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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之声”组织《嘉年华》的点映，并请来叶海燕女士做嘉宾。周日去看了，心里几句话，姑妄言之。 1 想象遮蔽下的真实 女童被性-侵，我们觉得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 父母悲愤，誓将性-侵者绳之以法；女童受伤，遭遇重大的创伤体验；旁观者正义感爆棚，义愤填膺；至于权贵，则作威作福、泯灭人性。 不仅如此，还应该有一个伟光正的大结局：罪犯受到严惩，被打乱的家庭生活渐渐恢复正常，立法司法逐步完善，社会一片安好。 这样的“应该”，是价值规范的产物，有利于秩序的产生和维系。但是，却不一定完全与生活的逻辑吻合。 一开始看《嘉年华》，想是不是刻意克制，所以很多悲情与温情的片段都没有看到。后来随着电影一点点铺开，才发觉并不尽然。 首先是小文和新新，看南周上说我们以为的那种社交障碍，一般是被多次性-侵的孩童会有的反应。两个小学生，不知道“处女膜”是什么，第二次体检后相信“我妈妈说咱俩没事”，她们被便利的通讯和错杂的信息所包裹，却又懵懂而好奇，这是否更接近儿童的现实？ 当成人不断地用“贞洁”“糟蹋”来看待她们时，有没有可能无意中以刻板印象和荡妇羞辱，将她们推向永远的“不正常”？这不是否认保障女童权益、严惩性-侵罪犯的必要，而是希望从多元话语建构入手，更有效地保护每一个当事人。那些没有错却受到伤害的人，为什么要遭受“抬不起头”的惩罚？ 接着是女童的父母。面对女儿的遭遇，小文的妈妈会痛心地哭、愤怒地骂，也指责小文“穿不三不四的衣服”“一天披头散发”，可是她却做不了更多（甚至可能不想去做更多）；新新的父母（主要是父亲）理智甚而精明，先让孩子认会长做干爹，孩子被会长性-侵后意识到“三五年后他出来照样呼风唤雨”，倒不如给孩子找些实惠；而小文的爸爸，一开始是妈妈口中的“窝囊废”，也显然在女儿的成长中缺位太多，乃至从律师那里才了解到女儿的经历，他相信法律、期待公道，面对权力的二次强奸，发出不解而愤怒的质询。 这里面，谁是对的，谁又是错的呢？在生活的实践中，谁不是在习性与资源共同框构出的空间里，走出对自己而言的合适又合理的生命轨迹呢？ 还有小米。她一开始否认所见所闻，只因为自己是黑户，为了保住工作；当律师来取证时，她吐露部分真相的前提是以现金来交换；但最后，也是小米的发声，才推动了事件的逆转。 对她一开始的选择，我们有权力指责她自私而麻木么？十三岁离家，三年内漂泊十五个城市的经历，作为“diduan人口”，她也是“人”，而不是被生物政治学虚化的“口”。 因为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立场先行的想象可能会遮蔽我们对真实的把握。意识到生活的多面和生活中的人的复杂，而不是用逻辑的事物取代事物的逻辑，是达到理解或阐释的方式，也是我们体味世界的一环。这样说，似乎挫及了批判的锋芒， 对此只是粗浅觉得，批判的武器不同于武器的批判，后者的实现则离不开对实践的细细体察。 2 无力感的再生产 这样的说法，似乎能嗅到一股无力感的气息。电影看完后，除了结局，大家坦言觉得压抑，不知道能做些什么。 压抑的不只是性-侵。导演文晏说，“小文可能会长成小米，小米大一点也许会变成莉莉，莉莉可能会成为小文母亲那样的女人……”这种将共时态的平面对比转化为历时态的成长历程，让人看不到流动的可能和变好的希望，只有所谓结构性不平等的再生产。但又不止如此。 现在总觉得，与客观再生产相呼应的，还有一种社会心态的再生产，并且因为传播的效力等原因，这种再生产具有社会事实的巨大能量。目前的一股，就是大家常说到的“无力感”的再生产。 面对社会失范和人间失格，无力感似乎不过是弱者的妥协乃至放弃，但之所以“无力”，是因为想做、想有力地做，因此无力感又隐含着有所向往而不屈的可能。 津巴多提出“每日英雄”的计划，导演文晏说“最终想表达，想落到的那个点是我们做出选择的勇气”，叶海燕女士也坦言想做什么时，“不要预设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与情境的融入会让你自然觉得要去行动，同时她也温厚地建议“要讲策略”。 理性的社会学，不妨来个感性的结尾吧： 这些说得真好。一道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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