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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就在这几日，许世友开始了解济南战役的总体作战方针和部署，但他很快就有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认为，此次攻济部署没有集中兵力，因而于9月8日致电粟裕，首先建议将攻城西兵团中的两个纵队抽一个纵队到铁路以东，并建议将攻城指挥部转移。 然而粟裕在同攻城西兵团（3纵、10纵）沟通后，10日回电答复许世友：“攻济之第一步要求，似宜以迅速攻占机场断绝敌人空援为目标。因此，于三、十纵作战会议中，曾电建议由十三纵增加一个师或全部……以协助三、十纵达成迅速攻占机场之任务，攻城第二步再以主力转向济城及商埠。”虽然电报明言：“我们同意世友同志集结兵力之意见，总以能迅速攻占机场为第一步作战目标。究应如何具体部署，请许谭王决定。”然而对于许之前电报的提议，实际上是否决了。 见自己的意见未获通过，许世友即于9月11日致电中央军委： “我已到前线。这次大战，关系很大。以现在情况下打下济南是有把握的。但在部署上来看，我们兵力不集中，没有重点的使用。这样，很容易造成对我不利，尤其是对济南。我们攻击兵力现已布置好了，我也不能变动，第一步就是这样。” 许开门见山表达了对于前期兵力部署不集中、未能重点使用的看法，并表示了自己的无奈，毕竟战场布局已定，开战在即。 “但第二步时，我一定要集中使用兵力。这次在整个部署上，兵力集中使用，坚决有重点，有预备队，使用兵力，是时候了。打下济南，我们有最大的决心与把握，只要能挡住援兵。因此，请上级令粟司令坚决挡住援敌，争取时间，解决济南。” 这一段则明确表达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意思，而且所谓“第二步一定要集中使用兵力”，显然是已有改变既定部署的决心。当然对此改变，许明确表示以能够拿下济南为依凭。毕竟可能在他看来，只要我能拿下济南，你们就不要管我怎么打、怎么用兵了，只要“粟司令”能够坚决阻援，创造出足够的时间即可。 “对援兵方针，应是攻势、运动、防御战，能歼灭敌多少就是多少，不要计划太大，重点是一个，勿使计划太大，结果小。” 如果说上一段还可能只是许世友对于本职任务即“攻济”的看法，无论许怎样提议都无可厚非的话，那这一段则是其对于“打援”战场的意见乃至对整个济南战役的总体方针发出了质疑。品味其意思，虽然是要打援战场视情况而定，然而却根本改变了整个战役的定位，尤其是挑战了“攻济和打援并举”的根本方针。这无疑为整个战役的走向开启了一个巨大的岔路口，是后来济南战役执行走样的重要原因。 从中可以看出，许世友要么是没有真正领悟军委和华野指挥部运筹整个济南战役的整体目的，要么就是局限在狭隘的攻城总指挥的角色中，只考虑打援战场对其攻济战场的辅助作用，而忽视打援和攻济本是相辅相成、交叉影响的地位。但无论哪一种，都是将攻济和打援割裂开来，远远脱离了整个战役的既定思路和精髓。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接电后，先是表达许世友已然就职的欣喜——“甚慰”，毕竟期待已久的大将终于出马。 然后毛还是敏锐地指出许对于整个战役的理解不足：“此次作战部署是根据军委指示决定的，即目的与手段应当联系而又区别。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 大概因为济南战役的层次确实较为复杂，而许又刚上任，对情况尤其是战役决策过程了解不充分，但他这一角色却又极为重要，因此毛极为耐心和详细地作出了解释： “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而以一、四、六、七、八、[中野]十一、韦吉等共八个纵队担任打援，以其余各纵担任攻城。这种部署，在下列两种情形下是准备予以改变的，即：（一）在阻援与打援有出乎意料的顺利（歼敌甚多，敌已停顿），而攻城尚未得手之时，应当从打援方面抽调兵力参加攻城。（二）攻城已有把握，但尚不能最后解决战斗，而援敌则因被阻难于急进之时，亦可从打援方面抽调一部兵力参加攻城。” “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应准备作和上述调动相反的调动，即在攻城第一阶段中，已经证明不能短期解决战斗，而援敌又已大举进犯，非歼灭援敌不能继续攻城，在此种情况下则应坚决由攻城兵团中抽调一部至半数兵力（除占领飞机场及其他必要部分外），加入打援。此点，你们亦应预先作精神准备。” 毛站在战役全局，从两种不同情况下，辩证地说明“攻济”和“打援”两个战场兵力部署相互间调动的需求和灵活性，充分预估和提出了战役进程中两大战场可能发生的所有可能变动及相互之间的应对方案，可谓深得济南战役精髓的个中三昧！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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