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以纪实为主的照片集是继“四普——西藏羌塘岁月”之后，以影像形式记录当代这些地质人的过往，走过的岁月，是对我们国家的那个年代工作、生活的纪实，尤为可敬的是他们把青春，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西藏，藏北草原，为国家探寻矿藏，勘探石油，可歌可泣，让我们记住他们，尤其是子女，记住父辈走过的一段不平常的路。
照片既有艰苦的工作场景，又有工作之余多彩的真实生活画面，更有他们的家属，子女在格尔木基地快乐的工作，学习，随着岁月流失，几十年后他们再相聚，悲感交集，倾诉离别。
顾祥弼给照片集提供了几十张照片，我们在请他标注时，竟对照片时间，地点，当时的发生记述的清清楚楚，我们感叹他的记忆力时，他说，“都是親身经历的事，都是一起滚过来的挚友藏北情怀刻骨铭心，纯洁，难忘“，非常感人，正是这些感人的人，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回忆。
对过于陈旧的照片，编辑中做了稍许后期工作，不一定成功，还请海涵。
100张照片，100个印迹，100个故事。
让我们沿着走过的足迹浏览，赏阅。
兰奕国在唐古拉山 摄于1967年进藏
（以下照片兰奕国提供）
兰奕国进藏前留影 ,浓浓父子情。
于1966年3月 北京
此张照片经多人辨认，确认是：张书信、兰奕国、鲁连仲、姜正兴 但拍摄时间还有待确认，有说66年，有说67年。
需要说明的是，9月3日在四普群里，姜正兴声明，此照片没有他，在四普群引发争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四普的先驱者--青藏小分队在昆仑山口
摄于1966年
这应是四普67年正式组建前，由石油局组建的青藏小分队进藏做前期石油地质调查，据顾祥弼等人辨认，依稀认出刘连捷，谢克明、王烈模、李天生。
见证四普的建设过程与发展
兰奕国
（一）青藏小分队的进藏与成果
青藏分队的组成是“四普”组建的基础。可以说青藏分队的进藏工作条件，比四普还要更难！只有一台解放牌卡车，全体人员都是坐在卡车上边带着每个人的行李和生活用具用品从格尔木走了三天才到那曲（汉语叫黑河，是那曲地区政府和军队的驻地）。第一天住在不冻泉运输站，很多人的高山反应开始了！在此前过昆仑山口的时候，大家还兴高采烈地向东面的山峰走去察看地质、地层和构造。可是到了不冻泉就不行了，只好住下来。运输站的同志们对我们非常照顾，并告诉我们，不要一下子太累了，多休息才能减轻高原反应。还给我们做了可口的大米粥，叫我们吃好休息。第二天早上又给我们做热面条汤，十点多才离开不冻泉向头道河进发。
在头道河运输站也是受到他们热情接待，得到了很好的休息，高山反应也有所减轻。
第三天我们前进过念青唐古拉山。当过了山口向下走向那曲黑河镇时，再也没有五月初的寒风，和高山反应氧气不足的难受了。还是由于年轻，体力强壮的同志因在那曲黑河住了几天就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开始了各小分队的准备工作。
经过三个小队5－9月底的50万分之一地质调查，成果达到了目的。进行成果总结，分别在10月份向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及地质部李四光部长汇报。得到自治区和李部长的全力支持，才有四普的产生。 （二）镇江会议
1966年10月底，李部长向部机关和部石油局下指示，要求尽快组建石油地质普查勘探队伍进藏开展工作。石油地质局1967年2月在镇江召开工作会议。当时局机关分为两派，一派反对赛风局长一派反对杨羽副局长。两派全部反对李奔副局长。我们综合大队参会人员基本同情反对赛风局长那一派，也就是所谓的造反派。由综合队的尚世杰、康绵饶、刘德林、写出批判材料参加辩论。但两派对成立队伍进藏工作一事还是全力同意支持的。特别是杨羽副局长。会议决定用原“地质部第四普查勘探大队”的名字组队进藏。在镇江会议上，“四普”落得了造反派组队的名声。
（三）四个互不相识的人成了组队领导
会议决定：由“一普”抽调局机关干部组成队部，由“综合大队”组成地质普查队伍。由“三普”调一台600m钻机及运输全部人员。
三个互不相识的人首次会面。
镇江会议决定：临时队部设在原青藏分队在陕西临潼的驻地；镇江会议2月下旬结束。3月初，郗国强、刘宝树、兰奕国、李国栋都要在临潼见面来研究组队和进藏各项事项。进度要求之快，困难可想而知！
郗国强、刘宝树、兰奕国三人在临潼是初次见面，真是一个可喜的场面。三人一见如故，就像亲兄弟一样，不分你我。郗国强和刘宝树对我像大哥哥一样，教我如何做组织工作，如何做保卫工作，如何做财务工作和后勤保障等。
说真的，一个才毕业四年多的大学生，一个地质技术人员哪知道这些！我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向他俩学习对队伍的管理经验，增加管理知识。没有他俩的教导和帮助，我不会成为一个“四普”的领导人。他们的教导和支持对我以后的工作是基础，以后的发展是保证。
在“四普”的建设生产、队伍发展过程中，我一直受到二位兄长的支持和帮助，我做过的工作都受到他俩的认同。二位兄长都已先逝，我非常悲痛和怀念，祝他俩在天堂收到我的祝福。
北京学生郑友增 摄于三八二工地
（此照片及以下照片王国贤提供）
1970年10月在藏北三八二工地四普大队召开经验交流会
可以认出的是：王志实、安宽江、李凤德、胡文彬、温秀兰、王桂荣、刘宝树、兰奕国、张书信、王泰来、罗永行、李显照、郑英雨、索加等
