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特别推荐 | 贾康：变压力为动力：应对“特朗普减税冲击”

（本文系贾康先生2017年12月12日在“华尔街见闻”主办的“2018全球投资峰会”上的发言）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这个题目大家一定非常关注，我尽量简要地谈谈自己的基本看法。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人民日报曾经对特朗普减税有过一个短文作出评价，网上一搜现在还有，我知道那是4月间的事情了。我今天的思路可以说和当时人民日报那个署名文章角度确实不一样，我注意到当时的反应似乎更多表达了所谓特朗普减税冲击对中国和其他经济体有多少多少负面影响，但是我今天是反过来想，要知道有些事情我们是无力去做什么改变的。我自己形成的一个基本看法，是落在特朗普减税冲击可以在中国“变压力为动力”这个认识上。

特朗普他这个人很有个性，大家一定注意到，在美国对他的评价也有明显的两端。据我了解，美国的所谓精英阶层对他非常反感，但是比较靠下端的很多人对他却是力挺。实际博弈的结果在减税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当时在竞选里做出的减税计划的承诺，新近在美国议会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了法案框架。后面就是这两院的版本还有差别，要经过相互协商，然后得出一个最终版本，再经两院投票以后总统签字，那就生效了。估计这个事情如果不出大的意外，明年我们应该看到它要跟美国的实践对接了。当然，这个最新的一轮信息又再次引起了全球高度关注，各个方面都在热议。

显然美国它作为头号强国这样一个减税的举措，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而且我认为按这个轨道走下去，特朗普减税取得一定的成效，乃至明显的成效，是大概率事件。不管特朗普其他哪些事儿靠谱，哪些事儿不靠谱，但是他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在激烈的竞争中最后取得了总统之位，在经济领域里的一些基本主张，至少减税这一条，我认为靠谱。此外，他说在美国要推动基础设施更新的建设也靠谱。这些事情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但我再重复一下：它可能产生的所谓“外溢性”对其他经济体包括中国所形成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谁有可能这时候表达一些这样的看法以后去影响美国人的这个过程呢？我是看不出来有多大作用空间。我们客观所处的是一个全球化的、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这样一个世界市场环境，中国已经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全球化这个进程，而且特别强调我们要全面开放。在全面开放的情况下，中国别无选择，外部如果有冲击、有压力的话，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变压力为动力，更为积极地做好自己的事情——我认为这是积极地正面来考虑问题我们所应该持有的一个态度。

中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当然就要做一些相关分析。美国特朗普减税这个事项带来的，当然是在特朗普竞选口号“使美国重归伟大”方面有所作为。但是美国、日本、欧盟成员国这些发达经济体，现在跟中国已经形成了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双方或者多方之间的互动，并不全是竞争，还有合作，还有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的竞争合作中间我们要走通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发展之路，寻求共赢。这样一条道路上，共赢多赢已有我们研究的供给侧创新所带来的从微观层面大家不断感受的共享经济对创新中多赢的支撑；从宏观来说，我说一句难听的话，就是供给侧创新在制约的角度来说早已经推到了“核威慑”这样一个基本格局，核威慑之下人类有极大的可能性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近年大家看到了北朝鲜这个事情闹得这么紧张，网上看到有预测了，说18号要开打了，后来俄罗斯给美国递了一条消息，整个局面又变了。俄罗斯是什么背景？大家想想，俄罗斯手上有什么？这些事情非常复杂，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是我们要注意的邓小平所说中国再不可失的发展机遇，现在依据就是在生产力发展、供给侧创新支撑之下，我们于发展中间可能走通和平崛起之路。按照这样一个大道理来考虑问题，也可以对应到现在所谓特朗普减税的外部冲击上。

基于这样一个带哲理视角的认识，下面我谈四个层面的基本看法。

第一，要看到美国和中国在减税方面是有共同点的。我说这是中美的共同选项，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已经在减税实践中间有积累的经验，而且得到了相对应的理论方面的指导。美国上个世纪著名的80年代“里根经济学”咱们记忆犹新，它那个减税实践，已经在学术界做过反复研讨。中国也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不断地在强调要减税让利，搞活企业。中美两边的方略，都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果：里根经济学带来了里根在美国历届总统中历史评价上的极高地位，有人甚至说他就仅次于罗斯福了。在中国减税让利搞活企业的过程中，虽然也走得跌跌撞撞，但是谁也不可否定到了90年代以后，顺着这个大的趋向邓小平南巡一锤定音，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必须活起来，他们的负担应该尽可能减少，这已经是有共识的一个趋向。

