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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i.CN 中财网

 新用户41015886 2020-11-13

刘纪鹏:当前A股点位太低 四千点是合理点位


时间:2020年11月13日 11:00:31 中财网
  从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开启中国股市之元年,历经三十年砥砺前行,今年中国资本市场迎来而立之年。

  三十而立,立于改革;三十而立,立志创新。

  三十年间有哪些惊心动魄的改革关键时刻?又有哪些振奋人心的创新举措?

  值此资本市场里程碑时刻,让我们一起回顾过往,展望未来。

  本期《前行者》,凤凰网财经邀请到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刘纪鹏,共同回顾中国资本市场过去三十年间的发展历程以及对改革现状的看法和对未来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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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纪鹏指出,过去三十年中,中国资本市场的部分改革在借鉴国外资本市场经验的同时也结合了中国国情,可以说是较为成功的。但与此同时,一些中国股市发展中的固有顽疾也长期存在。

  “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目前上市公司的水平看,当前A股市场的点位太低了。我一直主张四千点是中国崛起合理点位和基本点位。”刘纪鹏在采访中表示。

  想要做到这一点,刘纪鹏指出:需要二级市场大股东在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从固化状态转入可流通时,在价格上向流通股股东承诺的最低限价,即非流通股只有在这一价格之上才可卖出。

  “所有的企业假设逻辑上都这样做,四千点不就巩固住了吗?这个过程不用监管部门强迫,上市公司股价上涨,股民满意,股民们在上涨中互相调仓换股,整个股市的股性就会活。”

  回顾我国股市的发展,“牛短熊长”的现象由来已久。在刘纪鹏看来,导致中国股市长期起不来的根本原因在于股市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均匀。

  “中国上市企业的雏形一直是以民营企业、家族企业、私人企业为主。这些企业上市令大股东一夜暴富,但股民却一直非常悲惨”,刘纪鹏直言,“中国股市长期起不来的关键就在这里——相当一部分人把企业运作上市的目的,不是为了通过融资把公司做大、做强,而是把精力放到了减持上。”

  在刘纪鹏看来,当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的精力不是放在为全体股东谋福利上,而是放在巨大利益诱惑下的大股东减持上,那么股市就会产生极大的贫富分化,作为真正为股市做出贡献的投资者,没有获得应有的财富回报,从而造成了股市一面暴富,一面被“割韭菜”的局面,导致中国股市长期在黑暗中徘徊。

  那么,该如何真正改善股市的这种困境呢?刘纪鹏对此表示,中国需要办一个公平正义的股市,办一个能产生财富效益,让股民能赚到钱的股市。

  “别再让中国资本成为培养家族企业、私人暴富的‘摇篮’了”,刘纪鹏认为,解决中国股市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或可从调整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入手,“把第一大股东股权控制到30%,这样股东之间就能产生有效的制约,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和股市财富分配也就合理了。”

  除了大股东股权问题,刘纪鹏对投资者与融资者的关系也给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股民仅是中国股市形式上的主人,却并没有成为真正的主人。“股民从一进入市场就被那些‘圈钱’的人教育,最后责任和风险还要股民承担。”

  刘纪鹏认为,在注册制下,监管层首先应该扭转中国股市的文化理念,建立新文化——要把对投资者的保护,真正落实到监管者的重中之重,开展融资者教育,即针对市公司、券商、审计、律师、评估师和交易所六个环节。

  在上述六个环节的教育中,刘纪鹏特别提到了交易所。他指出,长期以来,交易所都是证监会的“手臂”,“如今在注册制下,监审分离,交易所负责核准,证监会负责监督,二者必须要完全分开,交易所一旦出了问题,证监会要敢于处罚,这才是好的监管体制。”

  对于交易所和证监会的关系,刘纪鹏认为是中国股市改革的重要一环,“一定要把交易所纳入证监会的监管范围,二者关系如果不能摆正,未来将严重阻碍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