左起：王启光、张洪昌、王国贤
三八二工地 摄于1970年
我在西藏经历—今生难忘
王国贤
1968年5月我开始进藏工作，从郑州到柳园，在那里领取防寒用品、然后坐大卡车向格尔木出发。在格尔木待了有一周时间，大概是六月初离开格尔木，我记得非常清楚，坐的田孝礼拉老保用品的解放车，第一天住在拉赤台，第二天到达沱沱河。此时开始发生高原反应，呼吸困难、头发晕、吃饭没胃口、尤其是第三天到达唐古拉山时，我从车厢跳下方便时，谁知一头栽倒地上不省人事了。是姜勇力同志把我扶起，坐在后面赵华山开的吉普车上吸着氧气到达安多，晚上大家的反应更厉害，个个都是昏头转向、嘴唇发青、走路有气无力，都喊头疼闷气，第四天才到382工地。这里大队早已为我们安排好了住房，食堂和医务室等。那时别说干活儿了就是提个暖水瓶都得全神贯注、小心翼翼。所以六八年基本没干什么活，只是做些准备工作，十月下旬就收队下山，回到临潼。
69年冬天组织决定修配间参加修桥任务，军区投资，大队承建。修配间焊工组周述明，锻工组王国贤，木工组梅玉华，吊车司机李振中，医生齐安武，值班高俊琪。41井队是主力，王三林是负责人。在藏北又是冬天气温极低，桥墩施工都是在冰层上干的，环境难苦，条件几乎没有，但没人叫苦。一想起这是国家给的任务反而觉得无上光荣。
快到元旦的时候，上级来电话说:”有一股叛匪流窜到工厂附近，要我们提高警惕”。那时我们汉族职工不多，还有几十名藏族工人，锻工组我记得是曲布和尕马索拉，相处和睦。因为要过节，工地值班车到当地乡里买的肉、烟、酒，中午出发直到晚上九点，还不见回来。工地人员十分担心，决定派九个人全副武装去接应，我记得当时去接应的汽车是解放牌号的藏23- 78162。 高俊祺驾驶，有周树明、梅玉华、王国贤、还有一名汉族（忘记名字）和藏族职工，除司机外九人都在车上，熄灯前进。走出有40公里时车坏了，无法修理，又和工地无法联系，在冬季藏北的夜里待上一夜不碰上叛匪也得把人冻伤。大家商量后，决定分三个小组，向工地走。但夜晚深山里天地茫茫，早已不知方位所在，最后确定哪一组先发现工地，就鸣枪联系。我们九个在山里足足走了大半夜，直到天快亮的时候，在我们组位置东南方听到枪声，大伙赶忙观看，远远的工地帐篷、离灯光处大概还有20公里。大家经过一夜的跋涉早已身乏力竭，但还是再聚起了一股毅力，穿着绿色军大衣、头戴皮帽、脚穿毡靴、背着枪，拖着疲惫的身体，向着工地方向翻山越岭走去。
当我和周树明、梅玉华走到工地时，西藏军区后勤部李文兴，当时任四普革委会主任，他是昨晚到工地专程看望大家的，他向我们传达了当前形势和应对措施，并要求大家决不能麻痹大意。在这次救援行动中，虽然车坏，没有成功实施。但我们九个人深夜遇险在山里能成功保存自己，完好的走回工地本身也是一个奇迹，足以使我们终身难忘。
大雪封山
1974年我被评为先进生产者、组织决定，我和罗希金参加于11月24日在拉萨召开的表彰大会。当时住在西藏宾馆，会议期间还参观了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八角街和大昭寺等拉萨名胜古迹，期间还顺便参加了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的形势报告会。
记得是12月5日返回格尔木，早上出发当车走到安多县境内，也就是唐古拉山口要翻山的时候突降大雪封山了。白茫茫的雪，铺天盖地，一望无际，长长的车队迷茫的停在公路上，无法动弹。大风呼啸着、雪花狂舞着、大家呼喊着、真是无法形容当时人们的焦急，为了尽快打开通路。解放军官兵在零下30度的气温下，不停的挥舞着铁锹铲雪。看看路一时很难打通， 我和罗西金、柴俊彦等同志决定步行翻山，谁知由于当时没吃早饭，再加上高原缺氧。加上大客车颠簸，雪地里四个小时跋涉，使我们精疲力竭。直到望见兵站，我们三个人才重新鼓起勇气，暂时忘记饥饿和疲劳，向山口兵站走去。到了兵站，就如到家一样，先吃饭填饱肚子。然后，站在兵站门口等待消息，最后铲雪车也来了，解放军战士全力以赴，干到晚上八点钟左右，道路终于疏通了! 算一算，20多公里的路程，足足用十多个小时才疏通，在藏北大雪是常有的。这次让我们遇上了，可谓是有惊无险，回到格尔木，已是12月7日。
桥头打狼
在69年冬天修桥工地。因材料有的在382需要去取，李振中、梅玉华? 王国贤三位。开着解放吊车执行任务。车离开工地有20公里，遇到一只独狼，大个头，毛梢发粽黄色，他看到汽车过来，不但不逃跑离去，反而瞪眼对视，真是气人。梅师傅让车停下，762步枪连开三枪没中，李振中说:“臭”，我来，李师傅连开三枪又没中，王国贤说:“臭”，我来，这个狼确实太老练，你扣动扳机它就跑，枪响后又抬头看你，着连开三枪又没打着，这只狼逍遥自在的看着我们三个，你说怪不怪。“臭三打狼”从此只有我们三人知道，有时间忆起这个经历心中好笑。
四普精神是地理环境造就的，那时候的人和事，不论是干部还是群众，没有什么意见和隔阂，从建队三位主任都是毛泽东时代培养出来的，对党忠诚，对国家负责和工人群众心连心，直到四普撤队。我和郗宝坤，因外调到德州，郗主任对我十分关心， 除工作外，他还问我内调到什么地方，回到什么单位和希望提出意见。
77年刘宝树主任在工地知道大钻安装吊车出现问题，给司机造成思想压力，他了解田孝礼和我是邻居，收队必须要将大吊车开下山修理，要我和田孝礼师傅一块儿下山。在516平反时他找我多次谈话。兰奕国主任是领导层中最年轻的一位， 他贴近群众，是我心目中的良师益友，他从没把自己当成领导。不管走到哪里都能和群众达成一致，德高望重，深受四普群众爱戴。
2017年12月18日
刘宝树在那曲至班戈途中
摄于 1976年10月
（此照片及下面照片刘丽萍提供）
前排女生左起：廖晓华、赵云兰、姚纯锡、田雪梅、武军、刘丽萍、曾德荣等444地震队技工班
