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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2020年第9期 本刊头条 | 评论 商 震 《“大羹不和”与“外枯中膏” ——读侯马组诗<九三年>》  【 作者简介 】 商震，著名诗人，1960年4月出生，著有诗集《无序排队》《琥珀集》《半张脸》、随笔集《三余堂散记》等，现为作家出版社副总编。 “大羹不和”与“外枯中膏” ——读侯马组诗《九三年》 / 商 震    《草原》的编辑约我写个诗歌简评，是评侯马的诗歌《九三年》。我说把稿子发来我先看看吧。不是我要端架子，是我曾对侯马《九三年》太熟悉了。2000年我在《人民文学》做编辑时，亲手编辑、刊发过侯马的组诗《九三年》。这次《草原》要用的《九三年》是原来的，还是新写的？ 二十年了，我对当时编发侯马诗歌《九三年》时的情形依然牢记。 我是1996年底到《人民文学》做编辑的，当时是忐忑大于兴奋。我给自己的任务是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学习怎样做个好编辑，尽量丰富并充实自己的理论知识，不能被天下的诗歌作品欺负。那时，我的知识结构有较大的缺陷，对欧美诗歌及理论严重缺乏，而那时欧美诗歌又极为盛行，于是恶补。波特莱尔、惠特曼、聂鲁达、金斯伯格、马拉美及“诺奖”诗人作品等等，一遍读不明白的就读三遍五遍。就在我拼命学习的时候，2000年初，我收到了侯马的组诗《九三年》。实话实说，这组诗给当时的我出了一个较大的难题。那时我不认识侯马，只知道他是个写诗的警察。所谓的难题是，我看到了这组诗的好，那种中国诗歌本质的好，但是那时各个刊物很少见这类诗歌，或可称作不合时宜。尤其是诗中对社会现实的呈露有较强的反讽效果，而那时《人民文学》在经历了“舌苔事件”和诗歌《独身女人的卧室》被批评后，处理稿件都十分谨慎。我在送审前，向韩作荣老师讲了我对这组诗的看法，也说出了我的担心，韩老师说：只要好，你就送上来吧。我的送审单上大致是这样写的：一组直面现实的作品，没有任何修饰，是呈现不是表现。现场感很强，作者本人在诗中没有任何的躲闪，因而鲜活、生动。但是反讽、暗喻的意味很重。请定夺。 韩老师在终审意见栏上只写了四个字：不错，可用。后来这组诗发出来了，九首。 《草原》的编辑把侯马的《九三年》发给我，我打开一看，并不是我曾编发过的那组，是新写的。于是，我就和侯马联系。侯马回我：“《九三年》写了20年。其中12首写于1999年11、12月。2000年《人民文学》发表。2009年12月又写了《天堂》《项链》《断指》。2020年5月写了《洗脚》《铜人》《尚小云》。”我看了以后内心陷入复杂，是什么让侯马二十年来执著地、持续不断地丰富《九三年》？我不敢妄加猜测。不过，从诗歌的角度去判断，也许他在前门当警察时对具体的社会生活有了真切的感受，盘踞于心，不吐不快，并可能因此而奠定了他诗歌的价值观。 扯远了，说说侯马的这组诗歌《九三年》吧。 诗的好坏是由诗的品格决定的，诗的品格是由诗人的人品、人格和境界决定的。一个诗人拥有什么样的内在品格，就会有什么品质的诗歌作品。我绝不相信一个用俗和媚来取悦于当世、取悦于世人，甚至“苦思求售”，类似使用卖身伎俩的人会写出高品格的诗来。侯马在处理《九三年》这组诗时，依然是不做遮挡地呈现，选用词语直接、明了、干净，不伪饰，把自己的感情压制到很低的极限，让诗中的场景、人物都活灵活现。这种坦荡、坚定，让我想到了被比作君子的白玉，既有外部的硬度又有内部的光彩，而玉的精神品质则要求有同等精神品质或接近的人才能领会。侯马一定领会了玉的精神，于是，诗如玉。 《礼记》中有一句“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意思是：真正的大餐是活鱼鲜肉不加色泽与调料，因而得到原本的味道。这原本的味道是“大羹”，是高品格的大味道，在诗歌中的“大羹”就是让鲜活的现场、生动的人物，都能活生生地跃然纸面。如《九三年》这组诗。苏东坡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似的人物，其在孔子“大羹不和”的基础上，又加以阐释：“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所谓高贵的诗歌，表面上看不光滑，甚至平淡，但是内涵是丰富的，有实在的力量之美，陶渊明、柳子厚就是这样的诗人。 