任何声张，启程之后，各行便接总处电嘱勿告外人。然而就在他离开上海不久，还未入川，5月1日的重庆各报，便登载了一条关于他入川考察的消息：

“中行总经理张公权入川考察，已由沪搭轮西上。一日沪飞讯，中行总经理张公权氏，去岁曾往湘、鄂、晋各省考察，兹以四川地面僻处吾国西隅，物产丰富，素有到府之称，爰于最近决定入川一行，考察各地经济情形。现据记者探察，张氏已于昨晚搭乘捷江轮离沪，过京时并不登岸，将直赴汉口，再往宜昌、万县、重庆、成都各处，各地均将少作勾留，借资考察。同行者上海中行副经理史久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张肖梅及随员秘书二三人，考察期预定几个月云。”

张嘉璈此次专程赴四川考察，连沪、宜往返日期，前后历时四十五天，行程一万二千七百五十一里，其中在川旅行六千四百六十九里，行程路线为：先至重庆，继至内江，自流井，而至成都；由成都而嘉定、叙府、泸州，折至重庆，又至北培。在四川游历五十一处，计有：巫山、奉节、云阳、万县、忠县、丰都、涪陵、长寿、重庆、璧山、永川、荣昌、隆昌、内江、自流井、资中、资阳、简阳、成都、双流、新津、彭山、眉山、青神、嘉定、峨眉山、五通桥、犍为、叙府、南溪、江安、纳溪、泸州、合江等。

川游同行者，除了报上所说的史久鳌和张肖梅，还有英籍经济学家、总行经济研究室代主任格雷，以及张嘉璈的三个师友辈的人物，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陈叔通，通易信托公司总经理黄溯初，苏纶纱厂总经理严裕棠。陈叔通是清末翰林，甲午后的第一批留日生，第一届国会资政院的民选议员，离京后入商务印书馆，因与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颇有交情，任该行驻行董事。黄溯初是温州人，原名黄冲，溯初是他的字，从事实业前曾短暂从政，他还是个狂热的诗歌爱好者，据他自称，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法政时，就认识了康梁，诗歌写作上还得到过他们的指点，这一路，他都不废吟哦。严裕棠是去年晋陕之行的同游者。一群人里，陈叔通最年长。

4月28日，张嘉璈一行乘坐捷江公司的“宜昌轮”从上海出发，直奔汉口。捷江公司原系美国人考克斯创设，后因经营失败而转让他人，现有美股六成，华股三四成，其名下有轮船六艘，拖船二艘，以“宜昌”轮为最大。当时从上海直航重庆的轮船公司，以捷江公司和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两家经营状况较好。

在汉口停留一日，因时间仓促，仅参观申新第四纱厂、瑞丰打包厂和扬子铁厂等数家。扬子铁厂在汉口下游二十里的黄石江附近，年产铁三万吨，半数为上海各铁厂销用，因该厂运往上海之铁，中行曾做押汇，故张嘉璈予以特别留意。铁厂用煤，大多来萍乡煤矿，惟因运费过巨，铁厂已基本处于半停工状态。船经黄石江，远远看见高大的工厂设备林立，却不见烟火，一众人都慨叹中国的铁工业在外商围剿之下的惨败。黄溯初却一味沉浸在锻字炼句中，不时摇头晃脑，推敲来推敲去，离开汉口时，他已经吟成一首，念与众人听：“依依烟霭近黄昏，夏口重来声欲吞。不尽江流终入海，几回世事似争墩。眼前那识新人笑，襟上难忘旧酒痕。莫怪临风倍惆怅，落花何处赋招魂。”

沙市停泊四小时，在当地中行用午餐时，张嘉璈有简短训话，大意谓，内陆银行员最易沾染“银行习气”，滋生自大与自满，望同人切戒。

5月6日午间，船抵宜昌，众人雇汽船游当地名胜“三游洞”。此洞在州西二十里，滨大江之左，面临下牢溪，岩穴深邃，风景清幽，唐元和间，白居易与弟白行简及元稹参游洞中，因此得名。其后宋苏洵及子苏轼、苏辙亦曾同游同此，人以为后三游。汽船自宜昌至此处约一小时，众人舍舟登山，一路看碑刻游序，又在道旁一老刹与方外人茗坐，游兴即阑，登舟返宜。听陪同者介绍说苏东坡在此处留有诗，黄溯初早就按捺不住了。入城后，张嘉璈去给宜昌中行同人训话，众人又坐人力车巡游街市。直到晚餐后，宜昌的朋友才依依不舍送他们上船，黄溯初一登船就关上房门，去写他憋了一路的诗了。

5月7日晨，四时半许，船离宜昌，溯江西上。从此时起，山川形势大变，冈峦起伏，风景天成，同船诸人大多生长于江浙，几疑为另一世界，天色刚亮，众人就早早起床，凭窗赏览两岸美景，惟恐漏下一二。船刚过西陵峡，溯初先生就叫了起来，成啦，成啦！原来，当众人流连流连窗外佳色时，溯初先生已吟就七绝二首，当下他也不客气，立于船首，为众人激情吟诵道：

凌晨破浪过西陵，烟雨空濛见未曾；更有四山堪画处，万条泉落白云层。

妙笔襄阳天下无，画山却学此规模；天工信是丹青手，写出西陵云水图。

众人哗然叫好，好一幅“云水图”！这西陵峡，号称长江上游第一险滩，起自南津关，延至香溪，长约一百一十七公里，此滩在夏秋时节，礁石沉没，航行尚无多大危险，夏秋水枯，则成畏途，因为江流转弯处的那些乱石暗礁，会把船首拍成碎片。1900年，德籍瑞生轮作航行川江的处女航，就是在此处触礁，船主与船同葬水底。此后通航三十余年，已有多班轮船在此出事，大多从触礁到沉没都只十几分钟。溯初先生吟罢新诗，听船工说起此节，脸色都白了，连连叫着，亦云惨矣！

上午十一时，船过新滩，这新滩，又作心滩，意谓渡此要危，全凭一心之邪正，一船人的安危，惟有听命于天，断非人力可以避免。滩分头青滩、二青滩、三青滩，由下而上，经先三、二两滩，头滩最后，而头滩之险，实较三、二两滩为尤甚，因河床坡席太大，长一百五十尺，而倾斜程度，计有六尺，江水下流，势如瀑布，急湍狂奔，一泻千里，而轮船上驶，正须与狂流相冲击，无异登坡。“宜昌轮”经过此处时，船上众人见到，有乡人数十人，群集滩前，待轮船汽笛一鸣，他们马上准备开了纤挽工具，船工抛下钢绳，乡人们把钢绳绕于沿岸百步开外的大石上，然后船上将钢绳徐徐摇紧，船遂借势跃上了坡。这船上岸下紧密协作的一幕，把众人都看痴了。

过新滩时，众人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也没人留意陈叔通和黄溯初两位先生是什么时候躲到房间去的。待到转入香溪，远远看到秭归县城的城堞，两先生又出现在了甲板上。溯初先生道，老杜有诗云，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汉时出塞的美人昭君就生长于此。船上有人问，明明说的是明妃，怎么成昭君了？陈叔通接过话去，明妃者，晋人以避司马昭讳，改昭君为明君，而后人又以明妃称昭君也。溯初先生道：叔通老解得妙！考此地为周之巙国，可又为什么叫秭归呢？我这里也有一说，与大诗人屈原有关的，《水经》注云，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其见从，因名为秭归。众人叹服，都说跟着有学问的人出游就是好，看了美景，又长学识。

再往下，八十里巫山峡，奇峰峭壁，山峦萧森，却没有听到传说中让人闻之堕泪的猿啼。巫山十二峰，岩崖千仞，峰峰壁立，众人翘首去找上古神话里赤帝之女瑶姬死后所化的神女峰，也不知道哪一峰才算是。这个说这峰是，那个说那峰是，费了无数唾沫，这样的争论注定不会有结果，那边溯初先生却已经又写了两首诗了。

5月8日，下午四时许，张嘉璈一行抵达万县。此地离宜昌一百九十五里，实为宜渝航线之中心点。张嘉璈八弟、渝行襄理张禹九和总处总帐室主任刘攻芸等人，已经提前一日由渝来万，相迎登岸。内有一周仲眉，成都人氏，交通大学毕业，在渝行从事经济调查和金融研究，喜好昆曲，吹弹俱佳，也是一雅人。时因四川各埠无码头设备，“宜昌轮”下完客后就停泊在江心。张禹九说，总座和考察团诸君在川期间，一应车马舟船、吃住玩行，都交给他去打点安排了。