在当下，进一步消除世界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背景之下，美国人有了特朗普这样一个有个性的领导者，他是基于供给学派政策思路和以往的经验，结合上他的竞选纲领，当然要看重以减税来促使美国走向所谓重新伟大，而中国现在是要做什么呢？我们要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请各位注意，我强调的也是供给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战略方针，是十九大所说的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在这个供给侧的制度供给方面，就包括了降低制度成本的减税这样一个选项。但也有区别，区别我们这里先不展开说，共性就是中国、美国在在减税这方面，美国是要让它进一步振作而重新强大，中国是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对接全面小康以后我们还要在2035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这两大经济体的共同取向，学理上讲是什么依据呢？最简明的就是拉弗曲线，就是当年拉弗跟别人讨论的时候在餐巾纸上随意画出来的一个示意图，成了一个经典。直角坐标系横轴纵轴，一边确定为是税收的总量，一边是税率。现在大家见到表述为一个上凸的曲线，拉弗一开始是画成向右侧凸出来的曲线，这两个轴换一下，不妨碍他的分析。他是表明从原点上看，零税率的时候政府为零税收，以后税率抬高税收增加，达到峰值后又趋减少，要是把税率一直抬到了100%，政府就又回归零税收了，因为谁都不干事儿了。这个曲线中间有一个税收收入量的最高点，拉弗曲线揭示的意思，就是你要琢磨好，不要越过那个税收收入最高点，要是越过那个点，你再提高税率反而政府的收入是下降的，对于经济那当然就是严重的负面影响——走极端的结果，大家都不干事儿了，当然是负面影响。对这个学理，中国、美国都认同，全世界学术界没有听说对这样一个关系做出颠覆性否定意见的。当然，他这个具体分析的展开可没那么简单。现在有些图示把50%税负作为中点，不对，要是能量化为50%那就太简单了，综合税率数据并非50%为税收升降临界点，实际生活中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经济体、不同的税制结构的情况下，这个曲线无法精确量化。中国、美国在理论上都解释说要寻求把税负往下降，税收收入至少不能过这个点，但是不到这个点，是不是也可以试着降，琢磨这样一个要领，要达到的就是由制度供给的优化发力使微观主体的活力更好发挥。这是第一层认识，讲的是共性。

第二层认识，中美的税制结构和税改的进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中美优化税制的方略，必然是各有侧重。这就讲到不同了。特朗普减税方案看着很明白，他主要是显著降低企业所得税的负担，原来说要降到15%，现在的方案落到20%，调整调整，估计差不太多，同时要简化和削减个人所得税。这两个税都非常明显是美国的主力税种，是直接税。如果比照中国的情况，咱们先说企业所得税:中国的企业所得税多年以前我们就已经实现了一系列的改革，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以后，标准税率25%，比美国的35%明显低，而实际生活中我们早已经发展出来高科技企业、上市公司均为15%，这几年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间，中小企业减半征收，降为12.5%。小微企业简易征收办法的起征点不断提高，从五千提到了三万，有可能还要再提高一些。这都是企业所得税上中国的减税措施，比美国做得早得多。我们是不是还有空间呢？像小微企业的起征点再往上抬是空间；我们已经做的企业所得税在企业研发投入这方面的冲抵（投入了100元的研发，原来可以冲抵150元的企业所得税税基，现在提高到175%），有人说是不是可以再提高一点儿？也可以讨论。但也就是如此而已，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一个不大的空间了。我们的企业所得税改革已走在了美国前面。

