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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本片导演阿列克谢·杰尼索夫在无意中发现了它的存在，才给了这颗沧海遗珠首度公开放映的机会——与持续热映并引发广泛讨论的三部献礼片相比，同样根正苗红的排头兵《决胜时刻》倒显得有些寂寞——堪堪破亿的票房、豆瓣1万出头的评价人次、社交媒体上不大不小的讨论声量。万事皆有因，除了竞争对手太过强势之外，《决胜时刻》的自身短板也不少。无甚新意的叙事模式、平庸的人物群像，主次不分的剧情线，都是本片奔向爆款之路上的绊脚石。虽说票房撑不起应有的牌面，但电影中的彩蛋却可谓重磅：高清4K修复版开国大典的荧屏首秀。
无比清晰的人物面孔、万众一心的时代氛围、跨越人海的欢呼，甚至能够带给观众穿越时空的震撼。实际上，这段举世罕见的珍贵资料正是与《中国的重生》同根同源的存在，两者都出自全俄国立电视广播公司之手。
于是，有媒体半夸奖半调侃地表示，这是部俄罗斯拍的“献礼片”。但不为人知的是，这部纪录片的诞生还伴随着一段曲折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曾派出一支摄影团队，先后来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使用彩色胶卷记录下重大历史时刻以及当地的城市风貌和市井生活。接下来随着斯大林去世，这些影像记录又再度被封存起来，几乎被人遗忘。直到导演杰尼索夫在俄罗斯国立电影照片资料档案馆里发现了这批资料，并从这些长时间无人观看，甚至有些褪色的胶卷当中，找到大量从未对外公开的镜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又恰逢中俄建交70周年，导演便下定决心要向大众介绍最初的那段峥嵘岁月。
本片拍摄自苏联人之手，自然不忘展现昔日老大哥的风范，回顾当年蜜里调油的中苏友谊。
比如，片中如实地还原了当时中国民众为斯大林祝寿献礼、苏联外交官访华、民众热烈迎接驻华大使等情景。能否亲自前往苏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民众的满腔热忱。尽管自己腰包并不鼓，可等到列车抵达莫斯科站，贺礼甚至能堆满整整两节车厢。如此热烈的“兄弟情谊”也感染了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总是一本正经的脸上也跟着露出笑容。以上场景的重大意义倒不仅仅在于“秀一波恩爱”，而在于它向全世界宣告了国际关系的改变，同时也昭示着一个全新主体的诞生。这正是苏联摄影师来到中国的首要任务：记录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时刻。并且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宣布承认新中国成立并与之建交的国家。于是片中顺理成章地穿插进不少两国共享的“独家记忆”。彼时，举国上下都致力于效仿苏联模式，无论是经济、文化、工业、教育，都能找到与之对应的影子。而且也正是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各大领域才开始逐渐步入正轨。还包括全国范围内前往苏联高校进行交流学习、大规模接触和学习苏联文化的中国青年们。在双方互通有无的过程中，更是催生出一首熟悉到令人忘了它其实来自异国他乡的“神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从物质到审美，一代人都曾被以《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为代表的苏联文化浸润着——吞吐烟气的苏联列车、“广场舞”首选的民族舞蹈、传唱度极高的神曲、随处可见的俄文；围观歌舞表演的年轻人、认真做着俄语笔记的工人，佩戴苏联国旗的学生，既是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是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在大国外交面前，这些充其量只能算作家长里短的琐事和不起眼的小人物。但一股脑搬出这些细节之后，却能极大程度地引发观众的共情——从个人到集体，再从集体上升到国家，最后又落实到个体记忆。看似转了个圈，实则光明正大刷了波好感度，看众也连带着品味到几分跨越世纪的“甜蜜”。如此看来，俄罗斯人在卖弄情怀方面也是毫不含糊，要不怎么说这是部“献礼片”呢。旁观者，意味着可以避免落入一味追求宏大叙事的桎梏，能够撇掉那些一并泛起的浮夸泡沫。最终只留下纯粹的真实记录，为家国情怀找到另一个出口，真挚但不生硬。放眼当下，该如何挣脱宏大叙事的束缚，放弃叠加刻板符号、硬煽情的难题已经被攻破。正如陈凯歌所言：“有一些主旋律电影，比较标于口号化，你看不到生动鲜活的人，都是事情。这次我们感兴趣的，是人。”