万县地处宜、渝之间，是川江进口第一大埠，亦为川省之门户。县城在大江北岸，江边有如鱼鳞的吊脚楼房子。众人大多第一次踏践四川土上，下得船来，迎面便见四百余步的一个大石阶，陪同者笑笑，说，“四川是山国，出门不下山便上山。”石阶旁，停着十余乘“挂”待在石阶上的轿子，轿杠前长后短，略作弓形；轿旁苦力，有十五六岁童人，也有五六十岁老者，皆似营养不良状。上海客人第一次来，“见轿子似有官味、暮气和病态”。众人见张嘉璈未坐轿，也都安步当车，攀援而登，好在万县中国银行离岸较近，走完石级又石级，便到了。

在行小坐，乘日光未落，一众人雇了洋车，去商业区参观市面情形。城内已有电灯及自动电话，马路两旁植有行道树，望到表面整洁，但内颇湫隘。城内有钱庄二十余家，银行只有中行、聚兴诚、万县市民、四川商业四家。虽只是一个二十万人口的县城，通用的货币之五光十色也足令人吃惊，有龙洋、人头洋、川大洋、川半元、滇半元、广东双毫、龙双毫等等。

到万安桥，此桥长五十丈，来回须经山坡，“严裕翁似无保镖，坐车中色不安”，坚持要求下车步行。可能是他看这些蜀中苦力，一个个脸有菜色营养不良状，生怕把他老人家给颠下车来吧。

号称川中最大公园的西山公园，地处城西，一面临江，一面依葵花寨，好在离行屋甚近，到时天色尚亮。园内面积很大，花木繁茂，有亭、台、林、池之胜，草坪、长椅等园内建筑甚是舒齐，还不收费，据说是川军将领杨森所建，第一期建设费就花了四十万元。众人只听说过这个大军阀娶了十多房老婆，却没想到他还会做这么好的一项市政。张肖梅对格雷说：“你未曾想到中国内陆有这样美丽的公园吧？”格雷先生也是一副开了眼的模样，说：“没有，你看我们同船来的一些外国人，不来看看真是可惜，他们回去要写不少关于中国的东西，不亲自看看，难道去胡编吗？”

公园内有西餐厅，建筑颇似北平的“来今雨轩”，据说，人称“王灵官”的王陵基经常在这里招待外国客人。众人也去游了一圈，尔后就到附近的“太白楼”便饭，尝尝真正的四川菜。江浙人听川人说“真正的”三个字，总觉得有些等着看笑话的味道，因为他们的胃不一定能承受如此美味。张禹九带来的陪同者“川人”观察到：“总座怕多吃，张肖梅先生怕花椒，格雷先生与中国菜不甚相识，他的筷子方向，便依总座与张肖梅君者为转移。”

晚饭毕，出公园，诸客不坐车轿，史久鳌、张肖梅、刘攻芸三人陪张嘉璈同去万县中国银行，因察看行务后，张嘉璈还有一个对万县中行同人的讲话。众人无事，再加一路车船劳顿，便登船休息了。

从万县到重庆，须两日夜。因海关有规定，轮船不得行驶过速，以免浪沉木船，故行速放缓。好在川江景色美丽而不单调，同舟诸人又能说新话旧，倒也不觉无聊。

3．重庆

5月10日，午后三时，船到重庆南天门码头。嘉陵江自西北来汇，河道到此成三岔口，船方入港，第一眼先望见江北人头山的塔，和大佛寺前的大佛，其次是江北和弹子石，再次是形如山茶叶的山城。但见屋舍密如蜂房，城头雉堞整齐，高过所有建筑的，便是教堂钟楼的尖顶了。沿城江边，帆樯如林的是木船，江中还参次着铁壳的商轮和神气十足的外国兵舰。而最让众人惊异的，是从江边升腾，直至弥漫全城的雾汽。

中国银行重庆分行经理周宜甫率众上轮迎接，重庆市银钱业的重要人物，及张嘉璈的朋友民生轮船公司经理卢作孚等，都在码头迎候，并有军乐队列队致敬。“盖渝埠各界欢迎张总经理之热忱，在此时多表现无遗，其热烈实为历年所仅见。良由总座之学问道德及二十余年来之苦心经营，其坚忍不拔之精神，早已为川省人士所景仰。”

军乐声大作，张嘉璈似脸有不怿，脱帽而过。轿子连翩，莫非冠盖，于是，一行人便进烟气缭绕的重庆城了。

到行少息，各处走巡一次，尔后，张嘉璈处一室中，由各股主任，各领所属人员，依次谒见，鱼贯出入，不到半天，便把全行同人都会过了。

此时的重庆，还没有日后作为“陪都”的喧嚣闹腾，全市人口，连江北和巴县，也不过八十来万，却是一座时尚而又充满活力的山城，大城市该有的市政和其他设施，如公共汽车、电力厂、咖啡店、交易所、公库、信托公司等，莫不具体而微，应有尽有，街上女子所着衣装，也大多是上海仕女最新款式。张禹九两年前由沪入川，对上海、重庆两城异同最有观感，他说，重庆人天性好奇，喜追时尚，又善于摹仿，此地已颇有“四川的上海”之气象；这里的生活费用，也不亚于上海；上海的新电影片来时，无论好坏，首映总是满座，名角徐碧云、“琴狮”陈彦衡，到渝演出，各大戏院总是爆满。

中行重庆分行创设于1915年，管辖全川境内所有中国银行，至张嘉璈入川的1934年，已有16个分支行处，论实力，在当地的十二家华资银行中可算首屈一指。道是哪十二家？却是中国、聚兴诚、川盐、川康殖业、重庆市民、平民、建设、江海、地方、四川美丰、四川商业、新兴。这也是近年才有的新气象，早两年，钱庄的势力还是要压银行一头的，禹九向其兄长介绍道：“民二十一年以前，重庆有钱庄约三十家，银行为七家，目前，钱庄减为十七家，银行增为十二家了。”

张嘉璈等人对渝行观感甚佳，“一到四川，见渝行行员各佩徽章，状为古钱式，系银盾金字，一若从前咸丰时代之当十元铜元，上标明‘四川中国银行’等字样。”此处的卫生状况，也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大小便所，设备周到，甚为干净。各支行处内部墙壁上皆有中国国货介绍所赠送之搪瓷标语牌，劝勉卫生方法，极为动人”。与内陆相比，“渝属各处房屋，多堂皇宽大，”尤其是成都支行的楠木厅、楠木柜台等，“质美工细，极为可贵”。服务的行员，“大都年青之辈，极精神饱满，奋发有为，女行员心细缜密，亦能各尽其职。仆役都着制服，极为整饬。”“令人不必看到内容，即知其精神纪律之所在。”

本月底，张嘉璈从叙府回到重庆，送走陈叔通、黄溯初、格雷、刘攻芸四人，又精细化地考察了一遍渝行。“详察渝行行务，同人等不论职位之轻重，均一一与之亲切询问；支行办事处，不论地点之偏僻，均亲自视察训话。”“查帐至各项之内容余额，同营业人员，垂询尤详，问同仁们之身世、工作各数分钟，历数日始完。”

渝行经理周询，字宜甫，号逢庐老人，为川省名宿，服务中国银行垂二十年，可说是当地金融界资格最老者。“对外与军政各界周旋应付，有左右逢源之妙，煞费苦心”。宜甫先生是光绪举人，早年游宦四川，辛亥后一度出任巴县知事，未几去职，任中行成都、重庆等处经理，比在座年岁最长的陈叔通还要大上几岁。老先生行笃而学粹，行务之余，潜心著述，已经刻了好几部稿，最为世人所知者，是几年前出版的记蜀中掌故的三卷《蜀海丛谈》，连一向待人至苛的陈叔同先生都不得不服气，一见面就赞他：“先生之《丛谈》，成于民国二十年，溯搦管之初，川局俶扰，风鹤频惊，先生内维行务，外应繁征，不惟行务得以不坠，扶助工商，安定金融，伟绩所惠，至今始称，且于退食之暇，追忆蜀中掌故，笔之于书，百年来实事讽谕之中，寓治废盈虚消长之理，诚一大学问家也。”