  以下为采访实录:
  01
  教育融资者才能实现投资者保护,证监会和交易所的关系必须要摆正

  凤凰网财经:今年是中国资本市场成立三十周年,在您看来,过去的三十年中,哪些举措令您印象深刻?哪些举措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刘纪鹏:我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资本市场改革的方法论和认识论。

  第一是中国股改。三十年前,中国的存量企业大部分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以具有公有制形态的集体企业为辅,这些存量企业要改革,第一步就是调整它的存量股份。

  我们的方式是“老树发新芽”,即存量不变,增量募集。也就是说存量的部分或者界定为国家股,或者界定为国有法人股;增量上再募集,也就是我们说增量IPO。

  “新芽”的比例不断扩大,“老树”的营养又滋润“新芽”,最后“老树”的比例缩小,待时机成熟时自然退出历史舞台。

  第二,我们在监管制度探索上存在一些缺陷。我国的企业上市,从一开始就是审批制。审批制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需要银证分离,组建中国证监会。证监会组建之后,到底该如何从计划体制向资本市场过渡,这其中政府的监管很重要,因为证券市场中的投融资和银行的融资完全不一样。

  凤凰网财经:对。

  刘纪鹏:银行的钱需要保本保息并到期偿还,但股市的钱投出去了似乎不用还本息,甚至可能都赔掉。这种全新的投资模式,也预示了治理模式、监管模式的全新变化。

  监管本应做到监审分离,但我们早期实际上是监审合一且以审为主,于是证监会成为了最实权的部门。在这种背景下,证监会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审批上,导致市场没有体现真实的供求过程。

  第三,是投资者和融资者的关系。

  这些年中国股民的境遇很悲惨,总被“割韭菜”。股民虽然是法律上、形式上的主人,但却从一进入市场就被那些“圈钱”的人教育,最后责任和风险还要股民承担。

  我认为,注册制下,监管层首先应该扭转中国股市的文化理念,建立新文化——要把对投资者的保护,真正落实到监管者的重中之重,开展融资者教育,即针对市公司、券商、审计、律师、评估师和交易所这六个环节。

  这里特别要说交易所。长期以来,交易所都是证监会的“手臂”,人员随时调动,这是不对的。如今在注册制下,监审分离,交易所负责核准,证监会负责监督,二者必须要完全分开,交易所一旦出了问题,证监会要敢于处罚,这才是好的监管体制。

  中国股市一定要把交易所纳入证监会的监管范围,交易所是利益中人。二者关系如果不能摆正,未来将严重阻碍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

  02
  中国股市为什么起不来?上市公司一股独大导致股市财富分配严重不均

  刘纪鹏:我还要再谈一谈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问题。

  自中小板、创业板开通,中国上市企业的雏形就是以民营企业、家族企业、私人企业为主了。这些企业上市令大股东一夜暴富,但股民却一直非常悲惨。

  中国股市长期起不来的关键就在这里——相当一部分人把企业运作上市的目的,不是为了通过融资把公司做大、做强,而是把精力放到了减持上。

  凤凰网财经:圈钱?

  刘纪鹏:对。我们一定要把上市的公司和上市公司的股东分开——表面上看是一家公司通过IPO融资实现增量价值创造,为股民服务;但是它的背后是谁?股价涨起来的第一大股东又是谁?通常就是这些夫妻、兄弟、父子这样的家族企业。

  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全世界同体量国度的最佳,中国股市也不缺资金,但股市为什么就起不来?

  原因就在这点上,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的精力不是在为全体股东谋福利上,而是在巨大利益诱惑下的大股东减持上。股市的财富效应没有给那些真正做出贡献的投资者,而是产生了极大的贫富分化。一头是暴富,一头是被“割韭菜”,大部分人挣不着钱,我们的股市可不就只能在黑暗中徘徊吗?

  凤凰网财经:您认为如果要解决大股东减持的问题,应该从技术层面还是根本性的制度上来改革?

  刘纪鹏:中国股市起不来的“病根”在制度,制度改革就抓两大环节。

  资本市场不仅是融资体系,还是投资体系,不能都用银行行长的思路去监管这个市场。银行行长思维是为融资服务,教育投资者,但市场真正的主人是出资人,谁对他们负责?谁去保护他们?