其实，在诗中能控制情绪，把握语言行进的速度，以平淡的方式呈现，是诗人的一种能力，是制作“大羹”的能力，是通透、豁达、淡泊的能力，是“知行合一”的能力。古人说的“趣高”与“奇崛”都来自平淡。我们看《九三年》这十一首诗，表面上是以平淡、朴实完成的，当深入地读进去时，才能感受到这些诗歌内部埋伏的悲痛与纠扯，感受到诗人在创作时的沉雄盘郁，同时，这组诗也帮助我得到一次次的顿悟。这十一首诗，因为叙写得平实，像现场解说一样，使得诗中的事件和人物显得真实可靠，真实可靠就是诗歌的最高品格。我在初读《天堂》时，心里是悲凉的，再读时就感到有一股力量在胸间冲撞。诗人执行任务时的偶然一瞥，瞬间的现场，竟生成这么大的力量！是啊，天堂在哪儿？幸福长啥样儿？哦，天堂和幸福都在自己的心里，自我能够满足的人就能进入天堂，能自我满足的人就能获得幸福。我们这个民族的老百姓，几千年来不都是这样“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并兴高采烈地过日子吗？读《铜人》时的感受也是如此。城市的发展无可阻挡地迅猛，那些民间的技艺、传统的文化，只能固定在铜人身上，最后连看护铜人的人也不见了踪影。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无论文化人、思想者怎样痛心疾首也必须如此这般。历史的经验早就告诉我们，人类的创造力和破坏力基本相等。当然，《尚小云》没落到铜人身上，可是看护者的那几句上海话已经有气无力了。《断指》和《洗脚》是自我身份的确认，让我们知道，警察仅是一个社会的职业，虽然担负着很大的社会责任，其待遇并不特殊，也是常常入不敷出的。当然，这两首诗还有更深的寓意，由读者自己去体会吧。《项链》是这十一首诗里唯一动了“气”的作品，但是动的是揪心之气、忧心之气，这首诗里在怒气中带着反讽，也带着俏皮。认真地说：这十一首诗对读者是个考验，像在地上打井，你有多大的功力就能挖掘多深，能挖掘多深就能得到多甜多清的水。诗歌本来就是需要读者自悟自得的。 这十一首诗来源于诗人的心动，心动是被现实触动，为现实而动的慧心、爱心才能成诗。侯马曾在一个访谈中说：用日常的材料，攻击致命的部位。能找到“致命的部位”就是一个诗人的品质、品格。 侯马的诗歌，一直在追求感性的力量，“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刘勰《文心雕龙》）追求用事实的呈现来生成诗性力量，而不是用词语来渲染。渲染不会产生诗意，就像形容词加形容词的字里行间不会有诗意一样。“推敲”是来自生活现场，所以才成为诗人的座右铭；面对辞典去“吟安一个字”，或者用大量的孤冷死寂的词语覆盖诗歌全身，绝不会诞生高品格的诗歌。诗歌不需要高冷，需要温暖。 在诗歌的建筑和表现力上，侯马的诗歌有着不可模仿的单一性，或叫极强的个性。考量一个诗人的艺术创造力或说是美学发现的能力，就是在考量这个诗人的个性，个性是诗人在作品中安身立命之根本。离开了个性，就不可能去谈一个诗人的艺术、美学的能力，没有个性，也不会有创造力。那些随着社会风向、在已被确定的公共认知里，去随他人的赞颂而赞颂或随他人的贬损而贬损的诗歌作品，最多算作是放屁添风。 看到有人把侯马列入“口语诗人”的行列，我不太知道“口语诗”这个概念的出处，也不知道“口语诗”有什么特定的内涵。我对诗歌的理解是，无论用哪种语言方式和表现手段，能够揭示生活本质，有诗人的独特感悟和艺术创造，并给读者带来审美愉悦就是好诗。诗歌是个球体，从任何一点垂直下去都能到达圆心，用什么手段不重要，诗人的境界和慧心、爱心是决定性要素。其实，用日常会话的语言来完成诗歌创作并能有效地生成诗意，这个难度可能更大。侯马的诗歌使用的是日常会话的语言，在我看来，他的这十一首诗都能到达圆心。 侯马的诗歌，因是从个人的内心感受出发，让真实的现场和具体的人物发声，使诗意再生成的能力和想象的空间很大；因其反装饰、反人为加工，使他的诗歌有追打、拷问读者的精神力量。 我欣赏“大羹不和”与“外枯中膏”的诗歌作品，欣赏侯马的诗歌。 刊于《草原》2020年第9期  （向上滑动启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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