宜甫先生装了一肚子的风俗、艺文掌故，还有好多四川官场轶闻趣事，这顿晚宴，众人虽喝酒无多，却都说吃得乐胃，更听得长见识。听众人七嘴八舌，述说入川见闻去峨眉的安抚，宜甫先生道，世人皆谓“蜀道难”，我就讲讲民九那年，从成都赴重庆就职途中的一段经历，诸公看到底是难还是不难。众人顿时安静下来。

宜甫先生说道：“当时我由蓉入渝赴任，正值川军与滇黔军大战，交通断绝，后战事虽停，但满地皆匪，绑票之风尤盛，大路不能走，只有出嘉定绕自流井，由自流井绕泸县到重庆，勉强可以通过。我先乘木船到嘉定后，即请兵护送，但在抵达荣县后，兵们一排三十人即告回嘉销差。问及原因，竟因去自流井百里路程，期间三处匪窟，皆各有匪百余人，匪多兵少，实在可虑！

“当日踌躇至三更，忽然店主人来告，说有一法可侥幸渡过，他有一朋友系哥老会中人，送上酬劳金，可由其先与匪交涉。因无他法，也只有依计行事，这一路忐忑前行，实在是险象环生。

“到张家场，过场上时侧眼偷看，有匪百余人，坐在一大茶馆内，身上衣服长袍、短褂，人人手抱一枪……最令人胆寒一事，则是居中连二方桌脚上，用铁链锁着二人，那膊子拴得来巴着方桌脚，大约转侧均感困难，此两人就是匪先生们新绑得的财喜，川省叫做“肥猪”是也。

“到了自流井，需坐三天轿子，才到泸县。打听路上情况，人人都说走不得，这三天中，河下比陆路更糟，要走只有路行。第二日行至青松岭，匪窟也。兵士或先或后，三三五五，沿坡脚而行。岭上之匪，以为少数军队，似欲攫取其枪，遂于岭上鸣枪呐喊。只听机柄的声，的的嗒嗒，我这一惊，却真不小！

“此次，因匪窥见兵有百人之多，不敢尝试，最终偃旗息鼓而退藏。我又在泸县住了六天，等到有重庆轮船到来，才得以搭乘安全抵达渝行。”

宜甫先生赴任遇匪事，去年已写成文章，发表于总处编印的《中行生活》，张肖梅亲于其事，在座诸公，也大多读过。但当事人亲口道来，往事历历在目，又是一番惊险。

宜甫先生最后感叹道：“四川从民国四年以后，无一年没有内战。单就重庆城说来，民国十二年最多。这一年里头，旧者退却，新者进来，足足闹了五次。若一进一出两面的计算，便是十次了。军界向商会筹款，这一年中共闹了十三回，平均每月一回。只说商场上及公共团体直接所受的损失，共有七百余万元。中国银行所受的损害，虽幸不甚巨，然某次系如何应付，实在说不完……”

在座诸人，除了张肖梅和格雷先生是近两年入的中行，其他人与中行都缘源颇深，亲眼看着中行二十余年来，如西天取经般，渡尽厄难，一路至今，顾眼下，国内打打停停，国际银价旋涨旋落，处于峰口浪尖的中行究竟会有个怎样的将来，俱都心下栗栗，一时作声不得。张嘉璈佯自笑道：“本行经过二十余年的历史，其中因时事的转变，就不能没有层出不穷的应付，遂演了不少的险剧、怪剧，相信以后的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

4．蜀道

5月11日，晨，张嘉璈一行分乘八辆汽车，从重庆前往成都。这日天气甚怪，黎明犹风轻云淡，颇有晴意；忽而斜风细雨，继以倾盆。四川公路照例是大雨就不能开汽车，但是合同已订，不得不冒雨出发。

八辆汽车刚出通远门，就被成渝马路局全数挡住，停于大雨淋漓中。事前各种麻烦手续，如护照等，完全办清。哪知路局打起市用汽车不能行使的官话，其实它知道有这笔好生意，曾来接洽用路局之车，旅行团以其车多破旧不堪，恐碍行程，未便照允，此时交涉结果，只得调用路局车一部，始得开行。这辆老爷车，中途老是失灵熄火，一行人到内江，已夜半十二时。

成渝公路在未修路前，全系青石板砌成，不能跑汽车，只可行人。自改马路铺泥土后，一遇天雨，泞泥没踝，车轮陷入泥中，无法躣出时，乘客均须下来推车。天晴泥干，途又凹凸不平，汽车跳舞而过，搭客头冲臀筑，几将全身骨节震散。几位老先生一路埋怨，康庄大道之马路，应称牛路，盖如牛耕田所经之水泥翻腾状。

到了永川，一行人都感饥饿，便在茶馆内大煮鸡蛋吃。张嘉璈早年在国外，曾因食鸡蛋大病，陈叔通先生于是劝说：“鸡子不好再吃了，记得吗？”格雷先生慎于饮食，颇有孔二先生之风，到内陆旅行，对于各种食品，更形怀疑，平常用餐，他的筷子的方向都是以张嘉璈和张肖梅两人为标准的，但饥不择食，车子一到隆昌，他也就大吃蛋炒饭了。他见茶房门首写有No1, No2等字样，注视不去，大概以为到了Cathay Hotel了，又见雪白的食盐，怕得病不敢吃，众人劝说，川盐大多是井盐，能提鲜、解腻，洵为川菜烹调必须品，格雷尝了味道，鲜得眉毛都要起舞的样子。

隆昌当成渝要冲，古称隆桥驿，小城格局颇具古风。张肖梅见饭店墙壁上，挂有网球拍，很是诧异。她在英伦待得久，常见英人以打网球为时髦运动，难道网球运动在四川这么普及了？竟然在隆昌这样的小县城的馆里都着网球拍。一问，才知道是昔日杨森在川时提倡的。中国的情形就是这样，一地之风气，全视领袖为转移。一顿饱餐之后，严老先生拍拍肚子说：“不管内江和外江，我们也不怕路远了。”

不知是不是中了暑，格雷先生饭后略感不适，想吃一片阿斯匹林，同行都没带药，在隆昌街头一家药店竟然立即买着了。格雷言谈中，“颇有中国内陆尚不可轻视之意”。最让这个英国来的“经济研究者”开眼界的，是到了这四川夏布工业的中心，把原料“蔴”也给寻着了，直叹此行不虚。叔通先生精于小学，说“蔴”，枲属也，《正韵》谟加切，《礼记》有载，“女子执麻枲学女事，以共衣服”，这一大堆学问，听得格雷先生一楞一楞的。

到了素有“川南第一门户”之称的椑木镇，汽车乘渡船过河，众人散步先行，时则暮色苍茫，四周虫声，杜鹃在丛林中不住叫唤“不如归去”。溯初先生诗怀蓬勃，一路觅诗，张肖梅则苦于蚊蚋叮咬，不住驱赶，奈何小虫越赶越多，她都要哭出声来了。好在张禹九英雄救美，帮着她驱虫，总算杀出一条生路，一路护着她落荒而逃。

众人皆呼张禹九“总司令”，也不知道谁第一个叫出来的。看他从万县到内江，一路前后打点，做事一腔一板，极有章法，绝不因张嘉璈是他四哥而浮皮潦草，故而送他这个雅称吧。他总以为客人们到了四川，就算到了他的地盘，总怕他们吃不好睡不好，想着法子服务周到。有一次，史久鳌取笑他说：“禹九兄，昨夜我睡了，你还来看了吾两次，向吾要甚东西，结果我连W.C.都不敢去，怕惊动台端，又要招呼了。”

张禹九以前在上海，常和“新月派”的一帮才子们混，众人和他也熟，都以为他是一个精力旺盛、雅好文艺的主，办事难免有公子哥儿粗枝大叶的通病，此番到川相见，见他办事如此沉稳细心，这等精密沉静的功夫，诚可谓少年老成。陈叔通先生开玩笑说：“禹九做事细心，无论于一宿一餐之间，丝毫不苟，惜非女子身，否则真是一位贤内助也。”众皆大笑。

当晚，内江当地中国银行为优待来客，上了头碗鱼翅，二碗鲍鱼，恰把行市看反。后经张嘉璈向之说明，以后就家常便饭，相安若素了。

蜀道之难，这尚是开始。5月12日，从内江到自流井，路况更糟，交通工具除了滑竿别无选择。出了内江不远，张肖梅所坐滑竿的轿竿就折断了，换竿而行，没走多远又断了，前头的老先生们关照道：“竿细固有罪，坐轿的艺术亦有关。”