  因此第一个改革环节就是从财富分配入手,办一个公平正义的股市,办一个能产生财富效益,让股民能赚到钱的股市。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首先得解决民营家族企业、私营企业在这种不合理背景下的一股独大问题,培养现代公司制度,不再让中国资本成为培养家族企业、私人暴富的“摇篮”。

  解决方式就是调整股权结构,把第一大股东股权控制到30%,这样股东之间就能产生有效的制约,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和股市财富分配也就合理了。

  从这个角度看,资本市场恶意收购有时候是有好处的,二级市场需要所谓的“野蛮人”威胁大股东,这难道不是市场的一种平衡吗?

  第二个改革环节是预设可流通低价。

  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目前上市公司的水平看,当前A股市场的点位太低了。我一直主张四千点是中国崛起合理点位和基本点位。

  做到这一点难吗?二级市场大股东在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从固化状态转入可流通时,在价格上向流通股股东承诺的最低限价,即非流通股只有在这一价格之上才可卖出。

  所有的企业假设逻辑上都这样做,四千点不就巩固住了吗?这个过程不用监管部门强迫,上市公司股价上涨,股民满意,股民们在上涨中互相调仓换股,整个股市的股性就会活。

  凤凰网财经:这样会不会让股市的人为色彩更重?

  刘纪鹏:股市是一个财富分配的场所,不能够完全自由放任,我们的目标就是趋向合理。就如同没有谁说这个自然世界美,我们就不需要改造世界了一样。

  03
  制度问题不解决,T+O和放开涨跌幅限制就不会到来

  凤凰网财经:刚刚您也提到了银证分离,但是现在又有一种消息说,银行也可能会拿到券商的牌照。您认为这会变成一个现实吗?它合理吗?

  刘纪鹏:银证分离背后实际上引出的银行混业经营的问题,混业经营和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是现代金融经济演变的必然结果。传统的银行业务必然要向混业或者投行业务演变才有新的生命力,这也是国家改革的需要。只要有效建立了防火墙,形成母子架构,各担其责,我认为银行的混业经营势在必行。

  所以我持两个观点:第一,我赞成银行混业经营;第二,混业经营是必然到来的,这是现代经济的需求之所在。

  凤凰网财经:聚焦在交易层面也有一些讨论,比如T+0制度和放开涨跌幅限制。您认为这两个改革的时机到来了吗?

  刘纪鹏:我不太认为现在推行这两项改革的时机完全到来,更重要的是先要解决中国股市内在痼疾的制度性问题。

  先要把制度性的关键改革推出来,等制度环境具备了再推T+0,风险就能有效地防范了。放开涨跌幅限制也不能一步放开,需要逐步放开。

  凤凰网财经:从西方的市场来看,各国的市场都经历了一轮去散户化的过程,您认为将来A股会出现这个趋势吗?

  刘纪鹏:这一点是现代资本市场发展的规律,一个健康蓬勃的股市一定会加速去散户化的过程。在那样的市场里,拥有专业水平的机构和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散户之间的投资差距会拉开,这个差距是真正完成去散户化的核心要素。

  凤凰网财经:现在的市场处于“一放就疯,一管就死”的状态,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刘纪鹏:我觉得监管最好要从行政监管转变到有规可循的法治监管上,只要市场出现违法就要严惩,这样监管部门就不必对市场波动担很大责任了。

  凤凰网财经: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您有什么寄语?

  刘纪鹏:希望大家能够在统一中国资本市场重要性的认识上,在化解中国资本市场受压抑的矛盾上,聚焦于监管部门,监管部门自身的变革搞好了,我们的股市的春天才能到来。

  凤凰网财经:对广大股民,您有什么样的寄语或者建议?

  刘纪鹏:希望大家关注刘纪鹏提出中国改革的几个关键措施的到位情况,如果这样的措施能够出台,我们大家的投资就能轻松很多;如果我说的这几点措施仍然推不出来,那就希望大家还要做好在股市黑暗中徘徊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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