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战英雄张逸民回忆录81
1958年底，我被任命为快艇1大队大队长。我希望能在大队长位置上，多做一些对鱼雷快艇建设和发展有益的事，新官上任烧了三把火，第一把火，是自立军令状，请支队给我一年时间，我保证有质、有量完成这批19名艇长的训练任务，保证这批新艇长一年后，便可担负战备任务。第二把火，是抓航行安全。第三把火，是烧掉了1大队的“老、大、难”。
部队跟普通老百姓居家过日子一样，也是哪家都会有几本难念的经呢。依我看，这些“老、大、难”的问题，关键不是有没有的事，而是在于摆在那里，长期不得解决。这是一层意思，而第二层意思，有老大难问题，关键在于长期没人去解决，丢在一旁，无人过问。于是新的变老了，老的变难变大了。我作为1大队的主官，我决心不去弯弯绕，要敢于面对，敢于硬碰硬。有些事，我尽管无能为力不能从根上解决，那就尽力去办，能解决多少是多少，我在职务上尽力了也就无憾了。我的态度就是党把我摆在这，我尽职尽责了、努力了也就心安了。一个干部在岗位上，必须天天不闲着才对得起党，才没辜负组织的信任。
快艇1大队究竟有些什么老大难的问题呢？我是1953年从北海调到1大队的，到我任1大队大队长时应该在1大队有六年时光了。依我自己的感觉，1大队有三大难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沿岸航行触碰渔网的问题、艇长实放操雷时的沉雷问题、没有适于鱼雷艇自己的战法问题。
先解决渔网问题。这件事我没法抽身亲自去搞调研，但我可以组成一个调研队，组织人员去广泛调查。看看这海区里的渔网问题，究竟有什么秘密？由浙江人、福建人组成的调研组，人选好后，我先给调研组人员讲课，题目是“如何搞调查研究？”讲了课，我交待给这些人的任务就是回到家乡，搞清沿岸、海岛海域都是什么样的捕鱼工具？在家乡按实际情况，按一定比例，做出模型并带回部队。
这些战士，有的是老兵、有的是新兵，其中有个新水兵名字叫邬学抱，人个头儿不算高，很聪明也很实在，是舟山六横人。归队时，他带来的模型最好，受到我的表扬。我将这些模型全摆在食堂，让大家参观。你别看这模型不起眼，这渔网问题，可是艇员们心头上的一块病。一出海就担心碰上渔网，既给渔民造成损失，又给鱼雷艇部队造成很大的精神负担。现在一展览，都知道渔网是怎样在水中、水下安放的了。也知道是怎么在水下捕鱼的了。网在水下状态一目了然。这不仅给1大队的人上了生动的一课，也给全支队的人员上了生动的一课。大家叫好是小事，从此渔网的事艇长们再没有精神负担了，这才是大事。渔网问题成为老大难，经过调研，了解了真相后，大家才恍然大悟。其实没多少奥秘，就是隔着一层纸，外人看不见，一旦这层面纱一揭开，还了事物本来面貌，问题就解决了，老大难也就不难了。而这个关键就是要脑勤腿勤，多搞些调研。所谓老大难都不难解决。
第二个解决沉雷问题。这是个真正的老大难问题。但这又不是我个人所能彻底解决的问题。这里边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沉雷的态度，这或许是个核心问题。总部和海军，都对鱼雷艇训练沉雷问题有明文规定：实放操雷时水深必须在20米水深内进行。也就是说只要20米等深线上放雷，发生沉雷是没责任的。因此，20米水深放雷成了一条铁律，谁也不敢越过雷池一步。而对实放鱼雷的艇长也有相关的规定：只要射出的鱼雷浮起，你必须捞起来，并拖送给捞雷船。否则中途沉没则负有责任，或被关禁闭，或有其他行政处分。我是使用者，我研究沉雷问题，既不能完全从使用者角度去探讨问题，又不能对海军规定涉足太深。因此，我调研沉雷一事，遇到的麻烦又真的耐人寻思。
我虽是艇长出身的大队长，此刻调研鱼雷沉雷一事，还需要多听听专家的意见。于是我去找支队水鱼雷业务长尚学义同志。尚业务长是支队一位得到广泛认可的业务高手。有关鱼雷和进攻战术，我常与尚业务长有接触，因此天长日久，也就有了友谊。我打电话给尚学义，提出想借支队保存的沉雷档案。我只是想搞点调研，因为今年新艇长放雷比较多，想琢磨一下如何减少不沉或少沉雷的事。尚业务长听我这么一讲，满口答应，没有任何啰嗦话，并说：“我将资料整理整理，全部给你用。你若再看不明白，再打电话给我，我会帮助你的。”
