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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到珠江，何处是故乡？ 文|张和轩 我出生于1989年12月，别人问我是不是90后，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出生于陕西宝鸡，成长于广东广州，别人问我老家是哪里，我同样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岁月就是这样紧锣密鼓，而我就这样被裹挟前行；家乡就如同黑夜里的灯塔，而我竟如小蝌蚪找妈妈。 我家现在住在广州，上大学以后，我每隔一两年会回一次老家——陕西宝鸡。这样的次数算是频繁的。每次回来，大多也是在亲戚家里呆几个星期，吃吃喝喝玩玩。除了老人日渐增多的白发，弟弟妹妹接连参加高考，这平和闲适的日子似乎也与印象中没有多少不同。如果硬要找不同的话，幼儿园时看着仿佛天堑一般的大水沟，现在轻轻一步就能迈过。然而横向一比，还是有不同的。 今年回来过年，陕西还是挺冷的，过不了几天我就开始口干舌燥，皮肤皲裂，时不时出现些小口子。亲戚们说我需要涂一些什么膏，可我在广州过冬从来不需要涂什么东西，也没有那个习惯，润唇膏抹了没多久就被我擦掉了。过年吃饭，桌子上摆着丰盛的菜肴，我坐下一看发现全是凉菜，吃了几口实在吃不惯。亲朋好友们都在觥筹交错，而我却停杯投箸不能食。而热菜上来以后，很多菜我又觉得味道很重，吃不下几口。过了几天亲戚们看我不太吃饭，才了解到我的情况，每次做饭专门为我改一下口味。这些都是看我出生接送我上幼儿园的亲人啊！如今却连吃饭都需要适应。 然而需要适应的，并不止是他们。 我当然也曾在广州过年，也曾去本地朋友家里做客吃饭。刚一坐下就是一道汤，可是汤我实在喝不惯，可是喝不完汤就没有碗吃下面的菜，而当我终于干了这一碗汤并向长辈大加赞许，长辈就殷切地夹来几大块白切鸡。小的时候我还能偷偷夹给我爸，现在只好默默独享。 我实在不是一个对食物挑剔的人，其实一点土豆一点肉一碗米饭就能让我心满意足，可是当别人问我吃饭是北方口味还是南方口味时，我又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的童年挥洒在宝鸡一所大学的校园里。记忆虽已不再清晰，脑细胞里却只激荡着两个字：快乐。和妈妈在校门口闭着眼睛猜过往的汽车，和爸爸在夏天躺在楼顶仰望满天的繁星，在图书馆的楼梯上磕出满腿的伤疤，在操场的双杠上磨出一手的茧子。在小树林里的挖坑打弹子，在某个孩子家里的一起小霸王，在教学楼边的雕像上，在小卖部前的路灯下，“九天空”、“三个字”、“跨一退四”、“骑驴”、砸沙包、四驱车……那是所有记忆缱绻交卷柔软温存的几年，那是闭上眼睛总是让人嘴角上扬的画面。一个院子十几个小伙伴的共同回忆，没心没肺地玩耍，无忧无虑地奔跑，年复一年地成长，幸福得就和每个人回忆自己童年时一样。 直到二年级下学期的一天，我和爸妈一起去了广州。一个9岁的孩子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日后方才明白，那是我与过去的一道辙，初时并不明显，随着时间流逝才慢慢清晰起来。那道辙的火车票日期，是1998年5月22日。 从渭河到珠江，从秦岭到白云山，从黄土高坡到国境之南，差异是巨大的。从语言到气候，从风俗到水土，从消费到穿着，所有这些绝非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但孩子的世界始终是宽广的，接纳程度始终是更高的。在学校混了半年后学会了粤语，长了一年痱子后习惯了广东的气候。我和旧的小伙伴保持联系，也开始和新的小伙伴一起玩耍，我又开始当班干部，考第一，一切仿佛都回到了正轨。 然而我与他们之间，似乎总是隔着什么。他们玩爆旋陀螺、数码暴龙机、锄大地，我不会，我没有，我也不想参与，于是我静静地坐着。他们踢球打球都是几个人一起，而我总是一个人加入。他们来我家做客我让他们随便看电视，于是几个人齐刷刷换到我们从来不看的翡翠台。他们看我把豆腐乳涂在馒头上，表情无比诧异。对一个孩子来说，“不一样”是一把枷锁，压着你的是无助与孤独。 在中山大学附中读初中的三年是我最愉快的时光，班上的中大子弟（大部分家庭都不是来自广州）+本地学生的人员构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广州特色的同时又抹平了本地与外地的差异，我们部分同学说普通话部分说粤语，交流中既有北方的思维也有本地的思维，在这里我深刻感受到了广州文化的重要特点——包容。在这样的氛围当中，我感到快乐，我甚至喜欢呆在学校甚于放假。我开始喜欢本地文化，本地人，我开始认为自己是个广州人，我认为一切都不是问题，因为我不再孤独。