那么，咱们再说说个人所得税。这是个老百姓高度关注的税种。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几轮改革以后，现在这个税的合理性还明显不足。我们现在个人所得税收入只占整个税收收入的6%出头，明显是边缘化了，而美国个人所得税是占联邦总收入的47%，差不多半壁江山，它的州和地方还跟着那个税基在征收一些收入，也要各占几个百分点，在美国称得上是第一大税，跟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在正税概念下如要进一步减税，如果从这两个直接税来说，企业所得税前面所说的空间不能说没有，但是不大；个人所得税就更复杂了，我们必须完成个人所得税制的系统化的改革，不能再满足于对工薪阶层以非常低的成本有效实施超额累进征收的调节、而其他工薪之外的收入调节力度很低，是比例税率。这种情况是非常不具备现代税制的特征的。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是要攻坚克难。这和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减税，就不可能简单地来比照，应特别强调中国无法在这方面照猫画虎。

中国已经推出的营改增这样的减税是减间接税，美国根本就没有这方面任何的税改设计，美国间接税的比重是相当低的。我们这两个国家、两个经济体，都要进一步使税制合理化，都是在以税制改革服务于经济社会生活现代化特征下的更好发展。而中美两方优化税制的方略必然是各有侧重，各不相同，这样一个不同，是我第二层次所强调的观点。

第三个层次上，就要特别强调中国为做好自己的事情，需要看到中国的全景图和真问题。我们现在中国企业负担确实沉重，这个无可否定。但中国企业负担重的主要特点是正税之外的非税负担种类特别多。我们的正税现在只是17种了，还不是一个企业都会碰到。税种的绝对数量，中国可以说在全球现在是比较少的经济体。一般我们所说的市场经济体，怎么也得有30种左右，高的还有40多种的，我们只有17种。在正税之外，中国的图景特别特殊，我们的非税收入名目繁多，应该讲降低非税收入的空间，是非常可观的，但是涉及一系列中国要啃硬骨头的攻坚克难的改革问题。经过多年努力之后，现在非税收入加到税收上，总的水平，即是中国的“宏观税负”，看起来也就是在30%-35%的区间，和发展中国家平均宏观税负水平差不多，但里面的结构问题就是正税低，税外的负担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税外负担具体分析下来，有五险一金，有现在仍然高达几百种有文件依据的行政性收费，还有很多就是企业有苦说不出来的隐性负担。这些合在一起，如果外面发生特朗普减税的冲击，我们也意识到了市场主体选择要素流动方向而可能在全球化背景之下用脚投票，我们应该做好什么事情？答案是非常清楚的：正好我们要利用这样的外部冲击压力，大家一起来形成基本共识，更好促使中国企业负担降低，在全景图的视野之下配合着改革，达到实际的效果。应该是抓住中国改革这个真问题，使我们中国境内企业的非税负担作为进一步减降负担不可回避的重点领域。具体来看我想谈三条。

一个是实质性推进社保体系的改革才能促使我们五险一金往下降低。比如说基本养老为主的社保负担，国际对比，中国的企业上交和由个人上交综合在一起可高达四十几，相当高了，可以说这是全球最高之列。有没有可能降低？我们研究，要降低就要把现在至少是几十个基本养老金蓄水池的隔绝状态，变为已经说了多年的提升到“全社会统筹”的合成一个蓄水池的状态。基本养老资金的互济功能、共济功能，在这两种状态下是大相径庭的，你分成一个一个的池子，它的调节范围很有限，最高做到省级统筹，充其量在咱们广东省内可以拾遗补缺来发挥共济功能，但你看东北老工业基地辽宁早就很紧张了，但有可能把广东现在已经滚存的几千亿的资金余量调过去救急吗？不可能。所以，多少年来，那边是辽宁一个劲儿喊困难，中央非常吃力地要从别的渠道想方设法调资金给他救急，而这边广东把几千亿的资金交给社保基金理事会让它代行安全投资。这个蓄水池没有连通在一起运转。具体算账，那就是高高低低，各个地方基本养老的缴费标准就是降不下来。但是一旦把这个蓄水池连通了，当然就会使互济功能提高的同时，让我们可以测算一下，这个缴费率可以往下降多少。就是这么个道理。但这个事情要做出来非常困难。十一五在讨论，十二五明确说要做到没有做到，十三五又提出要做到，希望十三五这一次真的做到。现在开始有一些渐进的措施，促使这个改革目的能够实现。