如同铁路的洋旗、航道的标杆，都是交通上的信号，四川抬滑竿的两个轿夫，前后近在咫尺，仍然有他们的信号，即所谓“点子”，遇事遇物，前呼后应，不仅为警告之用，且诙谐问答，可破长途之沉寂。如前呼：“满天星”，后应：“脚上有眼睛”，警告“地上有卵石”；如前呼：“峦拌”，后应：“在看”，警告“地上有树干横挡”；再如前呼：“天上有朵云”，后应：“地下一个人”，警告“路上遇有卧者。”一众人坐在滑竿上，听着轿夫一路呼号，细研其意，觉得这些“点子”每多世道人情之理。“其为学，大矣哉！”老先生们感慨道。

轿夫抬竿，每行十余里，就要小憩片刻。客人们每在乡镇茶肆内茗话或聚餐时，乡民见他们穿着多为西装，男女中外均有，那些村夫愚妇，就一个加一个的围观起来，瞠目结舌，痴态欲滴。善劝威叱，一松动，又围得水泄不通，让人好气又好笑。因慨叹，中国的农村，不是穷的问题，而是愚的问题。

去自流井看毕盐场，返回内江，中途在凌家场午饭。张肖梅“不知如何”被狗咬了一口，虽无大碍，也吃惊不小。张禹九安慰她，“小的不运气，可免大灾。”张肖梅此次受惊后，张禹九每次出发，必走在第一个，帮着肖梅肃清道路。回到内江参观糖厂，不知何处又窜出几只狗，惊得张肖梅花容失色，张禹九勇敢地冲上前去，狗们不敢与他厮缠，且吠且退。

这一日下来，众人说笑道，自流井无处不咸，内江又不处不甜，本日的生活，早晨是咸的，下午是甜的，至若正竿，踯躅长途，骄阳如炙，这般生活，可说是苦的。

5月14日，从内江去成都。中途休息时，格雷先生那辆车的汽车夫自夸车好技佳。实际上他开得快而不稳，颠簸得要把人的骨头都倒散了一般。格雷先生愤愤地打断他，要求由他来开。格雷先生扶着方向盘，把从球溪河到成都的一段路，开得又快又稳，汽车夫开始不相信这个英国绅士的技术，冷眼相看，到后来昏昏睡去了，格雷先生对同座说：“这下他相信我了。”

距成都还有半日路程，一行人到简阳石桥下车憩气，在一面摊吃面，摊主弟兄二人，甚是机灵，面亦可口，陈叔通对张禹九说：“你们要在这里开办事处，这两位一人管营业，一人管出纳，不就干起来了吗？”众人大乐。

从成都到嘉定（今乐山），先坐汽车到新津，再下河坐木船。一出南门，马路更坏于成渝路，行李车又坏于半途，至是方知蜀道之难。途中又遇二马奔逸，超驰于前，追者呼号，几至新津。

由眉州启行时，陈叔通一路抱怨，“这风景有甚可看，江浙固遍地皆是也。”待入平羌峡，舟洄流于青山绿树之间，风景幽秀，他老人家便怡情山水，转口赞道：“此处远胜富春江了。”

到得嘉定，当地中国银行同人热情招待，格雷先生看来是真的饿了。“摆的尽是醋鱼、炸虾，诸位下江客，大嚼如归故里。格雷先生至此，也会自动拈菜，不以人之马首是瞻矣。”

上峨眉山，路更不好走。由嘉定赴峨眉，须渡两次河。5月22日，张嘉璈一行登山，大峨寺之上，石径滑窄，滑竿接连在一地，道中有人滑跤两次。周仲眉“见之胆落”，主动要求下了滑竿，自那里起，开始步行上山。胆大者仍晃晃然坐滑竿如故，张禹九还笑称，“危险有其味。”

一路行来，左崖右坎，一径通其间，滑竿尽说靠得住，但周仲眉总觉得危险，自己走，出热汗；坐滑竿，出冷汗，汗既不免，他宁愿舍冷而取热，所以峨眉山的途程，他步行了约有二分之一。人都笑他胆儿小，哪知道他是此次上山收获最丰的，拿带去的“雨丝”“风片”两支笛，在洗象池和金顶上各吹数曲，回来还写下了一篇《游蛾眉山》的散文。文章虽虽只记了一笔流水帐，也流露着这个风雅曲人亲诣梦想之地的真欢喜。

一个叫刘锡耕的渝行职员，倒真有办法来治那些故意作弄人的轿夫，他说：“滑竿夫可恶极了，他抬起吃力，到了危险地，故意晃一晃，使你坐不住，就得下来走，我知道他们的心理，你要给我晃吗，我也在轿内回你一晃，这下倒把他们吓住，以后就不晃了。”

钻天坡一气数千级，同人爬到洗象池，皆热喘不已，尽著单衣。见寺僧棉衣棉鞋，闭门围炉，心想再冷也不至如此。少息便觉料峭，夹衣上身，再会儿，更感瑟缩，毛衣上身。至衣间，正式烧起火来，才一两个小时，经遍春夏秋冬四季历程。是夜，张肖梅盖着薄被瑟瑟发抖，好不容易捱到天明，都快冻感冒了。格雷先生一早通报他的“御寒”妙法，拿脱下来和帽子、袜子和手帕，搬盖一夜，哪里觉着冷，就盖哪里。

一大队人马，侵风雨，冒寒暑，山中盘桓整整三日，无一人落崖，也无一人生病，也算获天之佑。24日下山，25日到嘉定（今乐山）县，一众人算是离了仙寰，重入半是烦恼半是喜的“阿修罗”世界。

5月26日起，从嘉定到叙府（今宜宾），再转往重庆，均是民生轮船公司派专轮“民法轮”运送，安全与舒适，自不是汽车和滑竿可比。“旅行合同原计嘉叙间乘木船，需二日程，今则乘风破浪，半日抵叙”。

由叙返渝，途泊合江，月色甚佳，顾此良辰美景，周仲眉笛瘾又犯，临江吹曲，其音清越，直把一船人给听痴了去。为舟中人所请，周仲眉又唱了一曲，到底是与昆曲名票一起唱和过的，歌声字正腔圆，在江面上跳跃，远去，众人听分明了，唱的是，“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

此时，船已快到重庆，等着解决的行务甚多，张嘉璈与刘、徐、孙、张诸君，利用这长途之暇整日都在开会，船上的空气都显得有些紧张了，舟中人的心情，也无复岷江优游时的从容，这一夜的月色和笛声，似乎成了好时光的最后一个休止符，留在他们的记忆里了。

5．风土

行路难之外，住宿也不是一件容易解决的事。被众人戏称为“司令”的张禹九，一路负责后勤保障。每到一地，他立刻分配各人住室，按名单安置行李，立刻吩咐饭食之做法，立刻拍电通知前方，再拆看后方的来电。大都市出来的人，别的都可以将就，清洁卫生是丝毫不能马虎的，就连W.C.的各种用具，张禹九也都亲自安排，

5月12日，从内江到自流井，在当地中行住宿，第一问题是W.C.的设备，研求许久，方得解决。格雷君问其地，怅然而返，答云：“除痰盂外，一无所有。”告之曰：“彼即是也。”5月18日，从成都赴嘉定途中，有一段乘坐木船。上船后，张禹九在窘迫环境中想办法，就在船后尾以油布隔围造一W.C，门帘写一“进”字，也算是别出心裁。同船者问，“出”在何处？禹九答：“在反面。”众皆大笑，也算苦中有乐。

5月24日，下峨眉山途中，张嘉璈、刘攻芸一路领先，从九十九道拐到报国寺，行四十里，可谓健步。住报国寺，寺僧求捐不遂，立变态度，要茶、要水都没有，房间又不够分配，于是长凳长桌，都被利用作床，连几位老人都吃这种苦头。张禹九、刘攻芸两位则只好委屈宿大殿中，两人睡不着，悄声议论：“幸而下山宿此，若上山便受闷气，更叫不值，峨眉山的和尚实有改造之必要”。禹九想起山中某一晚，也是宿在寺中，刘攻芸怕被臭虫咬，提出想以门板作床，被刘锡耕正色阻止，说，刘博士，门板不好睡呵！不由窃笑。