四四四地震队汽车钻
(此照片及下面照片由顾祥弼提供）
后排：仁贵青,许兆龙,胡光?李崇国、xxx、张必发
中排：顾祥弼,xxx,xxx、朱天成,沈邦培、顾佩生
前排：xxx、xxx、xxx、刘炳顺,张立仁,王志实
摄于藏北伦坡拉盆地四四四地震队
左起：梁寿生、施国飞,董世宗（成地）,郁克勤， 后三人似武汉地校毕业生，其中一人似叫李拯民、顾祥弼。
摄于临潼爬山时
左起: 梁寿生、苗作贵,李崇国,夏金宝,顾祥弼。
摄于藏北伦坡拉盆地用牛粪野炊
左：平措、杨肯昭（小车司机）；摄于羌塘无人区猎获一只少见的大盘羊时。
后排：张传珍（司机）、任明忠（警卫）、易廷极（司机）、饶克敏、 张连兴（电报员）、平措、张凤桐、史柱祥、杨锡彬；
前排：郗宝坤、罗永行（炊事员）、孙效禹、 顾祥弼、连玉秋
摄于藏北羌塘无人区地质小分队
左起：李显照、张立人、史绪鑫、梁寿生、
郁克勤、施国飞、 顾祥弼。
摄于临潼骊山北地校友
俞永智 摄于长山红星五井井口标记
说明：1981年，顾祥弼，施国飞，俞永智，王忠良在伦坡拉盆地收尾工作时为各钻井队孔位竖排做标记。
1981年地质野外收尾工作，施国飞，王忠良，顾祥弼，喻永智在野外长山队部对四普钻探过的所有钻井井位做井口标记（树碑立传），是一件十分辛苦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藏北伦坡拉盆地扎曲藏布江的牛堡大桥，是69年底收队后组织以41井队为主的“桥工队”奋战一个冬季（100天左右）完成的，我参加设计，施工的'杰做'，该桥为四普开展藏北找油工做立下了汗马功劳。
顾祥弼述
前排：徐宝玉（炊事员天津人）、李成儒
后排：郁克勤、李崇国、顾祥弼
顾祥弼回忆，“68年第一次在藏北捉天鵝（斑头雁）后由炊事员徐宝玉给鹵了一大锅，盛出后人手一只的幸福情景，一晃半个世纪（50年哟）过去了，5个人中已知三人都过世了，岁月不等人呀！”
402小分队野外午餐，左起：顾祥弼、赵敬平、李崇国、周才興、罗再文（持望远镜）、李成儒、郁克勤。
68年402分队全体，左起：李成儒、藏工xx、藏工xx、顾祥弼、赵敬平、徐宝玉（炊事员）、郁克勤、杜光禄（司机）、藏工、罗再文、周才興、阔罗昂布（翻译）、李崇国。
顾祥弼述：68一69年间，四普分配来一批年青的大学毕业生，在临潼休整时大家凑在一起出游时的合影。以北京地质学院同学为主，后排左一一右；史金波，（武汉地校好像姓芦），张立人，梁寿生，施国飞，楊胜秋。中间两人：李显照，李正（拯）民。前排：顾祥弼，董世宗，史绪鑫，郁克勤。
顾祥弼说：“68年402分队为四普开先河地首次开展捉天鵝活动，湖水中全部20余只大小斑头雁全部收入筐中。胜利后大伙在湖边休息，完全忘记了髙寒缺氧，正面二人是顾祥弼，李成儒，背面的是张立人，趙敬平，郁克勤。”
顾祥弼,'69年在四四四队技工班出野外时与技工班刘炳顺师付合影，背景是地震接收的仪器车。'
前排：顾祥弼、康绵绕、韩振会、李天生；
后排：梁寿生、夏金宝、尚世杰,章润禄,雷受令
左：苗作贵、梁寿生、康绵绕、韩振会、李天生、雷受令
摄于地质连阿康宿舍前，1980年
80年四普撤销前部分地质员在格尔木基地宿舍前拍攝分别前的留影。后排左起：夏金宝，顾祥弼，沈邦培，章润祿，王泰来。前排：穆青，雷受令，韩振会，康绵绕。
后排：聂慈阳、顾祥弼、姜建华、张莉元；
前排：康绵绕、穆青、章润禄。
摄于格尔木地质连 1980年
钱春、李舜华在藏北长山工地 1973年
（照片钱春提供）
我的石油地质生涯
钱春
国家提出大跃进的那年，我接到常熟市政府的通知，到南京马台街一百四十一号华东石油物探大队报到。时间是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分配在重力队工作。我的师傅是北京地校分配来的的学生--宋玉海，组长操作员是王宗正，我是记录员。仪器是苏联进口的，很笨重，需要两个工人抬着走，记录并不复杂，工作起来很轻松，只要把操作员在仪器中测到的数据记录清楚就行了。任务是华东六个省市江苏、山东、安徽、福建、浙江、江西和上海市地区做大普查。测点多是沿着公路布置的，经过两年多时间就完成了。在江苏东台地区做了一年的详查工作。在东台西部的黄荘构造出油了。
一九七零年五月，接到调令，到西藏第四普查大队工作。五月十八日，到格尔木四普大队报到。由四普大队长刘宝树、政治处主任胡美生接待我们。交由后勤办事组安排我们的吃住的地方，生活不错，住着小土房，吃着大米、白面，蔬菜是从兰州拉来的。有猪肉、土豆、白菜等样样都有。每天到大食堂排队买饭，米饭、馒头、面条等品种较多。
六月组队，有五个测量组。骨干多是西安地校毕业分配来的。两个重力组共五十多人。队长赵如南，技术负责陶文寿。七月初出队，开始住在藏北班戈县硼沙厂，原来工人住的小土房里。听说几年前为了给苏联还债，内陆到这里来挖硼沙时，有一天夜里来了一阵低压潮，死了几十个人。这里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时间不长我们搬到了大队部长山基地，住的是棉帐篷，晚上不觉得冷。这地方人多了，有机关后勤，也有地质连，测井队，汽车队，四十三钻井队等单位。每星期还能看到由工会为我们放的电影。这里的海拔是四千多米高，高原反应很严重，头痛，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走起路来很吃力。这样的日子一天一天坚持着，尽管很艰苦，但心情还是很愉快的，逢到休息时，约几个测量组，重力组的同志到附近的小湖里抓小鸭子。湖水很冷，坚持不了多久，只要抓到了几只够吃一顿就行了，回来再好好加工，红烧的小鸭子吃起来很香，再来几瓶啤酒喝着真开心!
