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丨陈党耀：票证流行年代与儿时的果腹苦乐

作者简历

陈党耀，出生于上海的50后，17岁到奉贤星火农场当了九年知青。文革后考入复旦大学分校，毕业后分配到宝钢。1997年获聘新闻系列高级职称，退休后喜读书健身思考。

原题

儿时拾忆

萧王庙与果腹苦乐

作者：陈党耀

静坐思幽，我想起四岁记事后的童年往事，尤其对早已消失的老家“辽源三村”的怀念更是涌上心头，逝去的一幕幕童年场景慢慢浮现在眼前。

 

1959年，我四岁，弟弟两岁，我家从老城厢的南市江阴街搬入杨浦区（当时称榆林区）控江路的辽源三村新居，这里处于上海内环线内，现在房价要七八万一平米，而当初周遭一片荒凉，多田野少街市，晚上黑灯瞎火的，比现在郊环线外的乡村还要冷落得多。

在此，我一直住到17岁半去奉贤星火农场，后来考上大学回沪又住了几年，直到1984年夏季拆迁离开。几十年来，童年时期记忆尤为深刻，辽源三村周边景象经常梦回萦绕在我脑海里。

（一）萧王庙

买米买菜等，父母和邻居们总说到萧王庙去。小时候听了印在脑子里的三个字是“小黄庙”或“小王庙”。

萧王庙这座庙给我的印象很模糊，其实它只是一个地名，准确地说它是周边鞍山商店、小菜场和米店等商圈的代名词，就像曹家渡、提篮桥五角场一样。大人讲到萧王庙去，不是烧香朝拜，而是购物或者兜兜。

早年，萧王庙位于控江路鞍山路交界处，用竹篱笆圈围。传说此庙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是正一派的道观。当年香火旺盛，庙堂内主祀的是跟随刘邦“月下追韩信”的西汉开国宰相萧何。但有人质疑，萧何没有封过王。据清朝嘉庆《上海县志》记载“梁萧氏兴江左有功，故州县多祀之”，故萧王指的是南朝梁皇室萧氏。

萧王庙到底祭祀谁已经不重要了，其名气在外，被附近百姓作为一种地标性称呼叫了好多年了。

沿着鞍山路向北，一路上关乎民生的店家和修理铺很多。鞍山商店左侧是一家文具店,里面品种很全，卖各种颜料纸张；记得最清晰的是，有家很简陋的书店，有本不足一公分厚的《红灯记》剧本，0.32元，每次经过，我都要瞄两眼，因阮囊羞涩只能作罢。后来经常扒着一处围墙听半导体里《红灯记》唱段，居然能够大致背出来了，多日后再返回书店翻阅那本书，还纠正了记忆中几处唱词的写法，虽然遭到营业员的不屑。

小时候，我出门在外，初与陌生人交流，对方问我住在哪里？我答辽源三村、鞍山新村旁边、跳伞塔附近、电表厂对面，对方多少有点茫然，而一说起萧王庙，对方会清楚地回应“噢——”，说明萧王庙知名度蛮高。

 

打虎山路靠近控江路的跳伞塔

1937年萧王庙毁于日军侵华炮火，1947年重修。住持张湘荣协助中共地下党员在庙内创立萧庙义务小学，成为中共榆林支部的地下活动点。张湘荣是我阜新中学校友吴同学的外公。

解放后，萧庙义务小学改名控江小学，庙观继续开放。1960年，设立道教经忏接洽处。1965年成立纸品加工组。重建的萧王庙后毁于1966年文革初期。1989年，因市政建设需要，上海市道教协会将该庙产权有偿转让给杨浦区城建局。

 

萧王庙庙后的街景

后来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宝钢，听人说起《宝钢报》副总编辑毛炳甫的不凡经历。毛炳甫（1931—1996年）从小失去双亲，是根正苗壮的工人作家，与胡万春等齐名。毛炳甫小时候家在萧王庙附近，他知道我童年住在辽源三村，很有“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的热情劲。他的中篇小说《算命纪事》说的就是这一带三教九流的江湖故事。

萧王庙原址现在是杨浦著名的环球公司，生意出奇的好，每天人流不息，有老人说是因为过去此地香火旺。

萧王庙周边分别称庙东、庙西、庙后、庙南、庙西北及庙西南张家宅。张家宅有许多人以吹打为业，故得名“吹打张家宅”，我的很多中小学同学都住在这里。

沿着我家东面一条石块铺成的弹硌路向北一直走到控江路，河边有个茶馆颇具规模。茶客大多是住在附近的老年人，他们称茶馆老板叫朱先生。朱先生是我中学同班姚同学的继祖父，我随姚叫他老爹。姚同学二胡拉得行云流水，这是童子功。同住在此的张同学是隔壁二班班长，她也是张家宅殷实人家出身，会弹琵琶，常在学校演出时上台琵琶独奏。记得张同学家的本地房子很大，前后院子黑漆大门，内外花木扶疏。

