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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小哥式的工作”离我们还有多远 ——企业“隐控式组织”进行时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让人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外卖小哥的工作，我们会慨叹、会同情，但无论慨叹什么、如何同情，也难抵文字浪潮的冲击与吞噬，少有他想，因与己无关。 但是，果真如此吗？想一想，当我们被来自电脑、手机、手表等设备弹出的日程安排催促而疲于应付各项工作的时候，这与外卖小哥有多大的差别？外卖小哥的工作，就像一朵浪花，但它折射出了所有人可能的未来：当机器变得越来越像人的时候，我们人却变得越来越像机器。我们居于其中的组织中，则正在伸出一只“隐蔽之手”，监视、控制、塑造着人们。这里，姑且将这种组织称之为“隐控式组织”吧！因为它正在以我们难以意识和觉察到的方式左右着组织与人。 外卖小哥式的工作，以及隐控式组织，离我们并不遥远，如果我们未能意识到这一点，这一切就会越来越快地离我们越来越近。 企业组织的百年梦魇 马克斯·韦伯曾说：
而后，德鲁克也曾说过类似的话：
我们不喜欢这样的“机械式组织”，不愿意被当成一个齿轮，不希望成为《摩登时代》中的卓别林。百年来，各种管理理论层出不穷，都希望去对抗、化解“工具理性”，都希望砸碎科层组织/机械型组织，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批判，如凡勃仑说的“训练出来的无能”、韦伯说的“理性铁笼”、杜威说的“职业性精神错乱”、沃诺特说的“职业性扭曲”、本尼斯说的“没有人的组织”，汉迪说的“组织常是灵魂的牢笼”、阿伦特说的“平庸的恶”、斯科特说的“制度性神经症”，等等。 而时至今日，这股工具理性的力量将可能变得更普遍、更强大，而且以一个更加隐蔽的方式侵入甚至控制我们的组织、工作与生活。一旦“隐蔽式组织”形成，人已非人，已被客体化，不过是算法中的一串数据而已。知识即权力，数据亦是权力，人之感知、身份、工作、生活都可能成为“隐控”的对象。如果仅仅将这视之为一个数据隐私问题，那么就会陷入更大的困局与危险。 企业组织的百年梦魇重新袭来！“隐控式组织”作为机械型组织的隐形加强版，已经渐行渐近，离我们不远了！也就是说，未来人人都可能上演“外卖小哥式的工作”。 企业组织的隐控式策略 企业组织之“隐控”，因其对象不同，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用户的“隐控式商业模式”，例如谷歌、脸书，即是如此。它们无孔不入地搜集用户数据，建立客户档案，借此实现其精准广告业务，攫取大量的利润。对此，相信每个人都有切身的体会，例如有一日，我和朋友聊到瘦金体之后，很快就收到APP推送的相关文章。再如苹果刚推出不久的ios14，打开每一个APP，都会弹出是否连接本地网络设备的信息条，当用户选择允许连接，那么用户的数据就能够被跨设备地整合。 “隐控式组织”完全可以基于获取的用户数据，计算用户的偏好、习惯，乃至智商、情感与性格等，“隐控式组织”只要获取一个用户68个点赞的内容，就可以把这个用户看得透透的，如其性取向、政党认同等。由此能力，“隐控式组织”完全可以实现对用户的监视、诱导、操控和塑造。它们“计算”用户拱手相让的数据以“算计”用户。一位硅谷著名公司的首席数据科学家就曾说：“我们所做的一切，目标都是为了大规模改变人们的实际行为。人们在使用我们的app的时候，我们能获取其行为模式，区分其行为的好坏，并开发不同的方式来奖优罚劣。我们可以检测我们提供的奖惩措施对他们的效果以及我们从中的获利能力。”而被扒光的用户对“算法黑箱”一无所知、缺少警惕，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隐蔽之手”的操控，还乐此不彼地消费购物和欣然接纳被“篡改”的自我。 另一种是针对员工的“隐控式管理模式”，类似的，企业可以搜集各种员工数据，建立员工档案，施行监控策略。例如跨屏数据指标看板，可以实时地查看员工的表现；曾有物业公司的人对我说，他们正准备通过智能手环搜集哪位员工在哪栋哪层打扫卫生多久等信息。这样的监控是明显的，最近有人对我说，公司要求他们填报各种数据，例如在什么时间、地点拜访了哪位客户，感觉公司在监视自己。 也存在一些隐蔽的方式，例如有公司基于员工体检报告数据，作出裁员等人事安排上的决策，还有公司利用即时通讯、会议室预定数据绘制员工社交网络作为决策依据，想一想这可以做什么吧。