2008年，我重新北上，去北京读大学。 也许是对故乡没有什么概念，也许是已离乡太久，我并不以为去读个书是一项值得劳师远征的大事，单枪匹马地坐火车就去了。那些初到他乡可能经历的问题我大都经历过，所以难得大惊小怪，不论是北京那肆虐冬天的沙尘，还是遍布春天的杨絮。真正使我思考“家乡”这个概念的，是一个陕西老乡在听完我跟爸妈打电话后问的问题：“你跟家人怎么不说广东话啊？” 面对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我都说自己来自广州，“哇你会不会粤语？”“教我们唱粤语歌吧！”这类的请求往往让你感到开心与认同，不过也会遇到这类问题：“你们是不是什么都吃啊？”“你们那儿是不是有瘴气？”“你们那儿思想是不是很开放？” 思维定势随处可见，它可笑也没什么可笑，只是在我笑着耐心解答时，忽然想起以前我在广州遇到的问题。“你来自陕西？哇革命老区哦……”然而更多的问题是：“你们是不是都住窑洞啊？”“你们多久洗一次澡？”“你会唱秦腔舞安塞腰鼓吗？ 我该说什么话？我是哪儿人？我在为什么辩护？所有这些东西萦绕耳旁，让人不知不觉凝神呆望。在北京我是广州人，在广州我是陕西人，在陕西我是一个不回家的人。我懂陕西话也会说广东话，我看广东体育也看中央五，我吃叉烧广式月饼猪肠粉，也爱吃肉夹馍和擀面皮。我是不是该喂自己袋盐？ 大学四年，我走过了欧洲七八个国家，全国二十多个省份，四处的美景与迥异的风土人情让人流连，也让本身就自带多种属性的我更加了然。每一次出行，就好像寻找一个新的自己，而每一个新的自己，又让我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自己。在每个地方长大的人都会留有那个地方的烙印，也正是这些烙印定义了我们的属性。所以我是何属性？ 快毕业时我想回广州，折腾了大半年硬是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我站在溢彩流光的花城广场，发现我最认同的一座城市，竟然找不到自己的容身之处。
在我旁逸斜出的生命里，0-9岁在宝鸡，9-19岁在广州，19-25岁在北京，25岁后又回到了广州。看过花开花落，望过云卷云舒，但心中始终有一种漂泊感。我在北京想家时，就会把社交网络头像换成一张广州巴士内的座椅，窗外是熟悉的绿叶。那就是广州的调调，那是让人安心的感觉。然而当我在白云山专心做起山顶洞人的时候，偶尔看到宝鸡小伙伴的朋友圈，又觉得北方的肃杀与苍劲，应该比羊城连绵不绝的苦雨更加坚毅。 回过首来再看自己走过的路，似乎不知不觉中已经习惯了一半北方一半南方的生活。在家和爸妈说普通话，在学校和同学说广东话，在家吃扯面胡辣汤，自己在宿舍做煲仔饭。这看似和谐的对号入座其实隐含着另一层内容：我看不透那骑楼里弄中的氤氲繁密，也回不去那八百里秦川的绵延雄壮。 可是一个人，至少一个中国人，还是要有根的啊！ 威廉·怀特在《街角社会》里描述了意大利移民中的街角青年在波士顿的生活机制，这些看似被遗弃的人实则有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我看来他们是幸运的，至少在走进另一个世界时有一群人相随，或坚守或融入，都能成为集体行为。而我，以及千千万万和我相似的国内移民大潮里的孩子们，不得不一个人活得像一支队伍。故事的过程当然不都是像我写得这样悲壮苍凉孤寂怅惘，当然也有收获两份快乐和兼得两地的优点等等好处，只是在步伐偶尔慢下来时，还会显露出那过往的瘢痕，与现实无法咬合的齿轮。 2016年1月底，我回到了宝鸡；2016年2月底，我回到了广州。我回的何处是故乡？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欧洲研究中心2015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朱晨宇 朱灿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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