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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新京报的消息，冒出来一条“‘大龄大孩’的二胎家庭”：主人公23岁时，多了个小妹妹。当时二胎政策刚放开，她并不同意父母再生的想法，后来母亲怀孕生子，慢慢地接受了现实。家里现在是“3+1的相处模式”：3个大人，带着1个小孩。父母年近半百，怎么想起来要二孩呢？新闻里的父母说：“我们生二胎也是为了你好，第一是你能多一个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第二是政策放开了不要浪费，能多生一个肯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多生一个更保险，你看现在失独家庭那么多；家里的一切你想要的都给你。”大孩的反对则没有考虑那么多：“我想要个弟弟妹妹的时候，她们拒绝了，我都已经长大了，不需要一个弟弟妹妹陪伴了”，“不想要，没必要，你们想带娃娃，可以等等带孙子。”经过争吵、冷战、绝食，“最终带着抗拒的心情接受了这件事”。从成年大孩的立场上说，她是在情感上拒绝小弟弟妹妹，但从年迈父母的角度看，他们要二孩则出于理性的算计：父母多了份“保险”，哥哥姐姐多了个“照应”。家庭是国人的倚赖，不仅是从文化传统和亲密关系的层面说的，也与家庭作为缓冲风险、消解危机的共同体属性有关。家庭是“原始”的，它基于血缘而建，承载着“多子多福”的想象与期许；可家庭并不是“过时”的，它提供的经济与情感等资源，是我们在公共支持不足的现实情境中的可靠后盾。“单位制”的结束，把作为支持系统的家庭推到了前台，市场经济的展开，巩固了亲密关系和信任的可靠来源、以及财富累积的重要载体——家庭的地位。要二孩的考量，正体现出家庭的风险共同体特性。很奇怪的一点是，为什么挺现代的人们，一遇到“家”的议题，就传统了呢？有一种解释是“工具箱”：传统成为了资源，被有需要的个体所征用、所重构。但是这样的解释，是不是太淡漠家庭的社会文化嵌入性呢？换句话说，家庭作为组织，需要因应奉行合法性机制的制度环境。拿现在很流行的隔代抚幼来说，古人强调的是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费老提出的“反馈模式”也只涉及父辈对子代的养育。但如今，面对子女沉重的工作压力，老年父母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照料孙辈的责任。这一方面与社会支持不健全有关，公共政策有多少考虑到年轻父母的育儿职责和育儿负担呢？另一方面，也是伦理规范的代际维度所致，“一家人”“给他们看”，老年父母的乐意也是被迫，他们又有多少选择的空间呢？在时代造成的个人困扰面前，与其说家庭作为策略显示了个体的反思性和能动性，还不如多把批判的眼光，投向制造出如此现实的力量。看了集《爱情公寓5》，“新相亲时代”，有个观点挺有趣：年轻人谈恋爱讲浪漫，父母主导的相亲讲般配。这和大龄大孩的二胎家庭中的逻辑差不多，面对是否要二孩的选择，大孩的答案是情感上不愿意接受，父母的动机是多了份保险。这样的对比，是生命历程的结果。对此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青年人处在建立家庭的预备期，父母们则已经携手走过了人生的大半。埃尔德指出，不同的时机（timing）具有不同的意义。尚未体验亲密关系的青年，把生活的重心放在情感上，父母则根据自己的经历与经验，强调般配的重要。其二，青年人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成长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时代，经历着消费社会的沐浴，习惯了“为自己而活”的个体化宣言。他们的父辈则不同，“50后”“60后”的父辈们，童年的记忆由集体化所塑造，兄弟姐妹的往来与帮衬在他们的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埃尔德指出，生命历程是线性的，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累积，不同的成长经历铭刻于个体的选择之中。于是，当青年从自身的立场出发，觉得爱情至上，父母则从家庭团结的角度出发，考虑门当户对。鲁迅先生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借助社会学的视角，我们至少可以做到理解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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