另外一个是行政系统配套改革问题。现在几百种行政性收费应当是能够取消的取消，能够降低的降低，这其实前面有个大前提：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我们已经走了多轮取消各种各样文件规定的收费项目以后，还剩下的几百项，都是有关事权部门的命根子，要再往下减降这种行政性收费，就要涉及李克强总理所说到的“拆人家香火”。拆香火要靠什么呢？大部制扁平化的改革，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中国在真正降低企业负担这个领域里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大前提。希望十九大以后，在进一步深化供给侧改革的精神指导之下，中央能够再来一次像十八届三中全会一样的优化配套改革顶层通盘规划的文件指导，新的指导应该直接对应到怎么把大部制和扁平化的改革推出，使整个政府体系精简，瘦身消肿。精简以后保留部门的职能切实转变，一大批审批权得以取消，实在必须的审批权让它阳光化、透明化，接受公众监督。审批权后面不能再随之衍生出来各种各样的收费权，甚至是设租寻租，以不正之风引发腐败，这是“啃硬骨头”的行政改革才能解决的减轻企业负担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隐性负担问题。一家企业他要跟这么多局委办打交道，开办时至少要盖几十个章，一个章盖不下来你就不能动，很多的事情不打点是不可能过关的。到了八项规定严格执行以后，送礼呀、请客吃饭呀往往又行不通了，但是他拖着不办你也受不了，拖也能给你拖死，这都是隐性负担。这种隐性负担怎么降低，可不是“减税”两个字能概括的，一定是依靠配套改革，通过我们的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行政体制的配套改革、十九大所说的政治建设，整顿吏治，才能真正把这个事情解决好。为官一方面要清廉，一方面还得干事。当然，体制内的人在机构精简瘦身之后，应该把他们的工资待遇往上提，这是实话实说，大家应该想清楚这个道理：这些人在体制内做事情现在看起来名义工资水平明显偏低，过不了体面生活——过去靠灰色收入还能够有很多油水，八项规定以后没有了，这种局面能够长此以往吗？肯定不行，应该理顺。这是一个配套改革，其中政府应该精简，合理规定它的职能，并以中等偏上的薪酬水平稳住公务员队伍，有效地实施服务型政府的各种功能，服务于企业，这样来有效地降低企业隐性负担。

最后还要简单说一下，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应强调在特朗普减税这个压力之下，我们于改革方面要力求明确重点。前面已经说到了政府自己革自己命的大部制、扁平化，此外还有一个就是政府真正放低身段搞PPP，把投融资领域里的一些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新城的建设和运营，乃至国土连片开发等等这种非常有份量的投资项目，推到和企业以PPP（就是合作伙伴关系）的新机制来做。这个改革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我们从财政学分析可以对接到经济学，来说清楚一个道理：政府减税，政府增加公共开支增进公共福利，以及政府控制举债这三项，都是老百姓拥护的，都是该做的，都是做起来政府应该加分的，但是对不起，这三项至多政府只可能同时做两项，不可能三项一起做。如果现在要减税，你还要控制举债风险（就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非常明确的去杠杆）还要增加公共福利建公共工程，那怎么办呢？你就得创新，另辟蹊径，要靠PPP把政府体外已经雄厚起来的民间资本、社会资金（包括国外资金）拉过来。做这些事情当然对政府职能转变是非常具体的一个考验。具体一家地方政府，PPP的阳光化流程走完以后，你是项目伙伴关系的一方，以平等民事主体身份签字和企业一起来做这个PPP建设项目。这个机制创新非常具有正面效应，政府要做的这些为城镇化、产业化、以及应对老龄化所需要的公共工程，可以好事做实、实事做好，做得更快更高质量；企业方面，可以得到一部分有偏好跟政府合作取得“非暴利可接受”投资回报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老百姓会得实惠；而且PPP会天然地促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一个一个PPP里的SPV（特殊项目公司）天然就是混合所有制，就是股权结构非常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而且政府方面天然就不想一股独大——形势比人强，应该通过PPP促进全社会来认识混合所有制。还有PPP会以“有效投资”支持稳增长，引领新常态。特别是，这个PPP一定会倒逼中国的法治化，没有一个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休想以后民营企业可以长期和政府合作来做这个PPP创新。这都是正面效应。这也就是我们应该抓住的中国做好自己事情的一件大实事。

这些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介 绍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