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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学路上，遇到交警扣压没有牌照的蹦蹦车，车主情急，把刚买的麻叶递给对方——那哀求的样子，总让人心里不舒坦。这种双方看自己都没错、而看对方都有错的暧昧情形，或许源于人情与法理的张力。先来看人情。当我们从熟人社会的秩序中脱嵌，常面临关系被拉进的事实：叫一声“姐”、递一根烟，尝试把次级关系转向初级关系，在工具性因素中加入情感能量，从而游走于前台与后台的过渡区域——台阶和门口。这种陌生人间的人情，一方面灵活而积极，似橡皮筋或悠悠球般，是主体权宜性搭建的策略，但它又不是天然或纯粹的人情，通常为自利性动机所驱使，是目的理性的手段；另一方面，它会受到突生于个人的制度——如规章条例、科层体制、文化安排之限定，从而超越了日常生活中的人情，或为人情所不能控，有着组织性的目标。综合起来，陌生人间的人情就好像孙悟空的法术，可以腾云驾雾、变化万千，但终究，是在佛祖的五指山中。再来看法理。法理面临将抽象落实为生活的挑战，这在“系统”与“生活世界”二分对立的世界中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当沟通理性还未建立，我们常可以看到法理执行者的“捏柿子”行为。一方面，“捏柿子”与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有关，即弱势群体成为“柿子”的比例更高，另一方面，“捏”体现出“园艺社会”的规训逻辑，社会空间是资格、资质、权力的表达，什么都没有的“柿子”只能躲藏与隐匿。麻叶终究没有被收下，但其所勾连起的人情与法理之困境，却会到达每一个观察者的视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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