组织若要实施“隐控策略”，机会与方式很多，例如通过抓取员工Outlook日程表中的数据，就可以设置不同工作应该在多长时间内完成的规则，据说还有工具可以记录员工在办公室的位置、在办公桌前坐了多长时间，甚至可以根据步态识别员工。 企业隐控式组织何以可能 何以如此？背后的推动力即数字技术。在数字时代，企业组织可以采集、存储和分析一切数据，以实施监控策略，这是过去不现实、不可能的。而现在的组织，完全有能力利用数据建立全面的、立体的用户/员工画像，进而实施监控，已达成商业/管理目标。 这种组织控制的欲望、逻辑和实践早已有之，只是数字时代变得更可能、可行。在疫情之下，公司监控策略也将变得具有合法性。当年谷歌是否定广告业务的，虽然也搜集用户数据，但是是为了优化搜索服务的体验，而随之“网络泡沫”及带来的危机，谷歌开始开展精准广告业务，将搜集到的数据转化为利润。 当下也是如此，因为疫情，有软件可以监视在家办公员工电脑上各种软件的使用量，其开发商认为，公司有权知道员工在家做什么；还有公司复工之后，利用地图软件监视员工的社交距离。这样的监视软件一旦被使用，很难说在疫情之后会撤销。所谓的非常时期的非常实践将制度化、正常化、正当化。 那么，为什么企业“隐控式组织”可以避开人们的视线，在人们不经意间浮现而出、建构而成？因为它时不时地会穿上四件漂亮的外衣： 外衣一：免费的盛宴。 有的人认为，为了获取免费服务，让渡数据是应该的。这简直就是自欺欺人，难道你的数据一文不值吗？那么，为什么存在大数据交易行为？有研究表明，那些付费的软件所搜集的用户数据少于免费的软件，这也足以说明数据是有价格的。作为用户不妨想一下，你是否参与了个人数据的定价，这场交易是否公平？人们在免费之盛宴上自我麻痹，将数据拱手相让，成就了“隐控式组织”。 外衣二：个性的追逐。 也有人认为，为了获取个性化服务，让渡数据是值得的。没错，如果开放个人信息，也许可以获得个性化服务，但也因此付出一系列代价：企业可能会滥用你的个人数据，你的需求会被刺激、开发、塑造和创造，甚至增加、增多不健康消费，并在这个过程中暗暗地塑造人之感知、身份、工作与生活。试问，我们的选择在多大程度上是自主自由的，多大程度上被指令设定的？如果不是出于自由选择，那么所谓的个性化只是幻象而已，“自我”则被“劫持”成为“傀儡”。我们应该对让渡数据一事不假思索地轻易滑过吗？如何规范企业组织采集与利用数据？人们在个性化的追逐中自我欺骗，将数据拱手相让，成就了“隐控式组织”。 外衣三：科技的必然。 有人认为，这是科技发展的必然，无可避免。科技如何发展、如何利用，并非规律使然，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回顾工业自动化的历史便可以知道这一点，在当时，其实“数值控制技术”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存在多种与之相竞争的技术，但是最终为什么选择了这项技术，并不是这项技术更具技术与经济上的优势，最重要的原因是，这种技术将控制权交给了管理层，而不是工人。如果有一天“隐控式组织”成为现实，那同样是出于人们的选择和建构。谷歌就正在这么做，例如谷歌与政府人员的双向流动、谷歌对学术研究的赞助与影响，都是在试图影响政策制定、试图建构监控的合法性。而人们会在种种诉讼、争论中渐渐漠然、麻木、习惯化。久而久之，隐控式组织就可能成为不必讨论或不可讨论的“现实”，被视为理所当然。人们在科技的崇拜中，放弃主动选择，成就了“隐控式组织”。(对此观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阅读《数字技术的反思录3：技术的后果：规律，还是选择》) 外衣四：浪漫的情怀。 人们认为，互联网带来了分散化、去中心化、商业民主化与人性的回归，现在看来，这仅仅是一种愿望，而不是现实。如果人们过于浪漫、盲目乐观，那么就只会看到旧权力的消散，而看不到新权力的崛起，殊不知这种新权力更强大、更隐蔽，甚或成为一种新的规训方式，而且主体就是“隐控式组织”。人们在浪漫的情怀中，疏于审慎思考，成就了“隐控式组织”。 未来，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被“隐控”的消费者，或者是被“隐控”的员工，都可能上演“外卖小哥式的工作”。但最终的结局如何，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隐控式组织”是对未来企业组织的命名与描述，只是揭示一种组织演进的可能性，没有必然性，但只有将之揭示出来，才可能进入人们的意识和思考层面，才可能促使人们理解它寻求解决方案，以免使之成为现实。 全文摘自微信公众号《管理思考录》文章作者：刘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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