使我终生难忘的一夜，是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那天出工是阴天，测量组是休息了，可我们重力组不行，因为测量组前天打好的测点，必须要完成，怕下雨后我不到测点就白做了。早上吃过早饭后出工，司机史云才开着小车送到鸽子山下的测线上。我和记录员高旭东从十八号测线的头上下车。当时给司机史云才交代好，到下午六点必须要到二十号线的头上接我们。下午五点半我们的工作量结束了。在约好的地方就是见不到小汽车。坐下来只好等了。藏北的天气瞬息万变，开始下雨了，雨越来越大，尽管我们穿着雨衣，还是全身上下湿透了。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已经是晚上八点了，肚子是饿着，身上越来越冷，再也坐不住了。开始还有信心，认为小车一定会来接我们的，但是过了这么长时间就是不来，天越来越黑，雨越下越大，心急万分地跑来跑去，没有法子想，不能在这里等死了，走，只有走才能有活路，如果能碰上一个放羊的帐篷就好了。测线的南边有一条公路，是每天都有四普的汽车装着物资和吃的东西来往，我们只要到了公路，生命就有救了，想的倒是蛮好的，什么时候才能到公路呢，心里没有底，估计有二十多公里的路，四、五个小时总能到了吧。方向已定，决心就下了。高旭东背着仪器在后，我拿着在测点上收回来的十多根小竹竿在前，一脚高一脚底地往前走，过了一条沟，又一条沟的走着。已经是夜里十多点钟了，看见从长山大队开过来的汽车灯光。心里高兴极了，嘴里不停地高声喊着。叫了一阵没有用啊！他们也听不见，汽车就是来回不停地走着，灯光不停地来回移动，就是到不了我们的身边！因为我们已经远离测线。只是看到车灯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一直到后半夜三点多钟后，灯光才慢慢地少了。又多了一段时间，灯光是一点也没有了，估计他们也多是回去休息了。我们两人也不指望了，只好朝着公路慢慢地走着。小高说：饿得、累得实在走不动了，要想就地躺着休息一会。放下仪器往地上躺着，地上的水不停地留着，从我们衣服里往身上流过，冷得受不了，我拉着小高起来，还是坚持走吧，为了减少他的负担，仪器由我来背着 ，其它乱七八糟的小旗杆等杂物，统统丢了。就这样两人手拉手，慢慢地往前走。一直到早上七点钟左右，天也快大亮了，发现了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公路，我们高兴极了，我们有救了。到了公路，我让小高靠着路边的一个小坡上半躺着休息，我一个人沿着公路往长山方向慢慢地走着。大约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在我前边不远的地方有一顶藏族帐篷，有一个藏族姑娘提着小桶在挤牛奶。我对着她拼命地喊叫，嘴里也不知道喊了什么，姑娘听到声音后，就向我走来，扶着我进了帐篷，给我一碗热的奶茶，我一口就喝下了，躺毯子上还给一件毛皮袍子盖着舒服极了，一会儿什么也不知道了。过了不知多少时候，有人把我叫醒，睁眼一看是大队的医生赵云如。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前面还有一个人快去救他。上午十一点多回到重力队，忙坏了队长陶文寿，炊事员岳世斌，做了鸡汤面，很香，一下吃了两大碗，就倒头大睡，醒来已经是第二天的晚上了。第三天上午十点多，大队长刘宝树带着机关人员和其它一些领导来看我们，我的心里很感动，很激动，握着领导的手眼里留下了眼泪，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说谢谢领导救了我的命。
事后才知道，那天司机史云才五点就去了鸽子山下的二十号测线地点，但还有十多公里路程碰到了一条深沟就是过不去，绕来绕去找不到过这条沟的地方，到了八点多钟，天也快黑了才回去报告了领导，将这个情况向大队长刘宝树做了汇报，大队领导急了，动员了在长山的停着的全部汽车都出动去寻找，大队长说：一定要将钱春，高旭东两人找回来，要不惜一切代价，排着队，沿着测线，一条沟一条沟地找，活着要见人，死了也要见到尸，领导是下了决心，这样的决心，我深受感动。这里我表示感谢共产党！感谢在现场的各级领导！感谢我的战友、兄弟和姐妹们，谢谢你们为我俩冒着雨，不停来回地找了一夜！辛苦了！谢谢！
二零一八年五月一日
前排：赵长湖、王耀荣、孙锡文（444队司机）；
后排：姜勇立,平措（测量队翻译）,蔡盛松（炊事员）,舒荣福,姜正兴。
（此照片赵长湖提供，标注）
下面是李一崙写的回忆及提供的照片，弥足珍贵，都是藏北草原四普当年的工作场景，使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年那月那不可忘怀的伦坡拉。
上面照片是1970年“牛堡桥头”1241井队，李一崙在钻塔顶部拍到的41井队驻地。
西藏四普1241井队二三事
李一崙
1970年初，我和十几个北京中学生从西藏军区部队农场一起来到当时的西藏第四普查勘探大队（简称四普），我被分到1241井队当钻工，从学徒工做起，现根据回忆讲几个小故事。
立挑杆建钻塔试油等等
要在西藏高原立起18米左右高的中深钻钻塔，不凭借任何机械辅助，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时的工人师傅们做到了，让人不得不感叹他们的智慧。
