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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给中国电影挣足脸面

 第十放映室 2020-11-13
第十放映室
就爱瞎说大实话

前阵子,小十君飞了趟西宁。

西宁地处西北边陲,青藏高原东北向,海拔两千多米,拥有用不到空调的好气候,山风鼓荡,通体舒爽。

白天阳光暴烈,曝于其下,刷上三层防晒霜也不能幸免于黑。

西宁有一个叫FIRST的青年影展,我们介绍过好几次。

如果给这个电影节下个论断,套用宁浩的《邪不压正》观后感就是:

特别像电影节的电影节,特别是电影节的电影节。特别电影,特别中国电影。

小十君头一回去,就赶上FIRST的本命年——今年已走到第12个年头。

12年对一个电影节来说,不算长,但也足够摸索出自己的风格和操办体系。

所以,你除了去之前抢各大热门影片的票时有点方,人到了之后,一点不用方,一切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7月21日到7月28日,一周时间,一百多场放映和多场论坛、训练营、主题酒宴,全给层次分明地执行下来,愣是把一周抻出了一个月的体量。

要的就是你事后吐出那四个字:不虚此行。

此外,我要特别夸夸那些可爱的志愿者。

小十君虽然没见过什么世面,好歹也去过几个电影节,如此敬业又如此精神的志愿者队伍, 除了FIRST没有SECOND。

这些志愿者无处不在,哪怕你是个原地踏步都能迷路的主儿,他们不介意扶老太太过马路似的扶你入场,落座。

把你伺候舒服了,电影院内灯一灭,他们席地而坐,能看一场是一场。

你什么都不用管,只负责张眼睛看,出耳朵听,心身俱疲之际,大步走进一家本地饭馆,一份焦烂的手抓羊肉佐着青稞精酿下肚,一抹嘴,眼明心亮,还能连看三场。

你要问,参加这个电影节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思来想去,我觉得就是,普通

怎么个普通法儿,分两头说。

电影节,人分两拨,一拨是拍电影的,一拨是看电影的。

先说拍电影这拨儿。

他们大多数是头一次拍电影,头一次到这里来,也很有可能是头一次看到自己的作品在大银幕上放映。这个放映的梦,他们做过无数次。

这个电影节有个叫“惊人首作”的单元,其中有个片子叫《吾神》。

影片是用类型化的手法操作了一个颇具中国民间特色的本土故事。婚丧风俗,怪力乱神,是《心迷宫》《中邪》那一脉。

放完,导演刘冬雪上台,九十度鞠躬,激动地要哭出来,她向每一位在场看她电影的人,连连感谢。

等到观众提问,有人夸,她一百个谢谢;有人指出问题,她大大方方承认,并表示下次争取改进;有人让她谈谈创作思路,她知无不言,一腔肺腑,不藏着不掖着。

言到深处,她不惜自爆自己曾是个小太妹的事实,并说下一个片子就拍拍暴力少女的故事,告诉那些以为女人好欺负的臭男人们,“有些女孩不是好惹的。”

再比如“惊人首作”单元另一个片子,《步行指南》。

这是一部动画长片,再有全程无台词、地图游戏式剧情、三维动画等挑战性元素加持,就显得又长又费解。微信运动达不到日行两万步的,很难按照这份步行指南走完。

待片尾字幕出来的时候,所有人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了,甚至笑了,一长串几十个不同工种,导演编剧配乐三维建模等等,共享一个署名:陈熹。

陈熹是美术出身,状如理工男,语调不高,语速快,逻辑清晰。

交流过程中,陆续有人走,他依然羞涩而自信,面对观众深一脚浅一脚地提问,他都耐心解答。有动画专业背景的观众问到制作细节,他们就不自觉地说起其他人听不懂的行话。

我们虽然听不懂,但氛围如西宁的气候一样宜人。

再比如,那天我着急忙慌去赶一场电影,眼看迟到,途遇两位问路的,我看胸前挂着牌儿,以为是同行。一聊,其中一个问,你准备看《入戏》吗?我说想看来着,没买到票。她指着边上的美女说,这就是《入戏》的导演。

我当时就想着我快迟到了,没表示出多大的热情,哦哦哦嗯嗯嗯,然后疾步往前走。走几步,后头有人大声“hello”,刚扭头,导演双手持一张硬纸海报迎上来,发出邀请:有空来看啊。我连说好好好。