好在沿途的风土人情，时让这些大都市来的人兴奋、惊讶，把印象深刻的掇拾一番，几可作民俗学和历史学的活化石：

5月12日，从内江到自流井途中，过白马庙场，“忽见满坑满谷的老幼男女，皆持武器一样，竹梆一个，什么刀呀，叉呀，十八般武艺，件件俱全，壮丁们则扛近代武器，如四板火、毛瑟、前膛、后膛等，古色古香，如入中世纪历史之篇页中，脑子退后三百年，仔细一问，乃系四川出名的团防集团之期。书云：‘举国皆兵’，于斯见矣。”同行诸人举起相机，就要拍照，周仲眉慌忙阻止。周是成都土著，知道当地人迷信，以为摄影就会把人的魂给吸走。后经周仲眉一番解说通融，终于让他们拍了几张照片。

5月15日，在成都，川江航务处处长何北衡宴请张嘉璈一行于“姑姑筵”（餐馆名，小孩称小聚餐曰：‘摆姑姑筵’）。馆主刘君，是个遗老，“前清曾仕光禄寺卿，民国亦曾任教职，蒿心世乱，隐于疱，肴蔬均出心裁，不重油腻，为坊间所无，遇所好，辄亲入厨下指挥以享客。清神，美须髯，健谈，谈至疱法，滔滔者皆精辟之论，善书，出所书《纲鉴》，笔法超逸，四壁琳琅，皆名人书画，邀之坐，自谦为厨子，不能衣冠同坐起”。陈叔通先生说：“光禄寺卿不坐，吾们更不敢坐。”“强之始允，亦奇人也。席间问其梓舍，则曰：‘某正学，某尚稚，不成材者为老大，在做棒客’（即川中土匪），众皆愕然，君乃从容解释曰：‘在做团长’”。宴后，一众人品了普洱茶，可能有些茶醉，返回住宿的华西大学散步，信步忘返，归时迷不得路，各自回房，都已深夜十一点了。

5月20日，到了嘉定城，同人等住于美国燕牧师家，花木扶疏，依栏正望大佛及两江合流处，众人赞叹不绝。张嘉璈等视察行务后，下午带众人渡江，游乌尤寺和大佛寺。嘉阳山水之佳，无出其右，红山绿树，天然着色画画，远望峨眉，厚黛天半，青衣江合流于岷江，清浊如剖，大佛坦腹中流，依山为座，尤为奇观。

5月22日，登峨眉山，周仲眉胆怯不敢坐滑竿，一度独自步行，上观心坡时，路遇一僧，随后同行，与之攀谈，殊不俗。沿途指点风景遗迹，更为详尽。“讯其身世，自谓曾经匹头商于成都，因折本灰心，遂披缁衣于峨山之初殿，历五六年矣。”周仲眉心想，这样出家的，倒是真和尚，请其同摄影一张，以作纪念，“僧亦合掌称佛号不止”

是夜，同人围炉聚谈。寺中和尚浩然而叹：“有几次军人来此，枪击猴居士（对猴的尊称），因此吓跑，不常来了。”陈叔通指着张禹九说，“这事请问这总司令。”和尚马上合掌哀求道：“总司令呀，猴居士是这里的山灵，与人无害的，再不可用枪打了，请总司令出示严禁，功德无量。”把张禹九弄得承认也不好，不承认也不好，众人在旁哄笑。禹九只得答得答道：“吾们想法大家来维持就是了。”次晨离寺下山，寺僧又来哀求总司令，种的黄连，也要求保护，张禹九被缠，无法开拔，幸得何北衡解围，始得溜走。

5月23日，上金顶。磴危石滑，烟雨迷漫之中，张嘉璈扶策而行，先众人而上金顶。他跪在金顶正殿菩萨普贤之前，先替全行求一神签，所得为“上上签”，内容为：“夏日清和渐渐长，农人稼穑热非常，天宫只有怜人意，送阵清风解汤肠。”原签解曰：“内外莫疑，佳期自至，凡事相援，何须忧虑。”并注明：“应致送香油十五斤”。问问休咎，当然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刘攻芸也求得一签，注明应致送香油一百斤。后张嘉璈在渝行谈话，讲到了这次登金项：“此次游峨眉山，登金顶，金顶不过高而已矣，但峨眉之成名山，决不端赖金顶之高，亦须有林泉丘壑之美，为之陪衬。一行之经理，也就是金顶，单靠他还是把行办不好，亦须靠全体同人，群策群力。”

糖业专家吴鹄飞（渝行邀请来四川作调查糖业），喜谈笑，颇解众人长途困乏。吴一度为众人打前站，5月24日，下峨眉山途中，吴先生先经过供椿坪，寺僧见他一人，等闲识之，随便给大壶便茶一杯（轿夫所吃）。嗣后，寺僧见其他同行客人源源而来，知吴有来历，就泡盖碗茶了。吴先生不禁喟然叹曰：“今而后信‘茶，泡茶，泡好茶’之不诬矣。”看来，名山也有俗僧，世态之炎凉，虽方外也不能免。

6．人物

从进入成都开始，张嘉璈带着总处的刘攻芸、史久鳌、张肖梅等人，每天拜客、会客、赴宴、谈行务，日程都安排得异常忙碌，游山玩水寻幽探胜的事，也只有黄溯初、陈叔通、严裕棠这班清闲客才有心情去做了。用张禹九的话来说：“总座来成都，只看人物，不看山水。”

成都的市政，比起以前三军合驻时的紊乱，经过整饬已大为改观，但比起重庆的时尚，还稍嫌落后，有电灯，不甚亮，没有自来水，电话也随时失灵。全城城墙，纯用砖制，广约二丈，城内房屋多筑为方形，亦不甚高，令初到者有苍茫万古之感。成都人性情平和，初与人交接，寒暄问候，备极亲密，如蜀语云，“井研人遇事，先打后吵，川东人遇事，先吵后打，成都人遇事，只吵不打”，这倒是促成了本地手工业小作坊的异常兴盛。自刘湘驻蓉，金融业也日见兴旺，有中国、川康、聚兴诚、地方、市民、美丰、川盐等七家银行在此地开设了开行，币制以银元为主，人民好用钞票，半元亦可通用，铜元用小二百，每元可换二十五千文。

5月15日上午，张嘉璈与四川省督办刘湘晤面。去年“二刘之战”结束，战败的刘文辉把川政拱手相让，刘湘成为名符其实的“四川王”，又得蒋公召见，委以西南重任，其势方盛。这是张嘉璈此番入川第一个想见的人。

跟这个目下四川最有权势的军人第一次见面，张嘉璈开口便道：“我二十年才来一次，希望与公畅谈。”

此前，四川地面上对中国银行有种种误会，其一，因聚兴诚银行在沪装运现金，诿为中行破坏其事，故当地金融界对中行似很不友好；其二，外界传言，中行总行对于渝行，未与分文资本，任由其自生自灭，渝行的生存，全靠当地的存款和发行。是以，为消除误解，张嘉璈一开口就取开诚布公的态度。

刘湘见张嘉璈如此磊落，也顿生好感，彼此倾谈渐趋融洽。刘湘说：“余对中行，非为误解，但是心中有两个疑惑，一是总行是还对渝行负责，无论总行如何，分行如何，总行是否曾接济渝行资金？再者，外界盛传，中行对各地救济农村及辅助建设诸端，颇多尽力，而在川省，除吸收存款及高利贷款外，向无所事事，究竟总行对其他各行是否有此同一情形？”

张嘉璈答谓：中国银行对四川建设的支持，一向“以川局为转移”，无论是救济农村还是辅助其他各项建设，都需要当地政治清明，社会良好，光靠银行是不能单独繁荣的。他说，今日欲开发内陆，并不是拿钱放账，就算了事，必须输入有新智识的杰出人才，否则，“吾辈不过为旧式钱庄垫腰而已”。他告诉刘湘：“若川省果能政治安定，吾当先输入优秀之人才，而钱在其次。”

刘湘深以为然，与张嘉璈握别后，他告诉陪同会晤的四川航务处处长何北衡：“张君确是办事之人，不若我们四川人”。

5月16日午后，刘湘到中国银行成都支行回访张嘉璈，会谈长达约两个小时。张嘉璈“详陈中国渐趋整个化，各省主脑人物均有进境，各地应与中央竭诚合作，最好请于‘剿匪’后出川一行”，刘湘对此极为赞同。时人称“枢转万人之祸福，仁言殊利溥矣。”