四普的大钻钻塔四十多米，是在平地上装配成型，然后一头固定，另一头由远处的机械拉动竖起，这是常规竖起高架的方式。1241井队的钻塔，是平地而起一层一层搭上去的，没有起重机械，怎么办？这就要用到挑杆了。挑杆是一根十几米长的钢管，上头固定一个吊东西用的滑轮和四根长长的绳子，这四根绳子在四个方向的二三十米的远处由几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拉着使挑杆竖直向上；挑杆的中间和下头也各固定四根绳子，由塔角的安装工人掌握。在建第一层时，利用竖直挑杆上的滑轮吊起很重的塔腿角钢，由下面的工人扶着移向塔角，在塔角坐着的人用一根钢钎使角钢上的一个眼和塔角上对应的眼对齐插入，然后其他人一起用力举着继续移动角钢和塔角对齐第二个眼，坐在塔角的人赶紧插进一个大螺丝戴满扣不上紧，最后在这些工人的配合下把底座和塔腿角钢两边十来个螺丝全部戴满扣不上紧。这样，一个沉重的二三米高的塔角就竖立起来了，但是这时推动它还有些活动余地；等四个塔角的塔腿都立起来、上面的横梁斜梁都安好、所有的螺母都拧紧后，整个底座就被牢牢地固定在原地，钻塔的第一层完成了。接着在第一层平台上横横竖竖的铺上好多厚厚的长木板，中间留一个挑杆吊东西的空间，工人们都爬上来分在四角，准备让挑杆凭空上移。这是最危险的时候，有一方配合不好就会出现工伤事故。四角的人拉底绳、远处四边的人松长绳、在队长的一声声号令下挑杆一点点往上升，升到一定高度，挑杆中下部的绳子都被绷直固定，这个凌空悬立的挑杆就起到起重机的作用，可以继续搭建第二层平台了。
现在看来，这种平地起高楼的原始方式很智慧也很危险，别的不说，远处拉长绳的人稍一疏忽或者眼神不好，就会让挑杆倾斜发生事故，所以都是由老师傅把关。
建塔是41井队的大事，全队三四十人齐心合力一天就能够顺利完成。队长王同衡带领我们八个人在塔上、指导员高连善带领其他人在地面配合，上下呼应连喊带叫，伙房也做好吃的，热热闹闹好像过节一样。
有一年（70年？）泥浆中发现油苗迹象，大队又来人又来各种车。那天晚上正好我们当班，我是负责记录的，大队领导一再让我核对深度，要求我提供的数据必须准确，又让我把一个泥浆泵拉杆一头打磨成尖。他们计划在岩心管上固定一片类似透明塑料的厚片，下到预计油层的相应深度，然后把磨尖的拉杆从井口扔进岩心管，让这根重重的拉杆冲破这片厚塑料，如果这一地层有石油的话就会顺着钻杆上来。试验开始，由班长老柴亲自掌握刹把缓缓地下放钻杆顶出泥浆，我们的一切动作都小心翼翼，下着下着，压力表突然跳动，显示这片厚塑料破裂，试油失败。
72年，41井队顺利完成了一口千米井，采芯率72%（达标70%），没有发生一桩人身事故。10月13日夜班，钻探过千米时，队长指导员技术员地质员都在场，大伙全神贯注，一点点钻进，柴油机泥浆井口塔上塔下所有岗位都要保证不出问题；不能过千米就停钻，那太跌份子了；也不能在最后几米出问题，那样就前功尽弃还不好交代。终于在领导们认为说得过去的深度（1004还是1006米？）：停钻！41井队全体人员松了一口大气；之后便是更为小心地提钻、拆塔，在藏北凄厉的寒风中足足忙了两三天，才得以躲在撒气漏风的帐篷里等着下山。
41的指导员高连善，我们都叫他高善善，在当时比较艰难的情况下，上下协调、做思想工作、解决各方面的难题、人手不够还顶班上岗，功不可没。73年41队在生产最紧张的时候，我要去格尔木考试上大学、去拉萨体检、最后去成都读大学，41井队都放行。我去拉萨体检回来，见到刁着烟卷歪戴着头盔、一身泥浆的高连善，听说他已经顶班好几天了，不愧为共产党的基层干部。还有几位领导薛战成、老铁，当工人是把好手，当领导就不敢恭维了。
41井队所在的牛堡桥头，是从安多去藏北尼玛等地的必经之路，去藏北的地方和部队的车辆都经过这里。既然周围几百里都是无人区，那这些人在41打尖吃饭住宿都是很正常的，少则几人、多则上百人，有时候在我们帐篷里还有解放军打地铺。伙房更是忙得不亦乐乎，拉水车一天跑好几趟。那时候讲究军民团结一家人、讲阶级感情、讲为人民服务。来的人多，水不够用，已经休息的师傅们还要加班去拉水，即使一身冰渣的回来都没有怨言。记得尼玛部队也送些副食品羊肉之类的给我们改善生活，双方的电影队、文艺宣传队也有过交流。
生活情趣
1970年1241井队所在的藏北无人区，海拔4600米，周围几十公里无人烟，离四普其他单位最近的都是几十公里。井队驻地搭有四个工作班的大帐篷，每班四五个工人，八小时轮班，后来人手不够，又配备了藏族工人和解放军。另外还有一个地质员帐篷、一个伙房、一个队部、齐大夫的小帐篷、柴油机工赵子卿和司机的小帐篷等等（可以看我当年在钻塔顶上拍的照片）。我的班长是柴俊彦，班副吴鹤云，还有技校毕业的小魏等。由于交通不便，一两个月才能收到一次信件和报纸。那时我家经常给我寄一些报纸，还有插队当兵哥们的信件，每次都一大堆。我自已买了一个当时最好的半导体收音机：上海312，按键式的，在西藏可以收到好多当时国内不让听的外国台。外语我听不懂，主要听我喜欢的古典音乐和偶尔碰到的华语节目，所以每次回北京，都要带好几盒电池来。我和井队的藏族工人关系特好，主要是通过吴鹤云介绍的。下班之余，精力充沛的藏族工人经常聚在一起唱歌跳舞，一跳就是几个小时，而常常我是唯一的观众，从头到脚皮帽皮衣皮靴全副武装，拿把椅子坐下来看到结束。有一次吴指着一位正在用藏式手法捻线的藏族女工对我说：她正在为你搓毛线，要用这里的羊毛给你织毛裤。藏族女人搓羊毛的方式很简单科学：一个小十字架中间插一根棍，用手把搓好的毛线缠在上面，另一只手抓一大把羊毛捻成的粗线，拨动十字架转动给线上劲。有时她们把线拉得长长的、十字架甩得远远的，让它在地上绕着她的身体转圈。小十字架被十几米的线拉着在地上转圈跳动，把毛线缠紧。捻线的藏族女工穿着厚厚的白色粗羊皮藏袍、陈旧而漂亮的藏靴、头发脏兮兮的随意披肩、嘴里还唱着念着我听不懂的词在地上走动，真是别有风味，可惜当时没法拍录下来。当年快收队时，毛裤织好送来了，刺鼻的酥油味快要冲破帐篷，灰灰白白脏得更别提了。但这是真正的纯羊毛，而且是手工制作的纯羊毛，我用热碱水洗了两遍，再用洗衣粉洗，穿着还是有羊膻味，但是厚厚的很暖和，穿回北京还受到妈妈的好评。
