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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也有预言帝:四种乱民危害讲得明明白白,为何明朝最后还是应验亡了国

2020-11-14  冷兵器研...

    明朝末年土地兼并严重,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流民,流民混入军队,是明朝灭亡的一大原因。关于这个问题,明朝不是没有预言帝,吕坤就是典型。

    吕坤是明朝晚期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虽然他的科考成绩并不怎么样(同进士出身),但是依旧在明朝官场上当过巡抚、侍郎等高官。吕坤从中央到地方工作经验都非常充分,因此吕坤非常明白大明的实际情况。万历25年,吕坤就在著名的《忧危疏》中提出了“幸乱四民”的说法,这四民是:无聊之民(穷困潦倒的民众),“饱温无由,身家俱困,因怀逞乱之心,冀缓须臾之死”就是“不做安安饿殍”的饥民;无行之民,“气高性悍,玩法轻生,居常爱玉帛子女而不得,及有变则淫掠是图”明末的乱兵都属于这类人;你好,“白莲结社,遍及四方,教主传头,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归附之人”;“不轨之民”则是“乘衅蹈机,妄思雄长”的野心家。这四民既然是天生的坏分子,那么明朝官府就应该重点防范他们才对(老吕让万历皇帝修德感化这四类人不过是场面话),但是明朝上下都不把这当回事。

    首先各地兵备大人依旧把“气高性悍,玩法轻生,居常爱玉帛子女而不得,及有变则淫掠是图”的城乡无赖送到军中充当募兵。在各地地方官看来,把良民送过去当募兵是浪费极大的浪费,良民可以纳税,可以服徭役,是最好的韭菜,舍不得送给军头丘八们。而当时著名的军头们要么像谭纶本身就是文官出身,在地方上拥有很大的实权,因此才能让各地兵备把最好的兵连员送给自己;要么像戚继光,和各地文官关系好,又有惊人战绩,是各地父母官争取的对象。否则明军募兵而来的人主流就是“无行之民”。其次“邪说之民”也屡屡混入明军中,嘉靖年间就有李福达当上了太原卫指挥的先例,万历年间郑贵妃的家人更是和王森的徒子徒孙勾搭在一起,弄出了“铤击案”。至于“不轨之民”进入明军的例子也不少,李自成、张献忠都在明军中充当过募兵;努尔哈赤更是有当过李成梁家丁的传说。

    老吕的文章本来是要万历皇帝改正自己的生活作风,给整个明朝增加正能量,但是却起到了反效果。因为郑贵妃早就成了老吕的热心读者,在老吕八年前写出《闺范图说》后,亲自找人捉刀写了一篇序文,增补了十二个女子,自掏腰包大肆宣传,俨然自己就是该书的唯一作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类似操作的女人有两个,一个是长孙皇后,一个是武则天。这激怒了满朝正人君子,老吕也成了佞幸小人。老吕这篇文章问世五年后,君子们终于有人把他的两部作品结合起来,制造出了大名鼎鼎的“妖书案”。

    至于老吕找到了的明朝社会问题,他们选择了无视,继续放任四种“幸乱四民”扩大甚至加入明军中,这种重视撕逼甚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作风终于毁了明朝。

    本文冷兵器研究所原创稿件、冷兵器研究所系头条号签约作者主编原廓、作者李从嘉,任何媒体或者公众号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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