时光倒流，70年前的苏联摄影师也遵循着相似的创作主旨，始终把镜头对准每一个具体的人物。无论是列队中满脸庄严肃穆，等待检阅的人民子弟兵，还是在路旁摇旗呐喊，满心雀跃的工人和农民。亦或是在人群中面带微笑遥望远方的外宾，甚至是只在镜头里留下匆匆一瞥的无名之辈。纪录片试图关注的正是这些见证时代的小人物，而非历史事件本身。这样的情绪处理，无疑与《我和我的祖国》中的《前夜》篇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一边是聆听开国宣言情不自禁鼓掌欢呼的民众，另一边则是站在主席背后，内心激动不已的升旗手。想必任何人都能在如此具体的情境之中找到归属感，体会到那令人心潮澎湃的感染力。无须赘言，也无须激昂主旋律的刻意渲染，一切水到渠成。纪录片一共分为六个篇章：建国前夕、四五十年代的老北京、旧时的上海、解放战争、新旧交替与走进新时代。镜头由远及近、以点带面，打捞起一段光影中的新中国往事。除了甜蜜时光与“决胜时刻”，纪录片同样展示了新中国诞生之初的“至暗时刻”。追溯历史，建国初期的中国国力贫弱又面临内忧外患，完全可以说是百废待兴。
于是，当镜头离开上海转而对准城市的阴暗角落，便仿佛来到另一个次元。眼前的场景立刻从车水马龙的繁华，转变为一种当代人难以想象的贫穷与落魄——简陋的棚户区、恶劣的卫生条件、饥困交加的生活现状、四处弥漫的破败气息；面黄肌瘦的底层民众、随意躺在街边的流浪汉、在垃圾堆里玩耍的稚童，隔着屏幕也能读到他们眼中的迷茫。就像新中国继承的“遗产”也不止贫穷、饥饿，还有社会的两极分化。位于社会最顶端的是极少数有钱人，他们在租界中醉生梦死，享用着漂洋过海而来的文明果实。片中提到贫富差距时，镜头刻意对准街边一座不起眼的百货商店。窗内，是模特身上最时髦最奢侈的皮草大衣和西式婚纱；他们一言不发，眼中蕴含着对外来文明和新鲜事物的好奇。此处的镜头语言颇为巧妙，它试图表达的是在社会两极化前提下，凝视与仰望，甚至是隔离已然成为常态。一道透明的玻璃橱窗象征着“租界”，它将象征“先进”的西方文明与象征“落后”的东方文明分隔开来，然后彼此窥视。除了震撼与唏嘘，本片还顺道解开了我心中的一个疑惑。
疑惑源自《圆桌派》嘉宾金宇澄顺口提及的上海老建筑：石库门。再举个例子，《花样年华》中周慕云和苏丽珍等人住的房子正是典型的石库门。原本以为这只是一种在外来文化冲击下而产生的“洋泾浜”式产物。事实上，“石库门”这个文化符号背后蕴含着一段上海本地人可能也不甚知晓的辛酸历史。历史的源头得追溯到老上海的另一片“奇景”，即所谓的山水人家。他们就像《阿飞正传》里的无脚鸟，从出生到死亡，总在漂泊。更唏嘘的是，即使是在资讯发达的互联网时代也很难挖掘出他们存在过的痕迹，全凭这部纪录片留下几笔浮光掠影。
为了应对不断涌入的地主、富绅与难民的生活需要，先是由洋商投资并建造了大量联排式的木屋。最后，来到上海的共产党人为了改善山水人家和其余难民的生活，便在第一时间将他们安置进石库门内。
自此，社会两极分化的冲突被这道“石库门”缓和下来，而石库门也蜕化成社会变革的一个缩影。与以往的黑白纪录片相比，《中国的重生》提升的不止是画质与清晰度，更是震撼人心的力度。举个例子，冯骥才在《俗世奇人》里描写过各式各样的民间传奇人物，比如刷子李、风筝魏、泥人张、酒婆、好嘴杨巴。现在，文字升级成烟火气息浓厚、再现市井生活轨迹的群像图——在戏台上开腔起舞的京剧演员、忙着拉面的饭馆伙计、操练三节棍的杂耍艺人、吹糖人儿的手艺人、放画片讲故事的小贩。甭管你想给他们起什么艺名，这就是最鲜活的俗世奇人，而不仅仅是历史书上一段语焉不详的描写。这就不免又涉及到另一个核心话题——纪录片，最重要的是什么？真实与价值，总是相伴而行，就像一个大时代也绝无法与小人物脱钩。无论是开国大典上欢呼鼓掌的人民，还是在橱窗边驻留的平民，甚至是船上河边棚户区里艰难度日的贫民。
唯有把所有历史碎片都拼凑在一起，才是最真实完整的《中国往事》。他并没有给出具体答案，只解释说这是一种由中国文化造就，已经传承千年但难以言喻的精神支柱。这里应该再次感谢陈导，正好借电影来回应安德烈的话。不妨回顾一下片中的代表人物：升旗手、科学家、女排选手、钟表师傅、北京的哥、扶贫干部、女飞行员。勤劳敬业的职业追求、永不言弃的乐观主义、坚毅不拔的韧性、敢以旧貌换新颜的开拓精神。但思来想去，《我和我的祖国》已经把故事说的足够圆满。因此就只借纪录片中的一段话，对祖国的“业绩”再做一点微小的炫耀：“这种国际气息依旧弥漫在如今的上海，但城市的主人已然是中国人自己了。”“中国不仅在本国基本实现脱贫，也对全球脱贫事业做出了巨大的高质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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