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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愿望》的问题，不在于遭受了阉割。 或者说，它的主要问题，并非阉割所造成。 对比韩版，或者对比初版预告片，我们都看到了一处致命性的改动：彭昱畅饰演的渐冻症男孩，在病床上，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在经受了亲朋好友《中国梦想秀》导师附身般“你有什么愿望”的灵魂提问后，终于喊出了一个内心的愿望—— 这个愿望，由原先的“我要做爱（破处）”，改为现在的“我要谈恋爱。” 经此一刀，这差距有多大，我打个比方你听听： 面试官：你对薪资有什么愿望？ 我的心：年薪50万起吧，有股权的话，我优先考虑接你们家 offer。 我的嘴：包吃包住就行。 接下来，影片继续用“伟大”的口气，去讲一个小小不言的事情，南辕北辙，你说能不扯着蛋吗？ 这就相当于，有人起头，组了个团，约定自驾去西藏，没出发前，对外一直这么宣传。 结果一路上，乱花渐欲迷人眼，也迷了心，刚登上青藏线，起头的改辙了：去什么西藏？我们这一路不是玩得挺开心嘛！出来玩不就是为了开心吗？只要开心，去不去都一样。你们说是不是？ 导演田羽生，就是这种逻辑鬼才。 所以整部影片，就在靠王大陆和魏大勋两个活宝的穷开心表演支撑，愿望不愿望的，不重要。 不重要到，最后彭昱畅竟然说，嗨，我压根就没那种愿望，我只是想让我的兄弟们有点事做。做着做着，我想这也成了他们的愿望了吧。 我们说什么叫优秀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看看彭昱畅。 有人说，所以啊，这不就是阉割的罪过嘛。 那好，我们退一步，假如建国男科医院的guangdian主任没动这一刀，《小小的愿望》变回那个雄赳赳的《伟大的愿望》，这片子会怎样？ 我的判断是，故事可能讲得顺畅一点，但还是一部平庸的电影。 它平庸就平庸在，看不到导演的表达欲望。 我看很多人一上来就用“青春性喜剧”的尺子去量这部电影的长短，那作为一部青春性喜剧，最关键的是什么？ 是要不要让一个高中毕业生喊“我要做爱”吗？ 显然不是。它的关键，在“性意识”的表现。 我们看《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这一段。 话说有一天，逃课少年马小军，溜门撬锁偷摸进一个陌生房子，寻到一支单筒望远镜，天旋地转瞄来望去，啪，一眼扫见一张少女的脸，重重叠叠，隐隐绰绰。 再一定睛，少女又不见了。 望远镜极慢地扫视一圈，少女只有在一个精准刻度上才能看见，有如灵光乍现。但这回我们有点看明白了，这张脸，是镜子的反射。 捕捉到这个线索，马小军摸到另一个房间，掀开墙上相框的轻纱，得见少女宁静，得以久久地心满意足地，凝视。 为了拍墙上这张，姜文让宁静站在院子里，架起摄影机，拍电影一样拍了四本胶片，最终从23040张照片中，选出这么一张。 姜文说，我不能相信随便找个摄影师这么一拍，就能达到一个想象的程度。所以后来这个照片在电影中起了重要作用，大家相信了马小军看了这照片心理所起的变化。 姜文没有让马小军龇牙裂嘴喊什么“我要做爱”，一个望远镜，一张照片。然后在二者之间制造那么点障碍：无意，有意，好奇，追寻，急不可耐，不可得，慢慢来，刺激，欲望，觉醒。 这个过程里，马小军的性意识一点点肿胀起来。你不用看到，也不用听到，但你分明感受到了。 所以说，这张照片有多重要？我们可以说，它就是马小军“性意识”的阀门。 如果说这还不够猛烈，那么在《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西西里第一女神”莫妮卡·贝鲁奇，带给意大利马小军的冲击，那就有点地中海的海水汹涌地拍打着西西里岛的意思了。 在白天公共围观和夜晚私密偷窥两种视角地交替追踪下，莫妮卡·贝鲁奇由春光乍泄到三围毕现，意大利马小军的性意识，由此得到阳光和雨露，蓬勃生长。 