三天后，尚业务长来电话，说材料准备好了，要我有空时去他的办公室去拿。我拿回有二三公斤重一大包材料。有了资料就有了真凭实据，这是我调研的依据，好高兴啊。说真话，身边有了这一大包材料，我就问自己：能会有成果吗？能找到不沉雷或少沉雷的钥匙吗？或许要在半年后见分晓了。
我和政委的宿舍就是办公室。我们俩共住一间只有20平方米的居室，一人一半属于自己的天地。我天天要三次出海训练，又有一大堆的日常事务。所以我搞关于沉雷的调研，不能占用我的正式时间。我天天有空就看资料，看完之后，再详尽分析资料。解决问题全在资料分析上，这就等于了解了资料，还要细细消化。消化好了才能出成果。消化不了，则会拉稀跑肚，资源也就浪费了。所以我得边消化边思考，争取消化得最细微，绝不让有一点点浪费。
我早就想过了，我这类调研，不可大张旗鼓，就是天天像看书一样细看，天天有分析和思考。这些资料就摆在床头，能在新艇长放雷前拿下就谢天谢地了。毕诚常问我：“大队长，你睡眠不足啊，老是躺床上看资料，这样不行啊？”
这一大包资料看完后，我留下了二大印象。首先是资料不全还欠完整，有的只是记录了现象。二是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是吓了一大跳。吓一跳在何处？沉雷太多了。当时训练用的鱼雷都是从苏联进口的，价格非常昂贵，一条鱼雷就是12台大马力的拖拉机的价格啊！在国家怎么艰难的当时，怎能不心疼？
调研沉雷的事，第一道工序完成之后，经过归纳整理、分类，并将沉雷原因加以形象化处理之后，心里立刻亮堂了许多，不再含糊不清了。也觉得这么多沉雷事故，也都记在心头上了。
我首先将沉雷的详细时间、沉雷海域、沉雷水深，全部标于图上。然后，将沉雷过程全部记录，一一加以分析、分类、比较、综述，最后确定沉雷原因。
经过将沉雷原因分类比较后，确定沉雷有三种原因及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鱼雷发射后很正常，走完行程后喷水浮起，因打捞措施不当或拖带时出了差错，结果中途沉没。这类情况沉雷数大约占沉雷总数的四分之一。在我看来，这是个人为原因造成的，是可控的数字，以后要全力以赴加以解决。
第二种情况：就是鱼雷从艇上射出后，始终不见鱼雷航迹，甚至在1～2百米范围内也找不到一点鱼雷航迹。这对使用者来说，毫无办法，也无能为力，只能望着海水叹息。
第三类情况，就是鱼雷出发射管后，入水正常，鱼雷航迹也通过了靶船。但是航迹通过靶船后，再没发现鱼雷航迹，就这样稀里糊涂把鱼雷丢失了。这类情况沉雷较多，约占二分之一。
手头有了这三种情况的可靠数据，我心里不发毛了。我能认定，至少这占四分之一的第一种情况，只要仔细分析研究，制定出稳妥的捞雷措施，便可确保第一类沉雷不再发生。说实话，能减少四分之一的沉雷，那也是很大的成绩啊。第二类情况，可暂作为鱼雷自身故障所至，可不去研究。而第三类情况，一方面数目很大，另一方面，情况仍不甚明确。比较难说，是真的没有鱼雷航迹呢，还是靶船、艇上组织观察不力造成的呢？既无发现，又没法肯定。假如这类情况的一半，是有鱼雷航迹，但因有风浪造成海面上有鱼雷航迹不够明显，或是因靶船航迹影响了快艇观察。一句话，这种情况的沉雷是大有潜力可挖的。
能从第三类沉雷情况数字中解决一半，那就是巨大的成功啊。这就是说，我们这些使用鱼雷者，若能百分之七、八十不出差错，至少可以减少掉一半的沉雷啊，谁能说那不是一种特殊的贡献呢？
调研至此，已初见眉目，此时已是1959年5月初了。这正是江南春暖花开的季节。现在的问题，就是设法寻找一个万全之策，解决浮出水面的鱼雷，确保捞雷万无一失。
于是我根据沉雷的档案纪录和我自己向老艇长们的调查，以及我个人的放雷经历。归纳出艇长捞雷时的五种错误动作，最终导致沉雷事故的发生：
一是艇长操艇距鱼雷10米左右上徘徊犹豫，致使打捞时间过长，造成鱼雷自行沉没。
二是艇长操艇打捞时，动作太猛，艇首碰上雷头，因雷头进水，最终鱼雷沉没。
三是艇长追踪鱼雷航迹，前期很清楚，后期则追丢了鱼雷航迹，最后将鱼雷丢失。