我们那个年代，一般工人家庭是没条件学琴的。十四五岁的我路过茶馆总会被悠扬的丝竹声吸引，于是姚同学带我入内。每逢星期四下午，我放学了去听朱老先生吹笛，旁边围了十来个年纪不一的乐手，他们聚精会神合奏江南丝竹《紫竹调》《三六》《欢乐歌》《行街》《春江花月夜》，余音绕梁，听得我不忍离去。

后来知道，朱先生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沪上著名笛王，那些乐手也是赫赫有名的民乐演奏家。

大名鼎鼎的陆春龄来客串过；号称民乐四小龙的周炜周皓兄弟、马圣龙及俞逊发等名家也光顾过朱先生的茶馆。可能是文革时期，上海不少专业乐团都赋闲吧，后来要想见到这些名家是不太可能的。

 

 

茶馆南侧是一爿朝南开的小店，我经常被父母差去那里买油盐酱醋，那时这些东西都是散装的零拷的，我带的瓶瓶罐罐，根本不用怕假货也不担心被斩，那时所有商品的进货渠道和价格都是计划内控制的。

张家宅弹硌路中段矗立着一幢三层独栋洋房，在周边地区很突兀很有气派，竹篱笆内似江南园林，篱笆外有一大片菜地，门前小路边系了两三只羊。看上去像农民般的男主人留着山羊胡子，很神秘的模样。据大人们说此人很有来头，解放前支援过新四军，还见过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女主人慈眉善目人称羊妈妈，粗看有点像俄罗斯大妈。

小学时我们没多少回家作业，放学后“忙趁东风放纸鸢”，还去羊妈妈的农田里，用手帕裹着手捉蜜蜂逮蝴蝶。后读杨万里诗句“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很是感慨，诗人就是诗人，其生活情趣和观察力异于常人。

张家宅还有几户侯门似海的人家，我家东北角的有幢陈家私宅紧靠许五小学围墙，门口树木密密匝匝，记得上体育课爬到高处可看到她家；她家两姐妹都学琵琶，好多清晨我是在琵琶声中醒来的。

 

萧王庙西南边控江路许昌路转角处，紧靠电表厂的一大片较高档的私房早就荡然无存了。而五十四年前的文革初期，这里天天晚上开批斗会，主角是一花甲老太人称“老狐狸”。我们小孩子不懂，穿着背心趿着木拖板远远看着就图个热闹。看着台上的“老狐狸”低着头胸前挂着墨汁叉叉的牌子，口中嚼着什么，她说是萝卜干，而一旁造反派红卫兵硬说她吃的是人参。那时候吃得起人参的不多啊，由此激起了愚昧公众的民愤。

这一疯狂场景同时在咫尺之遥的上海电表厂也出现过，只是主角换成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她声嘶力竭地高喊“打倒袁雪芬，造反有理……”。

前几天在微信上读到一句有意思的话——每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是文革无症状感染者，条件合适就发作——说的大概就是这一群群围观者。

（二）果腹苦乐

对于生长在杨浦区工人新村的人来说，控江路在心目中地位很高。“控江”路名大有来头，取自上海县地方志“华亭县负海控江”一语，即负东海、控长江之意！但是，那时候的控江路周边成千上万的百姓和全国人民一样，既控不了江也掌控不了肚皮。

从我记事起，肚皮经常处于半饥饱状态，四到六岁正是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家饭桌底下老是堆着老茄子、甜菜和山芋，天天当主食吃，吃得反胃。后来有米吃了，只配给每人每月几斤有石子的籼米。那时听大人讲大米和肉被苏联人拿去了，由此恨赫鲁晓夫，极其奢望过他说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

记得读小学前后，早饭天天泡饭，酱菜是门前及山墙边自种的洋生姜，此物繁殖快，母亲挖出来腌制几天就可上桌，每人分几片下饭。母亲最舍得花的是每天一角二分订一瓶牛奶，是给身体不好的父亲喝的。

 

小时候买啥都要票证，买米要购粮证和粮票，买菜要小菜卡，还有布票、肉票、棉花票，大到家具木料、电器手表，小到火柴手套、草纸肥皂，甚至两只电灯泡，统统凭票。那时候，不仅全国有统一票证，各省市也有地方票证。

