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朝末年土地兼并严重，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流民，流民混入军队，是明朝灭亡的一大原因。关于这个问题，明朝不是没有预言帝，吕坤就是典型。  吕坤是明朝晚期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虽然他的科考成绩并不怎么样（同进士出身），但是依旧在明朝官场上当过巡抚、侍郎等高官。吕坤从中央到地方工作经验都非常充分，因此吕坤非常明白大明的实际情况。万历25年，吕坤就在著名的《忧危疏》中提出了“幸乱四民”的说法，这四民是：无聊之民（穷困潦倒的民众），“饱温无由，身家俱困，因怀逞乱之心，冀缓须臾之死”就是“不做安安饿殍”的饥民；无行之民，“气高性悍，玩法轻生，居常爱玉帛子女而不得，及有变则淫掠是图”明末的乱兵都属于这类人；你好，“白莲结社，遍及四方，教主传头，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归附之人”；“不轨之民”则是“乘衅蹈机，妄思雄长”的野心家。这四民既然是天生的坏分子，那么明朝官府就应该重点防范他们才对（老吕让万历皇帝修德感化这四类人不过是场面话），但是明朝上下都不把这当回事。  首先各地兵备大人依旧把“气高性悍，玩法轻生，居常爱玉帛子女而不得，及有变则淫掠是图”的城乡无赖送到军中充当募兵。在各地地方官看来，把良民送过去当募兵是浪费极大的浪费，良民可以纳税，可以服徭役，是最好的韭菜，舍不得送给军头丘八们。而当时著名的军头们要么像谭纶本身就是文官出身，在地方上拥有很大的实权，因此才能让各地兵备把最好的兵连员送给自己；要么像戚继光，和各地文官关系好，又有惊人战绩，是各地父母官争取的对象。否则明军募兵而来的人主流就是“无行之民”。其次“邪说之民”也屡屡混入明军中，嘉靖年间就有李福达当上了太原卫指挥的先例，万历年间郑贵妃的家人更是和王森的徒子徒孙勾搭在一起，弄出了“铤击案”。至于“不轨之民”进入明军的例子也不少，李自成、张献忠都在明军中充当过募兵；努尔哈赤更是有当过李成梁家丁的传说。   老吕的文章本来是要万历皇帝改正自己的生活作风，给整个明朝增加正能量，但是却起到了反效果。因为郑贵妃早就成了老吕的热心读者，在老吕八年前写出《闺范图说》后，亲自找人捉刀写了一篇序文，增补了十二个女子，自掏腰包大肆宣传，俨然自己就是该书的唯一作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类似操作的女人有两个，一个是长孙皇后，一个是武则天。这激怒了满朝正人君子，老吕也成了佞幸小人。老吕这篇文章问世五年后，君子们终于有人把他的两部作品结合起来，制造出了大名鼎鼎的“妖书案”。  至于老吕找到了的明朝社会问题，他们选择了无视，继续放任四种“幸乱四民”扩大甚至加入明军中，这种重视撕逼甚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作风终于毁了明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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