日看夜看，日想夜想，意大利马小军从“指头间告了消乏”走向“指头间告了消乏”，他被这种精力过剩的性意识拱来拱去，东突西进，找不到出口，也根本想不到找出口。 在这方面，《阳光灿烂》和《西西里》都把少年的性意识推向了“我要做爱”呼之欲出但始终没有呼出的地步。 而在以《美国派》系列为代表的作风豪放的美式青春性喜剧里，堕落的美帝少男少女倒用不着鬼喊鬼叫“我要做爱”，他们大大方方、自自然然把爱做了，但影片也没少花心思对性意识作一度刻画。 例如1999年第一部《美国派》，四个即将高中毕业的美国 boy，也有个“小小的愿望”：破处。 他们面临的，不是有没有爱可做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成功做一次真情实感的爱的问题。 四人当中，一个玉体空降卧室却梅开二度的早泄； 一个女友在手因为迟迟说不出那句“我爱你”终不能得手； 一个一副cao过天空和大地的威猛直男样，实际是个 stupid monkey； 一个块头惊人却为了接近钟意女孩去参加合唱团，九曲回肠唱起了男高音。 我们看下来会发现，做不做爱不是重点，能不能学会去爱，是一个着重的表现。由做爱到爱，由爱返回到做爱，性意识的无所适从，在最后，终得自然舒展。 说到这里，反观《小小的愿望》，无论是韩版还是翻拍版，我们要说，这种性意识的表现，都是缺失的。 如此一来，那句振臂一呼的响亮口号，比嫖客的公然宣淫又高明到哪里去？ 没有表现性意识的意识，是我说导演田羽生没有表达欲望的第一层。 这第二层，是对低级喜剧手段不经加工、将错就错式的沿用。 很多人是在听说要上这部电影，才想起来回头补看2016年的韩国原版。 这反过来说明，原版品质也不咋地。不然何以过去三年，我们都没大理会。 以韩国影视作品普遍享受豆瓣评分虚高1-1.5分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加加减减，我看要是《小小》恢复雄赳赳，能打个平手。 所以我也很反对，一提到翻拍韩国影视剧就撇嘴竖中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比对了两版，我甚至愿意先说一个翻拍做得更好的段落。 《小小的愿望》里，王大陆和魏大勋带彭昱畅去看大海，把彭昱畅看感冒了，被闻讯赶来的彭母一顿教训。 走出医院的王大陆，闷闷不乐。我们以为是挨了教训以及心中愧疚之故。 这时，他打眼看到路边一对儿老少乞丐的“穿帮镜头”：轮到年轻的装病躺着，年长的起身，近前翻过牌子，口呼儿子病了，急需用钱之类。 王大陆这里贡献了本片最精彩也是他本人最好的表演：他愤怒起来，大步走到躺着的年轻人前，迫问道，你能站着，为什么躺着？此后，他连续追问，伴随的动作有，逼近年轻人，上脚踢踹，揪住拳打，反反复复就这一句：你能站着，为什么躺着？ 这一段一出，社会问题反映，一笔勾到兄弟情，水乳交融，水到渠成，什么都有了。 再看韩版，前情如上，韩国王大陆闷闷不乐走着，打眼看到人堆里在玩“冰桶挑战赛”。一个人在接受冰桶挑战，一群人在拍照嬉笑：好好玩啊。不够，还必须有个人上来冲韩国王大陆再愚蠢地煽动一下：不觉得可笑吗？像个傻子一样。 说实话，韩国电影这种一定要冒出个死跑龙套的说句找死的话来激怒主角打他个半死的套路，已经伤害到电影表达了。 这一顿打完了，你都不知道为什么。 夸完了，我们来说第二层问题。材料还是这一段。 王大陆和魏大勋带彭昱畅去看大海，把彭昱畅看感冒了，闻讯赶来的彭母气急败坏，扬手甩了王大陆一巴掌。 这巴掌真是把我打懵了。 我们这些年，经过韩剧韩影的反复教育，大概齐知道，韩国的民族文化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比如尊敬长辈，这个真不是随便说说。 通常，韩国社会里，晚辈见到长辈，下级见到上司，开口闭口的敬语非到长辈或上司主动开恩说免了吧，那必须一个不能少。 长辈对晚辈呢，也没什么东西好送的，巴掌倒是很富裕。