 5月17日晚，刘湘在四川地方银行设宴款待张嘉璈一行。之所以如此大张旗鼓，是因为正好有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在成都召开。这场晚宴，川军大员几乎悉数到场。武的有与刘湘并称“川军五行”的20军军长杨森、29军军长田颂尧、28军军长、外号“水晶猴子”的邓锡侯，以及李其相、罗泽州、唐式遵、潘文华等师长，文的有政务处长甘典夔，财务处长唐棣之等。宴会大厅，各路豪杰，形形色色，备极伟观，“好像北京看窠窠头戏，令人应接不暇”。席间闲谈，张嘉璈问到，刘先主陵在武侯祠的是否衣冠墓？刘湘最爱谈的就是昭烈遗事，看戏都爱看三国戏，马上接过话头，引经据典，说那的确是昭烈亲身的墓地。张嘉璈此前已听说刘督办总爱把自己看作刘玄德转世，看来传言非虚。

刘湘生于光绪十四年，长张嘉璈一岁。若以历史学家高阳的“人才”说，他们都属于同光中兴后、自辛未年到辛亥年应势而生的一代精英，他们在人生初年见证了王朝的没落，此时，时代的重担正落到这一代的肩上。此次四川之行，张嘉璈对刘湘观感甚好，并与其交换种种意见，力劝其整理四川金融。不久，刘湘升任陆军上将，叙第二级，张嘉璈为之接洽，促成最高当局赴渝指导整理川政，中央政府并允予在金融财政上援助四川。

张嘉璈此次入川，另一个交游接洽的当地闻人是实业家卢作孚。

卢作孚在四川所办事业，一为民生实业公司，一为北碚建设，一为在成都办的民众教育，另还办有川康殖边银行。以前两项最为世人所知。北碚处嘉陵江岸，当江、巴璧合之焦点，素来盗匪遍地，卢作孚出任峡防局长后，办团防将盗匪肃清，继尔经营北培镇市政，禁赌毒鸦片，办中小学，立医院，设民众俱乐部、图书馆等，后又创设西部科学院，筹设农事试验场，将一项社会改革试验做得轰轰烈烈，且其经营费用概出于募捐，不足则不惜出于借贷，体现出卓越的自治精神。

早在三十年代初，卢作孚在北碚的经营就得到了一些想在落后地区启动现代化建设的有识之士的重视，他提出的“打破苟安的现局，创造理想的社会”的口号更是不迳而走。1930年12月初，地理学者翁文灏与中国科学社的任鸿隽等人到北碚参观中国西部科学院以及其他建设时，卢作孚资助的植物、昆虫两支采集队，已深入西昌、会理、川边及青海等地完成采集，且成绩粲然可观，翁文灏赞他，虽不是科学家，处竭蹶经费状态下，而提倡科学不遗余力者，四川殆仅卢君一人乎。翁文灏对北碚的建设事业更是赞叹不已：“于此水乡山国之中，竟有人焉，能藉练兵防匪之余，修铁路，开煤矿，兴学校，倡科学，良出意计之外。更观之川中军界政界，颇多颓败不振之气，而能布衣粗实，节饷捐薪于建设之事，无论其将来成绩如何，要其不囿于环境，卓然独立之精神，良足尚焉。”。张嘉璈此次参观北碚，更为北碚民众的精神面貌深深感动，并决心帮助北碚的建设事业及民生实业公司。回沪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捐款2000元给中国西部科学院。

5月10日，张嘉璈乘“宜昌”轮到渝，卢作孚曾亲到码头迎接；其后，游蛾眉山后，由嘉转渝，都是民生公司安排专化运送。5月30日，张嘉璈从叙府回到重庆后，重庆金融、交通两机关在重庆一园隆重设宴，欢迎张嘉璈一行，并安排了川戏演出助兴。“各银行员生，准时而至，整齐严肃，静听总座之演讲，闻渝埠开团体大会之新纪元。园中标语甚多，济济一堂，尽欢而散，为重庆商界空前之盛会。”

张嘉璈此次入川规模最大的集会，即由卢作孚出面组织。是晚，重庆银行公会主席潘昌猷致开幕词，卢作孚到场致介绍词，张嘉璈作了一场题为“银行界的责任应以商业道德改良政治”的著名演讲。

6月1日，张嘉璈一行乘“民主”轮，赴重庆北培温塘，参观峡区各项事业。一进峡区，但见到处表现整洁合理，办事人员一律穿着制服，彬彬有礼，餐时简单朴素，经济卫生，众人皆大为叹服。随同张嘉璈考察的张肖梅一踏上北碚地面，就赞道：“道路之清洁，布置之整齐，为全国各地所无，上古盛治之世，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者，仿佛似之。”张嘉璈主动要求参观次日的峡区周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讲，赞扬卢作孚精神之可贵。

对卢作孚在北培约餐一事，他印象尤深的是“俭省”，不事铺张：“卢君之邀聚也，各人筷箸，均以纸包，桌上铺白纸一方，每人备豆腐汤一、火腿一、素菜一，简单朴素，经济卫生。因觉目下世事艰难，凡事应从节约着想，而个人日常生活，尤宜简单。”他觉得，这些回到上海都可一一施行起来，包括总处的就餐，也不妨仿效北碚，“倘能改取分食制，每人一菜一汤，或每日略备菜肴一二种，任人捡择，其结果当能节减无谓之浪费，而有益于同人之健康。”

当日，重庆金融界要人如任望南、唐棣之、康心如、康心之等人，也都赶到北碚温塘，与张嘉璈交换对西南金融、财政和建设的意见。

杜重远先生后来记述张嘉璈的这次北碚之行说：“有一次，公权先生来重庆，看到作孚先生的实地工作之后，才彻底钦佩，他说：在中国看一般人的劣习，以为中国人无希望，但看当日欢迎的民众，男男女女没有一个有恶习的，竟感动至于流泪。这是他接触作孚先生之后，才有此钦佩。”

对于卢作孚经营的民生公司，张嘉璈认为，“乃宜渝及川江之唯一具有规模之航业。”当时，民生轮船公司负高利短期债务达500万元，利息在月息二分以上，随时有逼债拖倒之虞。返沪后，张嘉璈即与各银行商洽，决定发行公司债一百万元，于翌年7月1日发行。“孰料不数年，中央以四川为抗战基地，地方与中央得以水乳交融，共同抗战，而民生公司竟然担负长江上游，及川江军运、民运重大任务。可谓因救济内陆事业，而得到一意外收获。”到那时，张嘉璈出任政府交通部长，卢作孚以交通部次长的身份襄助，共同指挥战时机关和工厂大撤退，可说是前缘庚续。

多年以后，卢作孚犹记得张嘉璈发行债券支持民生公司一事，他回忆说：“由于中国银行张公权先生的主张，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先生及金城天津分行经理王毅灵先生的赞助，向上海募集了公司债一百万元，这是四川的经济事业在上海第一次募债，而且第一次募公司债。财务是民生公司在不断的发展的途程当中一个大大的困难，总算始终得环境上的帮助，没有限于挫败。”

7．以商业道德改良政治道德

归沪后，在九十四号向同人演说，张嘉璈说，“都市生活，浮嚣繁褥，久处于此，不免消磨朝气，减少临（凌）空的思想”，故他每喜往内陆走走，“即所以转换脑筋，增加新的思想”。此次入川考察，举凡银行会计、经营策略等，自有同行的刘攻芸、史久鳌、张肖梅等一班人，到一处研究一处，随时予以解决，这使他得以有余暇从杂务中抽身，专心思考金融业的现状和未来，并谋划如何复兴内陆。

以往他想象中的四川，总以为地处边陲，内乱频仍，因此也从未予以特别留意，再加上各支行处主持非人，行务废驰，呆账、亏损不少，内心里总以为此地毫无希望。此番川行月余，大为改观，始知凡事纸上得来总觉浅，终须实地到了才好，不然就会被偏见牵了鼻子走，故说起此次四川之行，犹觉如上次与卞白眉等同游西北一般，都是行之而有效的。