收队前还有藏工给我送来两个比拳头大的羊膀胱，说这是用最好最新鲜的牛奶做的酥油。酥油也分好坏，这和做酥油的原料有很大关系，只有新鲜牛奶做出来的才是最好的。藏族都是用缝好的羊膀胱来保存做好的酥油，不好看但没有怪味，便于运输也不容易坏，是很聪明经济的保存方式，只是听起来有些别扭。我把这两个黑乎乎的羊膀胱带回北京，给处在逆境中的哥们，他们惊讶之余打开一看，黄黄的跟奶油一样。他们就这样切下来当奶油抹馒头面包吃，评价：很香。只是不时会吃出一两根羊毛，甚至还有黑黑的羊粪蛋的碎片，他们也舍不得扔，去掉羊粪蛋照吃不误。
我从北京给藏族工人带来一些精致包装的巧克力，他们听说是北京的好东西，很虔诚的放在嘴里嚼，刚开始吃不惯吐了出来：不好吃！后来布穷索加几个改口了，女藏工钢珠则一直不喜欢吃。记得还有两个跟我都很熟的藏工，在我们井队举行了婚礼。当地藏族的风俗是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不固定。他俩在这儿一起工作建立了感情，要学汉族一夫一妻制的结婚。井队领导过来在婚礼上讲了话，仪式很简单，他俩当众换了鞋带（记不清楚了，但是知道这是藏族的一种礼仪），一群人坐着，有一点糖果食品或罐头，好像还有毛巾脸盆之类，这里没有商店，可能是队里送的劳保用品。最后当然是全体藏族工人跳锅庄，我大概是唯一坚持到最后的观众，冻得稀里哗啦的回到帐篷。
我还有一次和藏族工人那木佳等去山里打猎的经历。我只是喜欢玩玩而已，一说他们就愿意带我去。我背上53式冲锋枪、带上巧克力、头戴皮帽穿着皮衣皮手套皮靴，天还没有亮先去他们的帐篷喝了几杯含有盐份的高能量高热量的酥油茶，六七个人骑马进山。他们背的是步枪，骑马走得很远，进了山发现一个熊洞。他们让我在上方远远坐着，拿好冲锋枪，万一熊冲上来就开枪。他们自已则机警地走近探查，后来告诉我说熊已经不在了。他们上山要打的是大角羊（岩羊），一个个有小毛驴那么大，它们很机灵，动作迅速，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跟不上，就在山下等，看到有野鸽子（雪鸡？），打到一个小小的，也很高兴。后来看到野兔，又放了一枪，这下坏事了，把马惊跑了。他们分头去追，留一个人陪我。等很久不来人，我们就慢慢的往回走，都走出山走了很远了他们才骑马追上来，可能去打大角羊了。我的眼镜腿坏了，什么也看不见，人也累得一步三晃，骑上马后随着他们走，野鸽子系在马屁股上也不知什么时候丢了。一路上还听见他们说有狼，可我什么都看不见，好不容易回到井队。晚上那木佳和另一个藏工提着一个羊腿来我的帐篷要给我，我当然不要，他们就是这么纯朴。我常去他们的帐篷转转，看着他们用大平锅煮肉食：满锅血汤，还有不知什么动物的气管露在汤面上，咱可不敢吃，闻味就够了。他们还会用刀从风干的羊腿上削一小片生肉递给我，可惜我没这个口福。
我自己也有打猎的经历。听说附近的湖里有野鸭，我利用一个休息天找支工的解放军借了一支半自动步枪就出发了。天气很好，蓝天白云也没有大风，走了两个多小时来到湖边，远远看见一群野鸭，我匍匐着爬到不可能再接近的地方，用我自己的方法排除太阳的虚光瞄准开了一枪，鸭群飞走了，有一个黑影留在湖面上：打中了！我不顾高原反应跑到湖边却楞住了，这只黄鸭漂浮在离岸边十来米的水面上。我看看周围什么石头树枝都没有，藏北就见不到树，别说什么树枝了。泥质的湖底可不敢冒险，万一陷进去，除了天上飞的野鸭没有一个活物。整个湖区静静的，连风都在看我的智商。我放下枪，找了些土旮旯，扔到鸭子的后面，溅起水的波纹一点一点的把鸭子推到岸边，最终提着鸭子回来了。
我也有失败的打猎经历。一次张金堂（嘎子）牵着他的大狼狗还有罗锦生（罗皮）等几个约我去打猎。他们走的很远去放狗哄赶黄羊，让我在一个地方等羊群过来。结果等我看到黄羊时，这帮机灵鬼已经跑起来了，我哪里顾得上什么虚光瞄准加提前量，几枪过后黄羊们就没影了，让嘎子他们白高兴一场。
我们当时每人都配有枪支，为防土匪（看我自拍的在帐篷里拉小提琴的照片）。井队还在驻地周围埋了一圈炸药，导火索放在队部。有一次藏族民兵小分队押着几个叛匪路过这里，我们开了一次示威批判会，把转盘式机关枪摆在地上，让叛匪看。钻工大陆（忘了全名，一个大高个，就象电影里扛机枪的壮汉），一边操作机枪，一边满嘴唾沫星子的骂这些土匪。
有一个时期，我和丁放（也是北京来的学生）住在河边的一个帐篷里。晚上外面一片漆黑，星星分外明亮，我们穿着大衣坐在野地里，拿着电筒对照星图认星座。有一次赶上日偏食，拿火柴熏黑了玻璃看太阳，还用它挡在望远镜前观察太阳黑子，连续几天画在纸上看黑子位移。还有一次，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要飞越西藏，我们准备好312收音机和望远镜，在天刚刚黑下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小亮点飞越天空，经历了收音机里的“东方红”由小到大再到消失的全过程。