四是有的鱼雷跑完最大行程后，确实排水了，但未完全排净，鱼雷处于一种半浮状态之中，浮力只能支撑3～5分钟。此时艇长一旦捞雷时间稍长，就可能使鱼雷沉没。
五是艇长捞起鱼雷后，且已拴好，皆因动作太猛，或拖带时，因风浪阻力等原因，拖索断掉，鱼雷丢失或沉掉。
以上五种情况，大致就是全部沉雷的表象，针对上述情况，改善捞雷措施，以提高捞雷质量。目的就是一个，使用者绝不能因捞雷动作不当使鱼雷沉没。
就快艇而言，这绝不是大队一家所能解决得了的大事，应当三管齐下来解决沉雷事故。第一，鱼雷检查所归支队管理，鱼雷检查好坏这道关应由支队把好。第二，实放操雷的组织指挥是大队的责任，大队观察组一定要加强，以确保发现鱼雷航迹。第三，艇长必须组织好实施操雷时的观察瞭望，要在鱼雷入水后，能及时而准确地发现鱼雷航迹。确保追踪时，鱼雷航迹不间断。鱼雷行程跑完上浮时，要及时发现、及时捞雷。艇上要实行三组合一的办法，以加强快艇射雷后的追雷、捞雷、拖雷工作。
这三组是放雷后的责任是观察组，观察组由水手长、鱼雷兵和前枪炮手组成。而捞雷组成员还是这三个人，但是其中应由一人跳下水去，应选择水性好的同志去水中完成将拖钩挂好。拖带鱼雷时是监护组，以最低速送雷。特别风浪较大时，更应单车航行，绝不能因速度过大而沉雷。监护组由鱼雷兵、枪炮兵组成。
这次调研中，我还有了个新发现，即《条例》规定实放操雷必须在20米深度内进行。规定20米是出于什么考虑？在规定这个深度上放雷，没听说谁向海军建议修改过，大家都是严格执行了。这个深度合适不？这个深度有什么好处？则无人过问。各级只知道这个深度不可逾越，老老实实去办了就是发生沉雷也是合情、合理又合法。因此十年过去了，一切照旧。
因此我说，这个深度规定是条红线，谁都摸不得、碰不得。这条红线，实际上是不动脑子、不设想问题的领导的保护伞。沉那么多鱼雷无人心疼，损失是国家的钱，也不用个人掏腰包。我是个小小的大队长，敢碰这规定吗？敢触动这条红线吗？
据说，规定水深20米是为便于捞雷。请问，沉雷那么多究竟捞上来几条？我这次调研却获得这样一个数据，训练用的操雷，设定水深都是设定在水深10～12米内。而鱼雷从发射管入水后，鱼雷的横舵不可能马上稳定在规定的水深上。而是要经过2～3次的大起伏后方可稳定在设定的水深上。这2～3起伏是多大呢？据水下记录仪器的记录大多在11～12米深度上。如果说设定在10米水深，要再加上12米起伏深度，那就触底了，没有了安全机动余地。据此，我认为30米～35米以上水深放雷，才是合理的深度。
我调研的结果，证明了在深水中放操雷，才更安全、更合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死守这20米水深的红线规定呢？请示报告，那会让领导担责，绝不会被批准，搞不好还会招惹一身麻烦。快6支队下属各大队，过去实放操雷的老地方都在黄大洋。我则自作主张改为佛渡水道。这儿水深普遍在50米以上，且流急，这里一般没大风，即便有风浪也很小。但我不能私自改鱼雷射击场。
因此，我事先与支队作训科长王银河商量，请他支持我。我跟他讲了实话，我把调研沉雷的思考全告诉了他。我又说：“如果沉了雷，我承担责任。如果舰队、海军要追查由我一人全包，别人谁也没责任。”想干成一件事，怕负责是不行的。王银河很支持我。就这样，大队先后在佛渡水道上实放了60多条操雷无一沉没，全捞起来了。试验大获成功。
说实话，我这类调研虽很成功，也找到至少可以大量减少沉雷的办法，可就是这般无声无响地过去了。我如没有写这份回忆录，在支队范围除了为数不多的人知道真实情况外，几乎谁都不知道我还搞过鱼雷的调研。我的调研鱼雷，就是为了减少沉雷，这个初衷达到了，我已经别无所求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单调。
1958年底我登上了快艇1大队大队长这一平台。1959年初我点燃了上任的三把火，让快艇1大队经受了一次仅次于战斗的大洗礼，到了年终，我们经受了总参、海军、东海舰队的检查。好评如潮之后，我才敢仰天长啸：“张逸民，今天你真的把大队长这张平台发挥到极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