所以我们常见的是，一言不合，一个眼神不对，或者也别找什么借口了，长辈的大耳帖子呼啸而来，无影脚连续进攻，直打得那个该死的晚辈跟头趔趄，人仰马翻。还得立马站直了，鞠躬敬礼说 sorry。 这个情况，在某一历史时期的中国，的确有。在当下的中国，这个真没有。 我们历来的原则是，老师可以随便打（现在也不行了），其他人动我家孩子一个手指头试试？ 且不说我们没有这种耳光教育，就是长辈自己，也少见倨傲至此的。 但是在影片里，这巴掌必须打。因为导演真正想打的是另一巴掌—— 王大陆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后，彭母是个讲究公平的人，接着扬起一巴掌，朝魏大勋的脸上疾速降落。 魏大勋一个本能战术后仰，躲开了。这一躲，谁能不笑？ 又找补一句：对不起阿姨，您再来一次吧。继续笑。 为了这两个笑点，你说这巴掌打不打？ 说到这里，里头那个明明已经下海经商也谈不上特殊交情的老师，见王大陆和魏大勋一回就摆起老师淫威教训一回，后者还能乖乖任打任骂，也就不奇怪了。 只要笑了，要什么合理性呢？ 我们总说，翻拍要考虑本土化。但本土化在这种立竿见影的笑果面前，却如此不堪一击。 事实上，韩版大部分喜剧段落，手段都不太高级。结果翻拍依旧照抄不误。 比如知道渐冻症儿子时日无多后，父母就开始关心起：你的愿望是什么？ 于是，一方面儿子始终不说愿望是什么，一方面父母察言观色，揣测他的愿望是什么。 于是，有了错位，喜剧随之而来。 第一个喜剧段落，是父亲推着儿子公园遛弯儿，中途歇息时，见儿子望向一方，双目炯炯。父亲顺势一看，看到三五男女，在伸拳出腿活动。 父亲当下会意——儿子这是想运动啊！ 翻拍把这种错位继续发扬光大，还怕你看不明白——原版里的三五男女，到这里，清一色妙龄女子，且尽皆腰身耸动。 明示到如此程度，当爸爸的，还可以会错意，你想想，是不是更搞笑了？ 像这样的父与子喜剧桥段设计，翻拍版几乎是义无反顾地往下推演，面对儿子及儿子兄弟的种种状况，始终不出“嘿嘿我就知道你的愿望是这个”的错位反应。 之所以说这种喜剧手段低级，在于创作者为了喜剧而牺牲了人物。 作为观众，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父与子两代人，在这个核心命题前，我们优先看到的，还有他们共同的身份——男人。 一个父亲可以不理解儿子，但一个男人可以理解男人。谁都知道前者容易出活儿，但缺失后者，父亲的形象注定立不起来。 这是创作上的偷懒，更是面对真正问题的回避。 在《西西里的美丽说》里，那个用一次次暴揍来表达对青春期儿子的不理解，比之《小小的愿望》里的父亲，更为极致。 但当他切换到一个男人的立场，他做了什么事？带儿子去了妓院，平复了儿子的青春期躁动，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韩版里的父亲后来采用了类似的做法。如果要说阉割对翻拍版有什么影响，我想就是中国父亲，无法出面来做这件事。父亲这条线，要么压根不让知道，要么只能重新设计一个方案。 导演选择了第三条路：大部分时间，父亲消失，最后出现救场。 最后一点，那就是对于兄弟情刻画的基本放弃了。 王、魏，为兄弟，一味付出，毫无怨言。你不知道这个情分是如何积淀的。 彭昱畅从容说出，我死了，你们给我父母养老。你也不知道他对二人何以信任。关键是，他对自己之于二人的重要性，何以如此自信。 如果你回忆他们的交往场景，会发现，他们事实上是没有交流感的。更谈不上兄弟情必然要经历的碰撞。 但这些似乎都不用多说，一上来就是，不容置疑。 结果带来的问题显而易见：这种感情透着某种人道主义的虚幻感。 完全缺失的性意识、为了效果不择手段的低级喜剧桥段以及不由分说从而不堪一击的兄弟情，就是《小小的愿望》的三个致命问题。 所以，从“伟大”到“小小”，也不失为某种自知之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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