离帐篷不远处有一片小洼地，有一天我们忽然发现这里长出一些野韭菜，可以用来改善生活啦。我们在四普生活，每个人床底下都有一堆罐头，就是缺乏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四普有生活车，专门派人去内陆买水果蔬菜，回来路上两三个司机人歇车不歇，也要七八天才能到工地，菜已经坏了一大半。我们都是先大吃几天所谓的新鲜蔬菜，饭也吃的多了，干活也有劲了。剩下的菜食堂做了腌制，记得一个镜头：早饭每人拿一根长长的咸蒜薹，说是吃“蛔虫。”有一次拉来的青苹果太酸进不了口，又舍不得扔，切片放在冷开水里再加糖，这也比苹果罐头好吃多了还有新鲜的维生素。我们买的罐头，都是内陆市场价，队上有补贴。午餐肉、猪肝酱、猪杂、菠萝、栗子，还有部队的一公斤猪肉罐头都是人人爱吃的。队上还弄来部队各种压缩饼干，在没有点心解馋的时候嚼嚼也不错。内陆认为是好东西的黄花木耳腐竹粉丝笋干等等便于运输又不容易坏的食品四普人都吃够了。没有鸡蛋只有大桶罐装的“蛋黄拉”（确切名字忘了），还有草一样的难吃的脱水蔬菜，冬天才能拉来成箱的冻鸡蛋和成扇的猪肉。什么时候有藏族赶着羊群或者驮盐巴的牦牛群路过，才可以买只羊或者踩到鼠洞断了腿的牦牛开开荤。我们的炊事员起了个日本名字：宫本川，干活是把好手，不但砌炉灶一次成功，杀猪宰羊也不在话下——当然要离帐篷远远的。每次杀牛，牛只流泪不叫，但是晚上牛群会过来围着这个地方吼叫，声音传的很远。每次出队到达目的地的当天，宫本就在几个人的帮助下砌好了炉灶：两个一次可以放一扇冻猪肉的一号高压锅、两个大炒菜锅等等，保证了当天就有热饭热菜。我们的这位师傅特别心善，晚上封火后往往放满满一锅水让你打来洗脚。他很辛苦，每天包括夜班要做四顿饭，烧的是拉来的西藏土煤和捡来的牛粪。驻地一般没有饮用水，都是用水车十公里二十公里的拉来灌到一个大水罐里自己提桶去拧水龙头接水。为吃到新鲜蔬菜，师傅们在帐篷旁边开辟了一块块菜地（在照片中可以看到），洒上特意从家里带来的菜籽，拉上一个旧帐篷，白天打开晒太阳晚上蒙上防冻。不知道是生长时间短还是地域问题，从来没有长到象拉萨的白菜或者萝卜那样大，往往长到差不多了师傅们就摘了做罐头肉汤，大伙一起吃，菜叶子总是先被捞光。帐篷是不密封的，外面刮大风里面转小风。我坐着看书，一阵风沙过后书上就是一层黄沙。师傅们摆龙门阵的时候丁放和我就讲故事，把从小看的所有书籍不管童话的科幻的甚至革命的统统串在一起瞎编，逗得大伙高兴就好。
有一年大队汇演，各分队排练节目，我们分队的节目要我们几个伴奏。当我们去大队集中时遇到汤池（也是同来的北京学生），我俩一聊，发觉都按照五线谱练过《快乐的女战士》，当即一试，在场的大学生们都拍手叫好。战若英说，晚上我报幕，加一个4142井队的节目。晚上在几百人的露天会场演出，战若英报完幕，我和汤池上场，他倒好，是坐着拉手风琴，我是站着的，在前面紧张得腿直发抖。但是当弓在弦上拉出第一个音符时，熟悉的旋律让我放松下来，很快融入了音乐场景中，感觉就象来到了海南岛红色娘子军的营地。演出很成功，观众们鼓掌要再来一个，返台第二个《白毛女》就很一般了。
冬季修桥
当年快收队时，我听说要留人先不休假在此修桥，马上要求留下。确定留下后，第一个任务是去大钻接推土机，我陪一个老师傅（忘了名字）去的，穿越荒山野岭几十公里开回来。当时和这位师傅开着慢慢爬行的推土机，行驶在荒无人烟的藏北高原，阳光明媚，冷风嗖嗖，放眼之处，除了地上的车辙印啥也没有，只听见柴油机突突地冒着黑烟，也是一种风味。
我留下修桥的任务之一是和吴鹤云一起看发电机房，白天一样上工地，晚上启动柴油发动机给各个帐篷供电到11点；其次是开推土机推土坝挡水修桥，先用炸药把江边的地面炸松了，然后用推土机把土推下江成土坝。我和赵师傅轮流倒班，因为天气很冷，必须用喷灯把推土机底盘烤热了才能启动，不得不早起，大清早起床离开暖和的被窝真不容易。队长也真放心，让我这从来没有开过推土机的小伙子独立操作，也不派人前后照看，不怕我开到江里。别人评价：赵师傅推的是一条线，小李子推的是一大片（本人技术差）。有时我干到深夜，偌大的藏北原野空旷无垠，满天星斗一片宁静，只有推土机的轰鸣，感觉一点也不孤独。干累了，想回去了，就开着推土机从冰冻结实的河面上回到发电房。那时胆真大，万一冰冻的河面裂开，跑都跑不掉，呼救也没人听得见，因为发电房帐篷离工地很远。晚上启动柴油发电机也要先用喷灯烤热柴油机底盘，有时蓄电池电用完了（这往往是我这个戴眼镜的城市娃干的好事，他们也不责怪我），就要在摇把上拴上绳子加几个人一起拉动才能启动柴油机。我和赵师傅推的土坝渗水，不起作用，最后还是在桥墩边立一根大木柱，用吊葫芦拉起桥墩往里填石头才解决。这些都是藏族工人在水中操作的，他们很了不起，唱歌归唱歌、干活归干活。天气很冷，离桥不远就是冰封的江面，在冰冷的江水中填石头的难度可想而知。江边生起一堆大火，备有白酒，下水的人干一会就得上来暖一暖。我们则在桥上铺桥板钉栏杆，这些都是木工房连夜赶出来的。天寒地冻风大，尽管戴着皮手套，我的十个指尖还是被冻成白色状，修桥结束后回到北京时都没见好转。
在西藏，我们四普人看起来都很平凡，没有创业的辉煌撩人的业绩，每天的庸庸碌碌如同小市民，但正是这些争争吵吵的芸芸众生，在建设新西藏！我们也是有功之人！我们的四普，也完成了她承担的历史使命，在西藏发展史上占据了抹不掉的一页。 田洪均、徐世英、小赵和藏民，1970年牛堡井队附近
伦坡拉的小提琴
李一崙
三十年前的藏北高原
开进了一支石油勘探队，
支起了十来顶粘满油污的棉帐篷。
几辆汽车喘着粗气，
如同老人一样地蹒跚而行。
四、五十个人影
如同慢动作的蚂蚁一样
忙碌不停，
俨然一个人气十足的小山庄。
入夜
远处重重的群山
