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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香美院士:C（开放医生多点执业）和D（现代信息技术颠覆性的变革）联合起来更适合作为解决医疗痛点的方案。但要想多点职业，政策上还并未理顺。我们现在高明的医生还不多，需要国家加大对医生培训体系的投入，但现在国家在这方面没什么投入，包括住院医生培训、专科医生培训，几乎都没有费用。要想培养一个高明的专科医生，不大量投入费用怎么培训？没有人怎么能多点职业？现在，大医院的大医生应该多去指导基层医生。但是，现在制度还不健全，我国的医生多点职业，就是哪里需要就到哪儿去，这会带来很大的医疗风险。而国外发达国家的“多点”基本是固定的，医生可以在周六、周日固定到某一个级别的医院去看一些疑难病人。我国的多点执业政策已经出台了，但是配套政策没有完善，所以就造成了任何一个院长也不愿意让医生出去，还是因为医生太少，医生到别处执业后，原本就职的医院还有那么多医病人等着看病，这又出现医疗隐患问题。要想解决这个体制问题，调研和顶层设计、顶层决策是相辅相成的，而且多点执业必须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因为医生少，所以要提高医生智慧的应用率、使用率，医生是有智慧的高知阶层，他们的智慧要集中起来，而且要提高医生的工资待遇，来体现出其智慧的价值。这其中涉及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近这五年，我在医师协会当肾脏病的会长，这些年走遍了31个省市做基层培训。虽然培训确实很辛苦，但是如果我们坐在大医院里，不去看一下二级、一级医院，尤其是农村边远地区，可能都想象不到那些医院的水平。所以，基层培训很重要。除了培训基础医院的医生，大医院的医生还要拿出一点时间，放在智慧医疗、人工智能上，这有助于把我们的智慧集中起来，促进人工智能在诊断方面提供更科学的、人与机器相结合的一种诊断模式。 肖飞教授:正如陈院士所讲的，解决的方向很明确，但是解决起来很复杂，其中涉及人员的培训、增加投入，此外还包括大医院的医生聚合智慧，用人工智能的方式辐射到基层医院。 武志昂教授:我同意刚才陈院士讲的，实际上适合我们国家医疗的解决方案应当是综合的。我觉得可能还有几个方面的事情必须整合进来。第一，建立商业保险体系，因为我们不能指望用三险这么低的筹资水平来解决很多问题，包括医生收入的问题。钱总得有出处，而商业保险是一个非常好的弥补。非常重要的是，当前我国其实已经具有收入差异化的人群特征，基于收入的差异，对于健康保障需求的差异显然也是存在的。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商业保险来满足这些人对更高的医疗保障的追求。年收入100万和收入1万块钱的人，都在挤基本医疗保险。再说，如果不提供商业保险，中国很多富有的人就跑到美国、欧洲去看病了，这叫医疗旅行，而且听说这种生意还非常火爆。所以干嘛不尽快放开商业保险呢？另一方面，需要让老百姓树立保险的理念，知道如果想得到好的健康保障，是应该花钱的。其实，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里面早就讲到要搞商业保险，现实为什么搞不起来？因为拿不到精算的数据，开发不了产品，这还是数据不公开的原因导致的。这些数据一旦公开了，保险公司就可以基于这些数据来设计适宜的保险产品，卖给不同的人。第二，解放医生。美国的医生为什么可以自由执业？举个例子就可以说明，美国的医生如果自己办了个诊所，他开张化验单，就有面向社会服务的化验公司给他化验，他开张影像学检查单，就有机构帮他做影像检查，甚至他要做手术，都可以预约公用手术室去做手术。这些配套才是医生自由的基础。第三，出台激励智慧医疗的政策和方案。在现实操作中，基于互联网、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医疗，并没有真正的落地措施和方法。现在已经有人在智慧医疗领域开展实践了，比如主持人肖飞博士在风湿病领域的尝试，已取得了一些成就，改善了病人的转归。这些实践经验应当转化、升华成具体政策和方案，那么每种疾病都可以如此深耕下去来解决问题。第四，明确公益和公立的关系。最普遍的逻辑是公益必然要公立。台湾的经验证明：不见得！台湾医疗90%是私立的，也做得很好。因此，应该考虑用市场机制来构建更加有逻辑的医疗体系。我们往往想用行政的方法解决问题，然而实践证明，最后得到的结果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比如很硬性的限抗、很硬性的药占比，有些时候可能反而会损害病人的治疗利益。所以，要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急切问题，在行政方法的基础上，慢慢还是要用市场机制调动参与各方的利益都得到充分的保障。可以说，公益化和市场机制之间不是对立的。就像英国对医生考核的是社区老百姓健康保障水平的提高、社区健康保障的满意度，以此来支付医生费用，其中就存在着市场机制。 范金成书记:居民在获取医疗卫生服务的时候，痛点有很多，比如排队长、付费难、看好医生难、自费比例高……但是，医疗卫生的核心矛盾实际上是供需之间的矛盾，需求的无限性跟医疗卫生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其中最重要的资源是医生。如果把医生的资源释放了、激活了、放大了，他所提供的服务在覆盖面、效率、数量和质量上都会更好。但是现在偏偏培养医生很难，优质生源学医的少，学医毕业以后不愿从医的却不少。在现有存量医生的基础上，要让他们提供更多的服务，就要解放生产力，这就要靠制度和手段，多点执业就是制度之一。此外，现在70%的医疗费用是被慢性病用掉的，而70%~80%的慢性病是可以防治的，完全可以通过健康生活方式来改变健康状态，达到全民健康。慢性病少了，就诊率就降低了，费用也就下来了，省下来的钱可以用来开发更好的新药。所以，居民个人的生活习惯非常重要。 赵岩教授:多点执业的方向肯定对，但是贯彻实行起来有好多问题。比如我有个同学是北京很有名的眼底病专家，他所在的医院放开了多点执业以后，我同学几乎每个晚上都在外面做手术，他说自己一个礼拜在医院最多做四台，但一晚上在外面可以做十台。所以，现在的多点执业只是鼓励或者激励了一帮医疗界的精英用自己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再去做奉献，而真正的多点执业应该是所有医务人员执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技术的变革肯定会给各行各业带来巨大的改变，医务人员一定要勇敢地张开双臂拥抱它。不管哪个行业，谁最先拥抱技术的变革，这个行业就会更好地成长。 ▽详尽报道请见《康复·生命新知》杂志2019年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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