旅途中，除了与各地政商人士交谈，听取行员汇报，他还要时常就经济时势、金融业建设、内陆与都市等主题发表演讲，尤以5月30日在重庆一园所作演讲最能体现其金融思想之精萃。据现场听讲者言，是日，听众三四千人，张嘉璈以二十余年金融从业经历和道德经验，现身说法，口若悬河，一口气讲了洋洋数万言，虽未备讲稿，因久思于心，皆出口成章，“不特词令极洽，意义深切，且前后呼应，一气呵成，随手记录，即成一篇极佳文章”。

此次重庆金融、交通两机关在一园公宴张嘉璈一行，诚为当地商界空前之盛会。其意既为送行，也是渴盼其游历归去，多介绍四川的风景、建设和民众精神于中外，促成更多的金融家和实业家注目四川。园中标语，有称张嘉璈“全国金融事业的领导者”，“国货消沉的唯一救星”，亦有称“四川开发前途的扶助者”“生产事业的最大助力者”，更有大幅旗帜，上书“欢迎张公权先生，携带世界前途的变化，中国前途的希望，四川前途的办法，赐赠四川人！”可见川人期盼之殷。

是日，张嘉璈演讲题目为：“银行界的责任应以商业道德改良政治”。他认为，发展经济为救国要图，而银行应为全国的血脉，银行应在国家组织之内发挥更大的效力，承担更重要的责任，那就是，“用我们银行界的商业道德来改良政治”，“今后欲救中国，必先唤起人类同情心与牺牲心”。他说：

“因为金融界的人，替政府的人，或者军阀，或者那些有钱的人存款，他们的钱的来源，我们姑且不管，但他们总是与我们金融界有关系的。他们拿钱到我们这里来，一方面是我们的利益，他方面也正是我们金融界的人，规劝他们、陶冶他们不对的地方的绝好机会。譬如说，今天有个军阀，或者其他的人来存款，或借款，我们就可以趁这机会告诉他：‘我们银行最要紧的道德，是讲信用，今天借款，如果约定明天还，那么到了明天，一定要还的。’我们这样一天一天的告诉他听，假定这人在行里，常常听到这种劝导，我相信银行方面的信用，他是不能不维持的。久而久之，他自然也会领会到维持国家信用，不再随便不讲信用，滥发公债了。又如我们借钱给任何人，我们要问他有偿还本息的能力没有？假定他没有能力，那么，我们为维持银行营业原则，是不能随便借给他的。如果政府有人常常在行里听讲这些事情，久而久之，他会领会到租税太重，结果人民没有负担的力量，他自然也就晓得了。再如我们行里的职员、行员、以至经理，他们不能在行里亏吞公款，或挪借公款，那么政府的人，或军阀听讲了，他们也就渐渐知道，用不正当的手续得来金钱，是不道德的，他们亦可减少贪赃枉法，剥削人民了。这些因我们银行里面的种种商业道德，来纠正和改良政治上的不良的道德，不是不可能，吾敢信为非常有效的。”

他强调，银行家应以道德为武器，凡是不正当或不合银行道德的事，都不去作，只要发现国家政治上或财政上，有不合理的事情，能够纠正的，都要竭力纠正；即使不能纠正，也不要去帮助他阿附他。行员本身则须严加训练，一个个都变成有道德有人格的人。“银行钱庄应互相借鉴。钱庄若将从前的老法子保存改良，再加以银行化，钱庄还是可以生存，而银行要做商业银行，亦不能采取钱庄老法子。”

他说：“刚才卢先生说我这次到四川，一定带有希望来，这是不错的，兄弟九一八事变以后，第一次，就到南洋去，，因为我觉得满洲一失，中国出口贸易，差不多减了三分之一，这个漏*，只在华侨地方，所产出口，方能填补。所以兄弟第一次就到南洋去看。一到南洋，觉得南洋华侨，真能吃苦，然而他们因世界不景气，一年不如一年，所以兄弟当初很想在南洋设一分行，与他们合作，但以时机未至，也就搁置起来了。回来后，又到长江沿埠及西北一带考查，想看看到底中国有无办法？到底中国能否有一天可以进出口相抵？如何复兴中国？但是考查之后，希望很少，因为各地，有的是人口稀少，有的是资源不足，兄弟觉得十分失望！这次到四川来，所怀的希望，当然更要深切一些。四川乃全国最富之区，什么东西都有，一到乡下到处都是很好的耕地，乡下的人也都是勤勤恳恳的，有这样的天时地利，若能再加人力，四川确为复兴中国之地！”

至于如何复兴，他说自己也没有什么奇妙的方法，时下中国，最缺少同情心，几百年来专制政体下，无人有团体思想，彼此之间，很少有同情的思想，因无同情，就不屑为人牺牲，金融界的同志们，要以经济救国，就先需具备这两样，一是同情心，二是牺牲精神。

他表示，中行在四川设立分行已二十年，四川的所有分行，是为帮助川省一切事业的；中国银行整个的组织，是帮助中国所有一切事业的，“中国银行根本就是中国四万万同胞的银行！”

结语中，他以自己与四川的深切关系相号召：“还有一点，就是希望以后，诸位都当我是四川一份子，我很愿意，把我一分力量来替诸位办一分事情，要把我是大银行家、大事业家这些头衔丢开，当着我是你们的一个小朋友。本来是，兄弟和四川确有深切的关系，我的祖母就是川省人，所以如果如主人所说的我是出类拔萃的人，这是你四川的血统所给与的。反之，如果不能如诸君所望，吾四川的朋友，恐怕亦要负此责任，所以我很愿意与诸位联合起来，共同建设四川，建设中国！”

一番充满激情的演讲后，何北衡代表四川方面致答辞。何是四川罗江人，毕业于北大法律系，时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连说带做，口才了的，滑稽之中，尤具深意：“我们欢迎张公权先生，是欢迎他对四川的办法，不是他那一堆银元；要是欢迎银元，我们就俗了。是他的道德和才具，不是他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地位；是为公的，不是为私的，要是为私，那么‘同行相忌’，我们就该欢送，四川是公开的，欢迎国内人士来开发，造成救济今日中国的一个大本营。”

演讲会后，张肖梅记其听讲心得，谓：“近日以文眩世之辈，多不胜数，而富有意义之作，终不多，以演说相号召者，亦指不胜屈，而能前后一贯，词气畅达，意味深长，恳切动人，尤不可得，盖以二十余年之精神工作，道德经验，现身说法，恐除总座而外，无与匹矣。”

长年游走在政商两界，经历了民初以来一次次大大小小的金融和商业危机，张嘉璈因对政治的失望，而寄希望于通过推广商业道德来纠偏不良政治，在他看来，商人道德正预示着中国未来的高度。故而自宜入川后，与各分支行的行员一路谈话，用意皆在于建立起银行人的一套道德准则，“本行自有其整个的道德与人格”，他希望经由谈话和训练，让年轻的行员们从他律走向自律。

在湖北沙市，他指出必须要戒除不良“银行习气”：“在内陆之分行，最易染银行之习气；而银行员最犯忌者，又莫甚于银行习气。而所谓银行习气，不外自大而自满。非阔人、大主顾不应酬，非上门生意不照呼；行长深居简出，行员趾高气扬，谓之自大；只知每日例行行务，不知研究新业务；只知保守固有生意，不知创造新生意；只知当地一市之内，不知眼见四乡附近；只知敷衍对付，不知自觅新途径，谓之自满。希望同人切戒此种习气。”

5月6日，在湖北宜昌，他说，我们中行在外界素有保守之名，保守这两个字，并不是一个坏名词，不过保守要分进步与不进步两种，他所希望的，是“进步的保守”，譬如一座老房子，年代虽久，只要墙壁年年粉刷，窗户年年油漆，每天勤加拂拭，仍不失不一所好房子。他希望同人之间形成一种家庭、学校、俱乐部三者交互的氛围：“中国银行号称最大最稳固之银行，欲保持最大二字，须能长久维持期领袖之地位；领袖云者，系当地之最大公司与商号莫不与本行相往来；最新之事业与人物，亦莫不与本行相周旋；而存款放款汇款均比别家为多之谓。欲保持稳固二字，须放款精而开支省；放款精，必须全市业务情形了然于胸中，不论新旧商务，均有研究，养成选择之能力；开支省，必须人人具有相当办事才力，人人均以经理之责自任；即全行行员，其才力，其用心，等于经理，则效率增进，业务加多，而费用不增；但欲达到以上目的，必须先将精神改变，执业机关化；而上下和衷共济，一如家庭；彼此不惮研究，一似学校；全体活泼愉乐，更若俱乐部。”