近处深深的河谷
都消失在黑暗中。
自备柴油机的吼叫
冲破了方圆数百里的寂静，
十几盏小瓦数灯泡
竭力想照亮这块小小的天地
以壮壮地质队员们的胆。
数米之外
黑沉沉的夜中，
有多少双不同类的眼睛
在不同的距离上
盯着你！
有凶恶的狼、
笨拙的熊、
善良的大角羊、
惊恐的野兔……
还有
偶尔路过的驮盐巴的牦牛
以及它们的主人。
还有
难得一见的
放牧的一家人
以及他们的羊群。
没准
间或还有几双叛匪的眼睛，
在黑暗中估摸着：
是逃跑
还是打劫？
所以
这铁把冲锋枪
和满夹的子弹袋
决不是摆设，
这里是海拔四千三的
藏北无人区。
干透了的牛粪
在汽油桶砌成的炉子里
轻轻的哼哼
散发着淡淡的
不知道的粪香还是粪臭的气味。
红红的暗火
温暖着脸膛和前胸；
高原之夜的寒意
穿过帐篷的间隙，
寒着脊背。
搬行李用的木箱
成了桌子，
上面摆着
日常生活用品
以及
一本打开的琴谱。
垫着一张狗皮、
两个褥子、
三床棉絮的
柔软的折叠床上，
放着打开的琴盒。
那时的我
已忘却了周围的一切
沉浸在“梁祝”的优美、
“绣金匾”的淳朴、
“二泉映月”的幽静、
“病中吟”的伤感，
当然
还少不了俄罗斯民歌的深沉、
门德尔松的华丽、
以及帕可尼尼的狂妄。
疾驰而过的寒风
也禁不住停下脚步，
透过塑料薄膜做的窗户
向里窥视：
是什么玩艺，拨动了我的心弦？注：伦坡拉---是位于藏北安多县以西200公里的地质构造，后发现了工业油流，成为当地地名。
左起：沈邦培、尚世杰、阿康、李天生、王烈模、雷受令、夏金宝、王忠良、顾祥弼、张庆荣、xxx、李恒让、李显照、施国飞。
“开怀畅饮” 四普放假前的聚会，1980年底
左起：王泰来、刘绪文、何正军、仇奎华、谢乐意
摄于格尔木四普化验室 1980年
（此照片刘绪文提供）
天津同学：李春生、翟志华、吕永胜、穆青、任学明
摄于1970年四四六地震队
（以下照片吕永胜提供）
前排: 吕永胜、仇奎华、王忠良。后排：覃昌龙、尹维保、施国飞 、王海洲 摄于格尔木
小车司机郭庆秋师傅家可爱的姐弟三人在格尔木小树林。
2012年天津同学远赴河南新乡看望分别几十年后的同事，师傅。
三十二年后，2014年天津同学，姜健华，吕永胜，翟志华，姚纯锡及林烨，唐新桥和平措，旦曲，次旺，其梅卓嘎，武军相聚在拉萨，该照片次旺多吉拍摄。
夏群在伦坡拉三八二值班
（以下照片四普刘长素，姜媛提供。）
左起：张建民、尚世杰、鲁连仲、夏群。
据顾祥弼回忆，应是夏群任队长的四普野外401分队。
前排：刘伟品、李斯果、尚世杰；
后排：夏群、张振芳、李显照。
摄于69年，拉萨布达拉宫广场
左起：汪华敏、姜媛、王桂荣、徐隆英
摄于69年11月，拉萨广场
艰苦的藏北高原工作之余，荡起橡皮船在扎曲藏布上，多么惬意，多么欢快!
姜媛，徐隆英、尚世杰等人1967年夏天
左起：汪华敏、王桂荣、姜媛、刘长素
刘长素说，汪华敏是大学同学，王桂荣是老同事，一普时在一起工作，四普时又在一起工作，这张照片是地院五十周年相聚在北京香山。
次旺多吉提供了收藏于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地质实物资料库中有关介绍四普的文字资料和图纸以及曾经服役于四普工作过的伦坡拉盆地后调地热队的测井车、固井车照片，非常珍贵。
六位拉中同学，2019年参观留念。
由左依次是：次旺多吉、武军、旦曲、扎西朗杰、平措、其梅卓嘎 。
左起：唐新桥、平措、姜健华、蒋忠惕、林晔、鲁连仲、旦曲、次旺多吉。此照片次旺多吉提供，聚会于2012年10月1日，拉萨味鸡肉餐厅并赋诗一首：
有缘藏汉师徒情，
四十年后聚圣城；
十五月亮十六圆，
中秋佳节叙友情。
2016年2月6日 西藏老四普在北京刘小汉 孙小梅夫妇家聚会。
（以下照片姜健华提供）
2016年10月22日戴小旺任晓明夫妇赴山东青岛与田孝礼夫妇，姜勇立夫妇团聚。
2016年11月3日~5日戴小旺夫妇赴河南郑州与老四普团聚。
2017年5月28日陈因硕 陈微夫妇在昆明家中与王力新 吴新惠夫妇团聚。
2017年6月23日北京进藏老同学及其家属在刘小汉 孙小梅家欢迎陈因硕 陈微夫妇及田洪均 廖晓华夫妇。
2017年11月23日在京刘小汉、孙小梅夫妇家举办«四普西藏羌塘岁月»回忆录首版发行庆祝会。
2018年8月李小聪，战若英一行九人重返格尔木，寻找三十多年前四普人生活工作过的记忆，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这是四普人都熟悉的小树林，今天已是参天大树。
（此照片及下面照片战若英提供）
左起：杨冬英(徐龙海夫人）、徐龙海、赵长湖、李翠芳、周才興、朱天成、辛永华。
于2019年5月，扬州
（以下照片赵长湖，李翠芳提供）
左起：徐龙海、赵长湖、周才興、朱天成、辛永华；
上半部摄于1991年扬州，二十八年后的2019年五人扬州再相聚，岁月催人老，神采依旧靚。
前排：胡林、辛永华、李翠芳；
后排：赵长湖、朱天成、周才興、马桂生。
姜健华、唐新桥夫妇看望雷受令
2019.5.13，济南雷受令家
老四普同事三十七年后青岛重相会
摄于2019年5月青岛 结束语
从1967年四普第一批建队人员进藏，至今已五十二年，从1982年四普撤编至今已三十七年，作为四普的一代地质人，当年的年轻人今天亦是花甲，古稀之年，更有耄耋老人，他们来到人生的暮年，他们子孙满堂享受天伦之乐，他们怀念过去，不时相聚，他们不忘魂牵梦绕的西藏羌塘，重拾记忆，他们把文字、影像留下，留给后辈，留给子女，更留给自己，记住四普西藏羌塘岁月的一段不可忘怀的往事。
编委
2019年6月14日 更新于 10-19