 

所有票证中，用得最多应该是粮票了。那时吃饭是头等大事，除了买米外，到食品店点心摊上买一包饼干、吃一根油条，光有钱是不行的，还必须交粮票。粮票可以换钱，但钱不一定能替代粮票。上海的粮票最小票面是半两（25克），能买一块蛋糕或一根油条。那时候乞丐要饭真的只要饭，因为要钱没用，还得要粮票，而粮票更紧张。

从我出生的1955年第一张粮票发行，到1993年粮票谢幕，票证时代整整经历了38年，成为我们这一代及父辈难忘的记忆。过去一切都凭票，现在移动支付，一部手机走天下。

我中小学时期，父母工资不高，我妈经常说，工人家庭粗布衣菜饭饱。记得最常吃的菜是咸菜豆瓣汤。甏里不断货的硬蚕豆抓出一大把，将蚕豆口放在菜刀刀刃上，用榔头敲蚕豆尾，一劈二瓣，剥去壳，浸酥，与雪里蕻咸菜同煮，再炒个蔬菜，就这么混了一顿。鱼肉蛋豆制品是凭票的，哪能天天敞开了吃。菜油每人半斤，也得省着吃，炒个菠菜端上桌，深绿色菜叶必是着了油的势必先被搛去。

有一年亲戚送来一只金华火腿，我妈舍不得吃，将其挂在墙上。饥饿的我抵不住诱惑，等大人上班去了，我翻转火腿，用小刀一小片一小片地削下来，放在煤球炉热铁板上烤得“滋滋”香气四溢，顷刻送入我和兄弟们口中，味道好极了。可是火腿肉再厚也禁不住经常削，终于有一日穿帮了，母亲看着靠墙那面像狗啃般的火腿哭笑不得。

 

文革初我读小学四年级，已经能协助母亲买菜。隔几日，凌晨四点多我就被叫醒，起床到小菜场已是人头攒动，蔬菜摊肉摊鱼摊豆制品摊分别要排队，我和母亲分身无术，有时还用砖头替代人头。母亲排在那条短的队伍，有几次我排的长队伍速度快倒轮上称菜了，我手中没钱没票证，母亲在那头还没有来，真急死人了……

天蒙蒙亮，我们母子拎着两大篮子菜返回家了，有时母亲犒劳我一下，一碗咸豆浆加只大饼，呼哧呼哧地幸福感绝对碾压很久以后吃到的佛跳墙等。

 

那时父亲星期一休息，母亲会做卷饼，她把茭白肉丝、甜椒毛豆等炒好后摊在薄薄的面饼上再卷起来，也算改善伙食了。除了纳鞋底做衣服外，只要有空，母亲还买了面粉擀馄饨皮子、做切面；逢年过节做汤圆、裹粽子，立夏白煮蛋一人一个，给我们放进网眼蛋套里挂在胸口。每年年夜饭时分，我们趁机疯玩，父母亲在煤球炉旁一个一个炒菜，然后看着我们四兄弟风卷残云……

那时候，谁家里都没余钱，可能现在会有人说，你家怎么这样穷？我们家有的吃，吃得多么多么好。

说这话的，一是他健忘，二是故意忘本，三是瞎显摆。年纪轻的不明白，那时有钱也买不到东西，除非你有海外亲戚寄过来，可那也是危险动作，很多人为了太平，情愿少吃少穿的。

自然灾害过后，随着人口密度增加，沿街陆续开设众多商店，渐渐形成控江路商业中心。春节前，小菜场周边搭起临时摊位，人最多的是各色食品摊。而常年驻扎在此的有个卖熟菜的亭子，最热门的猪头肉0.56元一斤，猪耳朵0.70元一斤，偶尔父亲买一包熟菜，从牛皮纸渗出的油闻着真香啊。所有这些我们小孩只有看的份。

小时候我花钱最多的地方是辽源三村居委会门前的小摊，摊主是一老太，看上去已是风烛残年，满脸皱纹，冬天戴着绒线帽，天天出摊卖些糖块盐津枣话梅之类。小时候有几年春节前后，我们揣着可怜的压岁钱去她那里买关公或张飞的纸质假面具、火药纸和小炮仗等；邻居小姑娘们买零食吃的多，二分钱买半根泡泡糖，三分可以买一根，老太的生意经潜移默化在“划算不划算”的启蒙教育中。

拉拉扯扯，辽源三村的儿时往事似乎写不完。这是留在我人生记忆中的一页。如今人虽已老去，景沧海桑田，但记忆时时泛起，不易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