后来到底是没看成。在放映厅门口逮空儿,志愿者说里边没座了,被驱散。每每想到这里,就觉得对不住导演。

《入戏》是个纪录片,记录的是叶京拍《记得少年这首歌》时,浸泡演员的过程:

有着文革情节的导演叶京为了让13名年轻演员回到文革,他把演员们封闭在四川小镇的一个兵工厂,隔绝了于外界的任何联系——这无异于一场人类学实验。这13名演员每天穿着文革时期的服装,听着文革时期的歌曲……一个演员请假事件掀起了一场残酷的批斗会,批斗会上演员们发生了令人惊愕的变化……

错过这个片,是不能原谅的罪过。

紧锣密鼓看电影期间,小十君还出空参加了一个主题酒宴:故事的夜。

我到的时候,台上有个人在大讲“饺子和猪”的故事。搂一眼,没认出。随着“饺子和猪”的辩证关系不断加深,一拍大腿:这不是《命运速递》导演、《邪不压正》编剧李非嘛。

李非显然喝大了,临下台,最后一句话里蹦出十个牛逼。

到了放映《四个春天》那场,马上到点儿了,在售票大厅,我打眼看到该片导演陆庆屹一手星巴克,一手蛋糕,乐乐呵呵寻到一空桌儿,掐着表往嘴里塞,待会他还得跟我们坐到一块儿看自己这部豆瓣8.9分的纪录片。

到这里,想必你或多或少能体会我那个感受:这帮拍电影的人,散落人堆无人识,说起话来无套路。在这里,没人把自己多当回事,也没人觉得拍出电影就牛逼——

我热爱电影,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电影工作者。

拍电影的如此,看电影的也如此。

比如,《四个春天》看完后,全场观众都被这部花费1500元巨资拍摄的纪录片击爆泪腺。

谁也没想到,导演就拍拍自己父母的事儿,能四两拨千斤,挑起生活、生死、命运等宏大而沉重的主题,且透过一草一木的枯荣,白天黑夜的流转,父母双亲的家长里短,年复一年的熏制香肠、筹办年夜饭,如水流缓慢而有力地注入每个人的内心。

四个春天一一过去,每个人的内心已如潮水初生,溢出眼眶,溺毙当场。结束后,第一个呛着水浮出水面的,是前排一个叫王传君的观众。

王传君一站起来,导演被吓一个踉跄:你好帅啊!

王传君身着白衣,头戴渔夫帽,拿着话筒说:我知道我帅……这样啊导演,我们交个朋友吧,晚上约个酒。

这时他旁边有人拉他,王传君:你别碰我,再碰我要哭了。

他继续对导演说,你什么时候带我去一趟你老家,吃顿饭,虽然我不吃猪肉,但那肠子看着挺好吃的。

终于轮到他旁边的观众说话了,导演没认出,凑前一看,随即往后一仰:章宇啊!

章宇跟导演攀了下老乡,都是贵州人,家乡挨着。章宇话不多:晚上一起喝酒吧。

散场后,王传君还拉着导演不撒手,大发感慨,我看得嗷嗷哭,嗷嗷哭啊。不行了不行了,赶紧出去抽抽烟。

回想起来,我几乎每天都会在不同放映场次或主办方的活动场地,遇到王传君。他有时一个人,有时和章宇一起。热门影片,场场不落。大多数时候,他坐在后排不起眼的角落,出了放映厅,就老老实实站那儿跟人合影。

《郊区的鸟》那场,映后交流环节,大家才发现,著名导演谢飞也在现场。被cue到,谢飞也就有什么说什么,他说这样一种朦胧诗般的片子,制片人有没有想过市场问题?

王传君和谢飞,在我看来,代表了这个电影节观众的基本状态:发出赞美和发出质问,都发自内心。

大家走过路过,不会因为他是名演员王传君或大导演谢飞,就蜂拥上前,置台上的主创于不顾:在电影节,唯一的主角,只能是电影。

说起来,本届影展的开幕片《大象席地而坐》和闭幕片《盛夏》,有个戏剧性的呼应:两部电影的导演,都无法到场。

《大象》导演胡波,此前我们提过,由于拍摄此片过程中的种种无奈和个人原因,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盛夏》的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则因频频用电影表达自己的不同政见,遭俄罗斯当局以欺诈罪限制行动自由——

所幸,在电影里,拍电影的他们和看电影的我们,都得到了谁也无法剥夺的自由。

这一自由,愿你我永葆。

附:第12届西宁FIRST青年影展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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