5月8日，在四川万县中行，他提出一个合格的中国银行行员须遵循的三个标准：一是保持旧道德，即“勤俭信义”，日常用费不出超，宜“俭”；每天工作不积压，宜“勤”；对外做生意，务尚“信义”。二是培养新精神：第一须锻炼体格，第二须宝贵时间，三则作事刻苦，四则服务谦和，五则遵守纪律。三是用旧识见贯彻新精神，以新驭旧。“新知识不能凭空得来，当以旧识见为研讨之基础”，“吾们待人接物，尽可用旧方法，不过吾们心中充满着新精神，看社会进步到什么程度，吾们慢慢的改用新方法。”他特别强调，当晚的谈话，“诸位认为校长的训词，似不足表示亲切，最好当做家长的训诲而常加实践，便是我的谈话有了相当的代价和结果。”

在四川内江，谈到在自流井参观盐井、在内江参观漏棚糖房的感想，他认为“井盐纯粹天然之富源，内江制糖方面，皆数百年前之旧法，毫无人工的改进。与外人之以机械制糖比较，曷啻霄壤之别。此由当地制糖家未受相当之教育，技术上不知改良。”由此，他引申指出：“目前中国银行行员，最大缺点，是旧的行员，只知旧经验；新的行员，只知规章，对内的人员，仅知记帐，对外的行员，仅知老式交易，所以全行人员，未能融化为一炉，互相调剂。”为此，他要求，须“以创造能力打破环境”：“办事同人，应改变旧的习惯，作事不分畛域，大家切实互助。”“今日以后，须事事有创造能力，即小而至于一行的布置，亦须不为环境所牵制，尽可以极省的金钱，自己创造一种新式的设备。”

在四川嘉定演讲时，他设问道，“我人本身之能力是否足敷本行今日之需要？”他认为，川行人员之程度较他省为低，原因在于一是“川省银行钱庄均不进步，川行人员无良好之环境；二是“川行人员多为本地人，即主任阶级，多皆足不出川。”因此提出：“川行人员今日如须补充高深学理，或深厚之经验，实不容易。但未尝不可从最低限度做起。”要补充智识，努力“使银行成一学校，可补同人知识之不足矣。”他特别强调，“智识之不足，以人格补充”，能力不足，则先重道德，次求经验，再则扩充学识。“同人既感知识不足符实，则先将人格提高，因人格一高，可补知识不足之缺憾。若二者都缺，不知补充，则必为人所轻视矣。”

在四川叙府演讲时，他强调：“吾们应以人格与能力为竞争的工具”。指出：川行人员要私德端正，不为社会所指责，智识充足，比别人高，衣服朴素整洁。他强调：“中国银行是整个的，从今以后，吾们要使不论何行人员，变成整个中的一份子。”要淬励精神，以我们的人格与能力，为竞争之工具，“要谋本行各行之平均发展，同时必要先谋每一行同人之平均发展，不论是分支机构或分支机构中之一员，均须步步整理，其有益于地方而能赚钱者留之，否则去之；行员之合乎本行标准者留之，否则去之。”

在渝行，与金融、交通两界的朋友公宴前，他先与行内同人谈话，提出要使中国银行成为近代化大银行，行员应当具备四种要素。第一须有钱庄的智识。“吾国旧式钱庄，虽云失败，但其做法，颇称良好。因其能与真正工商业接近，银行则否，只知走上门来顾客的生意”，但是，银行“单效法中国老成式钱庄果不可，单效法外国银行亦不可，必须有吾们自己的办法，吾称为中国近代式的银行做法。””第二须有洋行之智识，因为“钱庄的失败，在不明了近代工商业，与夫世界贸易的趋势，往往囿于一隅，囿于旧习。”第三须抱如在大学研究院之心理。“现代学术，日新月异，银行已变学术化”。最后，须有教会的精神。“外国人到中国来什么不懂，但能战胜旧环境，创造新环境，不为环境所同化，继续创造其事业，吾辈现注意内陆，则内陆的同仁，不特能吃苦，且须有打破旧环境，创造新环境的能力。”“吾人虽应备以上四种要素，但须力避其恶习，如钱庄的经理做私生意，店员宕帐，洋行之买办恶习，研究院之书呆，只知书本上原理原则，宗教家之慈善气，只知销用别人的钱，不知生产，若能扫除这种缺点，而具有此四种智识与精神，吾中国银行就可称为近代式的银行！”

谈了这四个要素后，他重提理想中的中国银行行员的标准，以示求贤若渴之意：“一、健全的智识。旧的钱庄智识，新的洋行头脑，人人能看中外银行经济书籍与报章；二、道德的观念。人人知道，不营私，不舞弊，不投机，不嫖不赌，有公德心；三、强健的体格。人人能运动，面色光辉，身强体壮，能吃苦。四、互助的精神。不分彼此，共同增加效率，节省人力。”

日后，张嘉璈回到上海，在“九十四号”红楼作中行内部聚餐会演讲，他特别讲到，“发展内陆，人比钱要紧。”他说，此次到四川，上次到西北，备受各地欢迎，自惭无才无德，不足当此，惟本行自有其整个的道德与人格，足为外界所敬重。惟此种道德与人格，乃全体同人所共同缔成，因觉本行内陆人才之缺乏，亟宜“储才备用”，积极的注重人事，加以集中训练。

他说，“今日欲开发内陆，并不拿钱放账，就算了事，必须有新智识之杰出人才，研究各业衰败之病源，逐一改善而组织之，方有农业贷款可放，或工业贷款可放。否则与旧式钱庄，有何分别，吾辈不过为旧式钱庄垫腰而已。”为此他提出，为内陆建设计，迅速训练人才，“如今各地有各地的行员，如何使其精神一致，最为困难，我人固不能将各行的行员，一一从机器中制造出来，使全体行员成为同一之模型；但欲求精神之整齐，和组织之健全，自非集中训练不为功。今日各地行员的精神，幸赖在行年深日久之老行长所薰育，所维系，但人事变迁，近来新进行员，日见增多，分子日益复杂，假使没有统一的精神，将来组织愈大，愈难维系。”他要求组织人事委员会，由各处保送人员，先加以体格上、道德上、学识上之训练，在相当期满后，再派遣各地工作。

其时，卢作孚因事由川来沪，也来到极司菲尔路“九十四号”红楼，参加了6月22日的聚餐会，并应邀作演说。其演说主旨与张嘉璈不谋而合，要之在于，凡事业之成败，无不以人为中心，故我人建设事业尚易，训练人才实难，目下之社会潮流，都讲求物质上的享乐主义，必须树立为事业而努力、以事业改进社会的观念，使人人获得正确的成才途径，这乃是当前“急务”。

……  ……

1934年6月4日，是张嘉璈一行在四川停留的最后一天。“本日濒行，百事猬集，时候之贵重，一分钟均有计划”，从早晨起，张嘉璈就十分忙碌。“上午接见同人，午刻海关李税务司宴，介绍渝埠洋商。后过河至南山何小勋君茶点，返至曹家巷看旧日行址，旋申汉纱厂茶会，直至夜八时，始在坊处开餐。”当晚十时，张嘉璈一行登船离开重庆南天门码头。好友何北衡阖家来送，卢作孚也亲到轮送行，旧雨故交，高谊可感，也算是为此行画一个尚称圆满的句号。

他所谋者，是在畸形繁荣的都市和日渐凋敝的内陆之间搭一根桥梁，就像他的朋友卢作孚、梁漱溟做的那样，是以，这么多年，行务之暇，他都在足无宁趾地奔走，呼朋结友，盱衡时势，统筹兼顾，凡事虚心。他知道，这么做虽不能把陷溺于灯红酒绿和水深炎热中的人们完全拯救出来，但至少，可以变更都市与内陆的环境，促进有组织、有生命的机能。中国之所以大，正因为它有着广大的腹地啊。

四周是沉沉的夜。铁壳的船体下，逝水汤汤。“川行的一场喜事，告一段落，又拆去灯彩”。眼下是1934年春夏之交的中国，于这些都市客而言，去过那布帛蔬粟的出作入息之生活，恐怕也只是一己痴梦，不定有多少事儿，在前头等着他们呢。重入修罗场的忐忑与不安，如一片阴云移上张嘉璈的心头，渐渐弥散开去了。

原载《四川文学》2020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